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的小组工作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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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组工作：
社会工作专业的“标志”
小组工作，也称为团体社会工作。
在传统分类中，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社区工作并称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
虽然海外社会工作教育现在已很少对方法做如此分类，但是，不论是在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的划分中，还是在微观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的分类中，小组工作都有其独立地位。
它能将单个服务对象与其他服务对象连接起来的基本特质，无论对临床取向还是变革社会制度取向的实务社会工作者，都有重要意义。
对那些谋求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实务社会工作者（如，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而言，小组工作更是最佳的实践方法。
（一）当前小组工作的内涵
在有关小组工作的海内外专著中，对何谓小组工作并无统一说法。
这种情况既与不同作者对小组工作的理解差异有关，也与小组工作在各地区的发展状况有关。
在美国，1959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墨菲（Murfy）（译出）的观点是：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方法之一，它透过有目的的小组经验来增进人们的社会功能（刘梦，2003，p3）。
这个界定就相当宽泛。
特斯兰德和瑞沃斯（Tosland和Rivas）（译出）在1998年合著的教材《团体工作实务》则对小组工作做了更明确的限定，他们认为小组工作是：
在社会服务输送系统内的小型治疗性和任务性小组中，运用目标导向的活动来满足社会情绪的需求与任务的完成；
其中，目标导向的活动既针对个别成员也针对整个小组（许临高等译，2000，p25）。
这个定义不仅将小组工作限定在社会服务系统内，而且还包括了任务性小组。
即使如此，界定者仍认为这是一个广义的界定。
可见，小组工作在美国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已越来越精细化与专门化。
在大陆，小组工作的实践刚刚起步，社会工作教育界中较多地传授海外的定义。
在上海的社会工作实务机构中，比较一致的理解是：
由实务社会工作者或实习学生发起、由较少人数（通常5－20人左右）构成的群体、连续有主题聚会两次以上，即为小组工作。
近期在有的实务机构，聚会次数已被提到6次。
致于社会工作任务性小组，还远未出现。
这种萌芽状态的实践显示，本土对小组方法的认识主要是其连续性的小团体聚会。
（二）小组工作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小组工作方法正在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过程中“标志性”方法。
社会工作做为舶来品，在从高校走入实务领域中，面临着证明自身价值的考验。
在嵌入到原有以民政系统为主的社会服务系统过程中，对于何谓社会工作专业贡献，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
在这个过程中，小组工作由于下述原因而成为社会工作的“标志性方法”。
首先，小组工作填补了大陆人类服务领域的空白。
小组工作的小团体性质，既能关注个人又不仅仅关注个人，强调互动与互助的特点。
这种特性事实上填补了大陆人类服务领域的空白。
在“单位制”时代，社会服务输送形式中不乏个案工作与社区工作方法的影子，如，思想政治工作其形式类似于个案工作；
团组织、街道、居委会在社区中开展的各类活动，也与社区工作在形式上有相通之处，但是，工作者与成员有着平等关系的小组工作形式则相当罕见。
因此，小组工作成为社会工作走入实务领域时，体现其专业特点的独特方法，并获得了迅速推广与广泛运用。
其次，在社区与福利机构中，小组工作具有“可视性”。
社会工作是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的专业，因此其专业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方法的“可视性”。
就三大方法而言，小组工作最具有“可视性”。
个案工作方法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难以观察，究竟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如何进行，服务对象的转变如何体现，这些都需要长期训练才能观察得到，对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而言，很难看出个案方法的独特性。
社区方法的核心是居民自助、互助与自决精神的发动与培养。
这体现出一系列过程，但并没有形成特别具有“可视性”的技巧行为。
小组方法则有明显的“可视性”：
同一群组员连续性聚会，有互动游戏，有组员间的讨论，呈交给相关机构的报告也体现其科学性，因为报告中通常含有理论框架与过程及成效评估内容。
