民国湖南工矿业发展特征述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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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中，锑、钨、锡、铜产量明显回升；

轻纺工业中，醴陵瓷业、新化瓷业、浏阳鞭炮等产量增多，外销又趋活跃。

棉纺业、针织业、陶业、肥皂、电池、毛笔、印刷等轻工业，部分衰败，部分复苏回升，这一时期的电业继续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

1928至1937年初。

此段时间，湖南基本上处于何键统治时期。

在何键统治的前期，湖南政局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省政当局为巩固其统治，在某些经济领域采取过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

电讯、矿冶、部分轻纺工业以及比重很小的机械工业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轻纺工业中得到发展的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纺织工业；

如湖南第一纺织厂1928年恢复生产后，到1933年全年纺纱5756件，织布68．45万担，产值148．98万元；

湖南第一家现代印染厂福星机器印染厂和长沙裕湘机染厂均在此时期相继建厂开工；

长沙、湘潭、衡阳、耒阳、邵阳、平江、岳阳、湘阴、浏阳、醴陵、安乡、益阳、新化等13县有针织工业或针织作坊近276家。

二是缝纫工业发展较快。

1935年全省有服装店1158家，资本总额达173万余元，年产衣裤30万件。

三是印刷业和日用品工业有所发展。

1938年全省有印刷厂140家，产值达10．8万余元。

日用品中，制伞最为有名，因作工精细而广为行销。

官办的宝华玻璃公司生产的煤油灯、电灯罩、化学仪器、医药用具、日常装饰品等，亦大受市场欢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湖南的机械制造工业由单纯修配缓步跨入以制造为主的阶段，主要表现为机械制造、电器业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出现了一批以制造机械产品为主的厂家。

不仅能生产机床、粮油加工机械、水泵和收音机、收发报机；

而且能生产袜机、碾米机、印刷机、小内燃机、轧花机、榨油机、制砖机、针织机、缝纫机、救火机、漂染机等。

除轻纺工业、机械工业外，30年代湖南的矿冶业亦开始扭转长时期经济衰败的局面，出现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在湖南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第四阶段：

1937至1949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统治，将沿江工厂迁入内地，建设包括以“湖南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以“湖南衡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小区”，加之国难当头，军用、民用品的需求量亦迅速增长，因此，在抗日战争的中前期，湖南的近代工矿企业获得迅速发展，出现了近代以来，湖南工业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对支援民族抗战和稳定后方起了重要的物资保证作用。

其时，湖南的机械工业空前发展。

战前，湖南机械工业仅有数家机械厂，抗战爆发至1944年全省机械企业包括中央迁湘机械企业共计360家，工人近2万人，机器设备4000余部；

轻工业发展更为迅速，矿业得到急剧发展。

但从1943年至1944年，由于湖南大部分城市沦陷，工矿业亦急剧衰退，众多工厂或外迁，或毁于战火，或被迫停工，生存下来的亦濒于破产，抗战初期号称国统区第二大工商业城市的衡阳，经衡阳抗战后，全城几乎成为一片焦土。

抗战结束后，湖南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湖南省政当局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复兴计划，饱经战乱之苦的湖南人民渴望恢复生产，省政当局亦曾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全面内战爆发后，湖南当局立即转向战时机制，刚刚有所复苏的湖南经济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下，立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族工业纷纷破产，经济的崩溃，预示着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到来。

二

纵观民国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具有曲折缓慢性、不平衡性、脆弱性、依赖性的四大特征。

（一）曲折缓慢性。

在民国形式上维持37年的历史过程中，从总体上看，湖南工矿业发展十分缓慢，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民族资本企业生存十分艰难，尤其是轻工企业，原本就数量不多且规模狭小，大多长期处在困厄之中，加上战祸兵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经营大多时断时续。

如湖南唯一的近代机器棉纺企业湖南第一纱厂，1912年筹建，1917年建成，有纱绽4万，锅炉3座，550千瓦发电机3部，25马力和60马力电动机260余台，至1931年初具规模，简单投产，因受外来进口纺织品的挤压，加上战争的影响，1924年被迫停办。

1925年向英国银行借款30万元，继续经营，又逢战事，市场滞塞，亏损数十万元，1926年收归公办，直属省建设厅管辖，1927年“马日事变”后停工。

1928年5月由省建设厅拔款20万元恢复生产，9月开工，由于棉贱纱贵，产销对路，扭亏为盈。

抗日战争期间，工厂遭到敌机轰炸，主体部分一迁再迁，后落户安江。

长沙的工厂基本停工，长沙陷落后，该厂基本上已停产。

湖南第一纱厂是政府支持的官办厂，其遭遇尚且如此，其他民族企业的境况就更不用说了。

（二）不均衡性。

民国湖南民族工业的发展极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性除表现为分布不均衡外，主要表现为行业不均衡。

关于行业的不均衡性，突出表现为那些技术含量低、手工业操纵为主的企业发展较快。

因此民国时期湖南的机器制造业十分落后，直到三十年代初，大批沿江沿海企业迁湘，这种状况才稍有改变。

就行业而言，以矿业最为发达，因矿业的开采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力，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如1915年至1918年期间，湖南的锑、铅、锌、锰、锡、钨、金、煤等矿业，空前繁荣。

据《矿产杂志》中《湖南矿业之调查》载，至1916年止，新增矿厂8000家以上，其中锑业最多，次为铅、锌业。

据1918年调查，全国采金业13外，湖南占3处，采钨业5处；

湖南占2处；

采铅、锌业3处，湖南占1处；

采锑业4处，湖南占3处；

采锰1处在湖南。

在全国较大的30处金属采矿业中，湖南约占三分之一。

而在同一时期，湖南的轻工企业在当时全国22个行政区划中居于低下水平，从1919年注册的轻、重工业工厂来看，江苏是全国工厂最多的省份，有155家。

总资本为4085．6万元；

湖南仅11家，总产资本161．7万元，居全国第14位。

江苏平均每厂资本额为26．35万元；

湖南为14．7万元，平均规模仅及江苏的二分之一。

这种行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到3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但始终未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颁布的不均衡性。

主要体现为湖南的工业大多落户在长沙、衡阳、湘潭等少数几个城市，且尤其集中在长沙，广大的湘西、湘西南地区十分稀少。

30年代前期，湖南50多家机械60％集中在长沙，衡阳，邵阳亦有少数厂家，其他县市甚少。

这种状况虽至抗战的前期有所改变，其时，因抗战的需要，沿海沿江和本省长沙等地工厂有一批迁往湘西和湘西南，衡阳、祁阳、辰溪、洪江、新晃、芷江、沅陵、常德、大庸、津市等地一时成为内迁和新工厂的集中地。

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湖南工业集中在长沙等少数几个城市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三）脆弱性。

民国时期，湖南工矿企业大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下，因而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特征。

1923年《中国年鉴》所列湖南36家矿商的资本总共121万余两，30万两以上资本者仅1家，10万两以上者1家，1万两以上者13家，其余的21家均为1万两以下，平均每家3．3万两。

较为发达的矿业尚且如此，其他如轻工业就更不应说。

因资本不足，难以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当时厂矿业的大多数厂矿的生产技术仍停留在手工操作、土法开采阶段。

湖南大多数工厂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特征始终未有多大变化。

根据《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的有关统计，除矿业、交通运输业外，1933年全省工业4个行业，*****家，工人10万人，资金总额仅为*****万元，总产值仅为4197．56万元；

平均每厂资金仅为524．8万元，产值只有1813元。

这些工厂中，手工劳动占很大比例，如铁器业，主要是手工生产铁锅、铁鼎、铁犁头。

全省41个行业中，只有机器、电气、电器、印刷、棉纺等10来个行业为现代工业。

当时工业最发达的长沙有各类工业企业67家，使用机械动力的企业122家，仅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8％。

常德全县有工业企业46家，主要是玻璃、肥皂、织袜、织布、毛巾、皮箱、制伞、湘绣等手工艺和作坊工业，只有鼎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系现代工业企业；

湘潭有20多个行业的轻工业，使用现代机器电力的企业亦只有1家；

邵阳有633个工厂，现代企业只有3家；

衡阳新式现代企业亦只有5家，90％以上的工厂为手工业操作企业。

由于规模小，技术落后，因而稍有风吹草动，便告倒闭。

（四）依附性。

民国时期，由于国家没有独立主权，各列强为把中国变为原材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地，与军阀政府勾结，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从而使民国时期湖南的民族工矿业具有十分明显的依赖性。

如一战期间，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从而使湖南的民族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战争结束后，一度兴隆的企业又纷纷走向衰落。

1912年，英商支那矿业公司与华昌炼锑公司签订包销合同，规定锑品概归英商批买，不得零售他人，以此控制湖南锑业的发展。

一战爆发后，锑价急剧上涨，英商支那公司受战争影响，未按期收购，而华昌公司却因受合同限制，损失巨大。

1929至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和转嫁危机，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倾销其商品，湖南是受害地区之一。