这些特点在那些谋求改变、力图进取的服务机构内受到重视。
第三，小组方法易复制和推广。
无论对社会工作实习生还是实务工作者，小组方法比之于个案和社区的方法，更具有可行性。
个案工作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及密集的督导，难以被缺乏训练与指导的实习学生和实务工作者实施，且由于人类行为改变的长期性和多变性，新进社会工作者也难以把握个案工作的精髓。
社区工作更适合有丰富阅历及人脉，并对政府主导的行政工作有了解的实务人员运用。
因此，新进入社区和机构的实习生和基层社会工作者就多选择小组方法来开展服务以确立专业身份。
并且，逐渐形成了易复制的实践模式：
小组过程主要由破冰游戏和体验游戏、主题演讲、讨论与分享构成；
第一节的内容较为固定，除了破冰游戏，自我介绍，主题演讲，还包括定合约，讨论小组目标与个人目标，评估；
最后一节的内容也很固定，总结小组主旨，组员道别，终期评估，多以户外活动或聚餐方式进行。
相对结构化的过程降低了难度，又不失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从而成为高校实习生及毕业生在从事实务工作中最愿意运用的方法。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小组工作目前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最体现专业特质的部分，“小组工作”这个名词也成为惟有社会工作届才运用的术语，在大陆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的进程中，小组工作承载了超出其专业意义的使命。
某种程度上，小组工作的专业化进程也标志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
二当前小组工作状况：
高校与社会服务机构内的小组类型
在小组工作的教材中，小组通常被划分为几种类型，常见有成长性小组、治疗性小组、支持性小组、社会行动小组。
这些类型反映的是相对成熟期的社会工作的小组状况，而在社会工作发展初期，最常见的小组是教育、娱乐与休闲小组，并且是与睦邻组织、男女青年会这类社会机构的出现相伴随的，是社会机构出现的产物（赵芳，2005）。
而大陆小组工作的出现是与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寻求专业特征就成为发展的动力。
教育、娱乐与休闲小组因无法体现专业性而不被重视，这无论在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中还是在社会服务机构中都一样。
（一）主流小组类型：
成长性小组
社会工作者带领小组的核心技能是使用语言与非语言工具增强组员的自我功能，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视角在最微观的层次上都透过这一过程来发挥作用，否则，即使实现了“助人”目标，也很难实现“自助”。
因此，虽然形式上小组工作比个案工作更具“可视性”，但是，在技巧上小组工作也同样需要长期训练，甚至比个案工作更难，因为还要善于运用团体动力。
在目前社会工作的小组实务中，由于训练不足，这类微观技巧还很难得到运用。
治疗性小组、支持性小组对社会工作者的微观技巧都有较高要求，治疗性小组通常依赖特定的心理学理论，支持性小组倚重社会工作者对促进组员沟通的语言与非语言技巧的熟练。
社会行动性小组虽然不太强调社会工作者的沟通技巧，但重视提升组员个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权威主义文化差别较大，不易被社会工作者掌握与运用。
因此，目前在大陆社会工作实务中，运用最广泛的小组形式可大略归为成长性小组。
成长性小组主要目的是提升自我意识和教导生活技巧，适合大多数人和情境，对技巧的要求也较具包容性。
如，目前较常见的体验性小组，工作员只要能完成游戏的带领，已能赢得组员的热情回应。
严格而言，这还不是合格的成长性小组，因为团体的动力是自动自发的，工作员的作用有限。
（二）新生适应与同辈辅导：
高校成长性小组特征
高校是小组工作教学与演练场所，高校成长性小组主要用于帮助新生适应，采用同辈辅导的形式。
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本专业大一新生开小组，组员控制在7－8个，主要目的是了解专业，认同专业，培养和谐寝室与班级关系，引导组员到社会中参加各种义务工作等，运用游戏、讨论、户外活动等学校教育中少见的形式（刘华丽，2003；
冯博雅，2007）。
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体现在关注个体的发展与适应的议题，主要是人际交往的经验交流，并没有精细的理论框架。
这类小组有很高的参与率，组员也比较喜欢小组进行的方式。
然而，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交流使同辈小组难于深入，尤其无法体现小组工作的专业性。
从相关报告可以看出，小组主题与过程有很大的随机性、模糊性，完全依赖工作员的临场发挥，这对还是学生的小组工作员挑战很大（刘华丽，2003；
在笔者看来，破解这一困境的方法有两点：
第一，将小组过程结构化，以降低对工作员的依赖；
第二，建立适合同辈辅导的运作模式，能将同辈工作员的经验不足、理论与技巧欠缺建构成同辈小组的基本特征。
笔者所在学校已开始尝试以体现这两个特征的模式来开展同辈小组工作。
这个新模式包括主题讲解－案例讨论－经验分享－组外作业－回组报告－形成共识的系列程序。
首先，围绕非常具体的某主题组成小组，如转专业小组、情绪控制小组、学生干部减压小组、校园资源小组、理财小组、减肥小组等，寻找主题与组成小组的过程就是社会调查与小组招募的过程。