当时湖南的煤油、汽油、机油市场完全被美、英洋行独占。

外国一些公司还利用我国关税实质上不能自主的缺口，或直接凭借武力偷运、走私，或明目张胆地向湖南倾销过剩商品，掠夺性地收购湖南的各种工业原料。

其时，美、德、法、日本等国的洋行，均纷纷勾结中国军政当局签订专卖合同，掠夺湖南资源，因此，为了企业的生存，许多民族私营企业只好走官商合办之路，以寻求政府当局的庇护。

但即使如此，许多企业仍难逃破产之路。

三

．民国湖南工矿业的畸形发展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反映，在国家无独立主权的时代背景下，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的。

同时，民国湖南政局的动荡不安，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战争兵灾与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该时期湖南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外资的挤压。

外国资本主义对湖南经济命脉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以下六种手段。

一是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进行掠夺。

民国成立后，中国未能取得关税自主权，列强首先是通过控制海关税率进行掠夺。

民国初期，湖南海关抽收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由中外双方共同议定，湖南和中国政府均无权单独自行制定税率，加上列强洋务司驻长岳海关监督，这就使帝国主义垄断了制定海关税率和征收管理的大权，使海关成为外商倾销商品的服务机关。

如长沙海关的进口正税值因此而在1919年至1923年持续下降，进口税率由5％降为不足2．5％；

其次是利用内地税特权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料。

湖南因此造成历年进出口贸易巨额入超，使白银大量外流。

如从1919年至1923年共入超1952万关平两，平均每年入超488万关平两。

二是开设银行、操纵湖南金融。

民国时期，日、美、英、法等国纷纷在湖南开设银行，吸收存款，进行铁路、矿业、工厂等各种放款，并兼理各种进出口贸易，从而牢牢控制湖南金融市场。

三是开设洋行，控制湖南市场。

如自长沙岳阳开埠至1923年前后，英、美、日、德、法等国商人先后在湖南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成立商业机构30余家，由外国人委托各地私商任经理，在湖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和收购网络，从而操纵湖南市场。

此外，他们还通过垄断湖南航运、开矿办厂控制湖南矿业，并与湖南地方军阀勾结、竭力搜括民脂民膏。

（二）战争兵灾的破坏。

民国时期，湖南战争兵灾不断。

严重阻碍了湖南经济的发展。

民国前期的南北军阀混战期间战火几乎蔓延全省。

醴陵地处湘东要冲，南北两军往来如织，掳掠烧杀，暴不可言，全城房屋8000余栋悉数付之一炬。

岳州为湘北门户，1918年北军屠城纵火，南关外已成废墟。

抗战时期，随着战局的变化，湖南的锑、铅、锰以及煤矿等，在几次长沙会战中就因战乱的影响而基本陷入停产。

机械行业在抗战前期发展较快，但在1943年后，在战乱、拆迁、停业中开始衰退，至1944年沦陷后众多工厂毁于战火；

轻纺工业中的机械纺织业也因战乱、疏散、拆迁而难以正常生产。

尤为严重的是一度兴旺的城市因惨遭战火摧毁，使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工业体系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

工厂集中的省会城市经“四战一火”几乎变为废墟。

仅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便使40多家工厂与5家银行被毁。

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抗战前期有57家近代工厂，是仅次于重庆的国统区第二个工业中心，但经1944年焦土抗战后，70％的企业倒闭。

（三）时局的动荡与军阀政府的勒逼。

民国时期，湖南政局始终动荡不安，仅民国初年的八九年间，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就先后九易其手，更替之频繁为全国各省所仅见。

任职最长也只有二年多，任职不到一年者即有4人。

而在此后的20余年中，国民党新军阀亦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长期的政局动荡，一方面使湖南的工矿业始终未能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一些军阀在离职前，疯狂勒索。

如汤芗铭督湘期间，不仅疯狂屠杀湖南革命党人，而且极尽勒索之能事，在杀害财政司司长杨德邻之后，将金库尚存的黄金一万两、纹银70余万两、银元100余万元悉行吞没。

同时滥发纸币，致使湖南“纸币充盈，汇水日涨，市面恐慌，达于极点”汤芗铭政府还擅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抵借外债，以作逃跑之计。

赵恒惕统治湖南期间，每月军、政费用高达100余万元，而全省财政每月收入不过40万元，省库奇绌，便对湖南人民巧取豪夺，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同时滥发公债、证券，迫令社会各界认购，不少民族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

即使在何键主政湖南的近10年内，虽然湖南工业相对过去获得了较大发展，但由于省局当局集中主要财力用于“剿共”战争，用于工业建设的财力极少。

总之，民国湖南工矿业因遭受帝国主义、新军阀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和压抑，加之时局的动乱，战争的摧残，以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从而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