当小组开始时，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沿用上面提到的较为固定模式，中间则沿用本模式：
围绕本节主题，工作员讲解相关信息，然后以案例或角色扮演方式呈现一个情境，之后工作员引导讨论与分享组员相似经验，当出现争论或缺乏信息时，这就成为小组结束后的作业，组员与工作员需分工寻找答案或求助，并在下节活动时彼此报告寻找的结果，最后讨论这些结果以达成某种共识（注意：
即便没有形成一致结论，那也是一种共识）。
运作下来，这一模式很好地处理了同辈工作员知识与技巧不足问题，并建立了工作员与组员的平等地位，推动工作员和组员诚实面对自己的局限并学习向外界求助，深化了小组的社会工作专业特点，在这里就是与组外广阔的资源联接，学会求助。
（三）情境模拟与交流：
社会工作实务机构成长性小组特征
上海的社会工作实务机构包括两类：
司法社会工作机构和民政福利机构。
司法社会工作机构是2003年成立的政府主导的社团组织，分为专责社区青少年工作、社区戒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的三个不同社团，社会工作者驻扎在街道，为居住在本街道的相关人员提供服务。
民政福利机构中，以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精神病院为代表的机构有较多的社会工作方法的探索。
其中，专为社区青少年服务的阳光青少年社区事务中心最热心推动社会工作方法的探索。
该中心运用量化的考核方式，要求社会工作者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个案、小组、社区方法实践，从而在短短几年间就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
在这里，小组工作普遍发挥了提供信息、教授技能、调动组员互动的功能。
这在协助社区青少年就业类的小组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就业形势讲座、面试技巧讲解与演练、户外开展竞争与合作的拓展游戏等三类活动构成了小组的主要内容，社会工作者主要是协调者和组织者。
其中，面试情境的模拟对社区青少年帮助较大。
另一类开展较多的是亲子沟通小组，对象是青少年或家有青少年的父母，两个小组同时进行的平行小组也有尝试。
与就业类小组比较，亲子沟通小组更能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因为处理的主题是对个体自我功能有重要影响的家庭。
家庭如何影响个体自我的生成与发展，对大陆大多数人来说比较模糊，在社会工作教育中也没有充分展开，因此社会工作者处理家庭议题还是非常有难度。
不过，借助角色扮演和角色交换等技术，基层社会工作者以协助“场景呈现”引发自然讨论的“无为而治”的方式，让青少年及其父母亲对日常互动有所领悟，从而分享某种程度的互相理解。
因此，在社会工作者理论与技巧都不成熟的情况下，能运用典型的生活场景来激发讨论，也能促动组员反思。
但是，对于反思是否马上带来行为改变，社会工作者还没能进行深入思考。
民政福利机构中的小组工作更偏重提升机构的服务质量。
如，儿童福利院开展的脑瘫儿童家长小组、大龄儿童回归社会适应小组、精神病院针对病人不愿服药现象的病人藏药小组，都体现了对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功能以提升服务品质的渴求。
这类针对具体问题的小组，都需有一定理论支撑才能有成效。
因为问题越具体，就越需社会工作者有独特理解及解决思路，能够构建介入策略，具有实施技巧。
由于主要是实习学生在带领这些小组，他们有时也会带入新的方法（如，将“怀旧法”用于养老机构），但是，在福利机构的实践中，小组工作还刚起步，因此，这些实习学生也很难带领反映机构实务并结合机构特点的、更具实际意义的小组。
以精神病院的病人藏药小组为例，这个小组的目标是什么，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角色有哪些，小组过程应取何种模式，在医生与病人的对立中社会工作专业的功能是什么。
在大陆当前的社会福利状况下，这些问题不是实习学生能轻易回答的。
所以，这类小组的开展将会引出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需要更深入思考的议题。
三关于推进小组工作实务的思考：
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
随着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的专业化发展，小组工作获得了广泛运用与快速发展。
高校、社区、福利机构都已成为小组工作的场所，并酝酿着有本土特征的小组模式。
前述讨论突出反映了本土小组工作还处在初始阶段，小组工作者训练不足，在过程中较为被动，依赖因游戏或活动而产生的组员间自然交流来发挥作用，还无法做到运用团体动力带动组员转变。
但是，因为小组能产生自然交流的状态对组员也有一定意义，特别是游戏与活动能带动组员投入小组，“情境呈现”也激发换位思考，所以，小组工作仍然是社会工作方法中最易产生效果、初做社工者最易入手的方法。
在此种情况下，要推进小组工作实务的深入发展，需要建立一种社会工作者普遍能掌握、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小组实务模式。
以社会生态系统论为基础框架、较为结构化的小组过程，应该是目前阶段较为适合的小组模式。
（一）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之一，它认为人的生存依赖于周围的社会环境。
环境可划分为三类系统：
非正式的系统，如家庭、朋友等；
正式系统，如社区组织；
社会系统如医院、学校。
个人出现问题，其原因在于个人与这些系统的互动出现问题，因此既不是个人必然有问题也不是环境必然有问题。
社会工作的任务是：
协助人们使用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以解决问题；
建立人们与系统间新的联系；
协助或修正人与系统的互动；
改善系统内人们之间的互动；
协助建构和改变社会政策；
提供实际协助；
等等。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的作用、强调个人对他人的影响（何雪松等译，2005）。
以社会生态理论为基础，小组工作可聚焦于环境的作用，寻找环境资源，教授服务对象与资源系统互动的技巧。
这可以避免正在发展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过于强调心理学的干预取向，重走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的老路，也避免使受训不足的社会工作者滥用心理学标签伤害服务对象。
关注个人与资源系统的互动也符合当前大陆转型社会的特征，随着“单位制”的瓦解，个人与系统的互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个人越来越需为自己负责，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发挥主动性，而环境系统也越来越需要了解并回应个人的需要。
这对深受集体主义传统影响、对个体行为缺乏探究的大陆的机构和个人都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并且都需要协助。
新生的社会工作应该义不容辞，担当此任。
西方小组工作的实务模式有很多种，最有影响力的是社会目标模式、交互模式、治疗模式，而在实务过程中，这些模式被整合运用，形成了重视小组过程的主流模式（许临高等译，2000）。
主流模式是北美小组实务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协助成员发展互助系统、协助成员在团体内和团体外发挥自治性功能、尊重小组发展过程是特别重要的特征。
这些对中国大陆的小组实务模式非常有启发意义。
目前，中国大陆的小组工作通常是短期小组，整个小组聚会次数在6次左右，在2个月内完成。
在这么短的期限内，小组常常很难达到成熟阶段，小组动力的作用也很难有较大发挥。
因此，以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会更易聚焦于目标。
结构化过程一般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开始阶段：
相互认识、概述小组、订合约、表达个人目标、组内倾听及反馈技巧、预估
中间阶段：
典型情境分析、讨论（社工带入资源系统视角）、联结资源系统的技巧、组外作业、分享作业，重复上述过程
最后阶段：
巩固小组要点、组后安排、道别仪式、评估
这一结构化方法借用了认知行为小组的模式（翟宗悌译，2003），但引入了更具包容性的生态系统理论，引导组员认识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尝试发起影响环境的行为。
结构化方式遵循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社会工作者和组员都能在短期内熟悉小组的运作方式，并投入到小组过程，从而降低了社会工作者带领小组的难度，。
（二）发展方向
上海的小组实践表明，在社区内开展小组工作，在招募与维持参与上都面临较大困难，场地、时间都很难保证。
这两个条件在机构内都很易做到，因此机构是更适合开展小组工作的场所。
而且，机构内的小组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能给小组以时间和空间走向成熟阶段，发展出团体动力来带动组员转变。
因此，在机构内开展小组工作应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
此外，对小组的评估研究也是未来重要的发展内容，特别是在机构内小组中，运用实验组－控制组设计来证明小组方法的有效性，能够在讲求效率与效益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更有利于争取政府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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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定红，肖燃（2007）“小组工作在同性恋者生存困境改善中的应用及其反思—以某“同性乐小组”为例的探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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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land&
Rivas著,许临高等译（2000）《团体工作实务》，台北：
双叶书廊有限公司。
Payne,M.著，何雪松等译（2005）《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Rose,S.著，翟宗悌译（2003）《青少年团体治疗－认知行为互动取向》，上海：
。
全文收录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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