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任官取仕制度之流变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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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任官取仕制度之流变上

中國歷代任官取仕制度之流變（上）

‧歷史月刊2006/12/27

要人群服從領袖，聽官僚發號施令，總得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作為。

因此，「一國的政權，究竟該交付與哪些人？

」錢穆說，這是研究人類政治的第一義。

任官取仕的辦法，自然成了政治制度史上的首要課題。

【文／黃延齡】

蜜蜂是政治性的動物，牠們有完美的社會組織。

然而，蜜蜂嚴密的社會分工，奠基在不同的生理特徵、成長日齡上；工蜂不會妄想成為雄蜂，護士蜂、侍衛蜂更不會因職務之便，密謀篡奪蜂后的地位。

牠們各按本分、各盡天職，整天忙得不亦樂乎。

人類可不一樣哩！

地位低的想往上爬，身分賤的要大翻身，甚至有誰也不服誰的傾向。

雖然亞里斯多德說：

「人是政治的動物。

」那多半是為了謀食、禦敵的形勢所逼，恐怕非生性使然。

要人群服從領袖，聽官僚發號施令，總得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作為。

因此，「一國的政權，究竟該交付與哪些人？

」錢穆說，這是研究人類政治的第一義。

任官取仕的辦法，自然成了政治制度史上的首要課題。

周代：

從封建世襲到游士崛起

（一）世襲制度的形成及完備

傳說中的「五帝」反映了「部落聯盟」的政治型態，舉凡共主的人選、官員的指派，都必須由各方諸侯開會決定。

堯、舜的「禪讓政治」，即反映了這種政權遞嬗的模式。

堯、舜也是人，難道他們沒有把家業傳給子孫的私心嗎？

《史記‧五帝本紀》載：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

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

」可見堯腦中曾閃過「父死子繼」的想法，但礙於兒子不肖，恐怕四方諸侯不服，才選賢而授。

舜傳位給禹，同樣因兒子商均不肖，才取消傳子的念頭。

「傳賢不傳子」非願也，乃形勢使然。

大禹建立夏朝，象徵進入「國家」階段。

他在會稽大會諸侯，防風氏的首領遲到，禹一怒之下將他處死，可見王權已經很專橫了。

禹傳位給兒子啟，奠定「家天下」的傳統，雖然諸侯們有幾次反撲（有扈氏反啟、少康中興事件），「世襲制」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

西周，透過「宗法制度」，以嚴密的血緣親疏關係，決定政治地位高低、管轄區域大小；並建立一套不可僭越的「禮樂制度」，擴張到全國層層節制，王位、官位的世襲制度乃告完備。

西周時期，誰能當官呢？

除了王室姬姓子弟外，另有建國的功臣，或者先聖先賢的後代。

他們分封建國後，繼承權及管轄權完全由其子孫掌控。

只有老爸是「貴族」，兒子才有當官的機會，「平民」與「奴隸」只有被管轄的命運，這樣的任官制度稱為「世卿世祿制」。

宗法制度裡的「嫡長子繼承制」，以「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為原則，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說：

「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於天，爭乃不生。

」即指此制有安定政權轉移的作用。

天子的嫡長子繼承王位，其他兒子則封為諸侯；諸侯嫡長子繼承封國，其他兒子則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采邑，其他兒子則為士，享有食田的俸祿。

可想而知，貴族人口不斷增多，但可封土地及可授官職有限，到頭來定有些貴族流落民間。

他們把知識技能帶到民間，讓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加上西周滅亡後，諸侯間彼此征伐，極需富國強兵的人才，平民、奴隸才智高人一等者，乃有機會躍上統治者舞台。

（二）封建瓦解後的游士社會

「貴族沒落，平民崛起」是春秋戰國的社會特徵之一。

想來貴族養尊處優，在體能、智能、耐力、毅力上都漸漸比不上貧苦出身的平民。

孟子說：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一旦讓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上戰場打仗的機會，他們必然想盡辦法鯉躍龍門。

一批有文化、善談吐、具備一定才幹的人，開始在各國之間游走，靠自己才能獲取政治地位。

這些人稱為「游士」。

孔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謀求一官半職以實現其「淑世」的理想，此即游士的典型。

蘇秦、張儀、范雎等人游說諸侯於朝廷，造成「布衣卿相」的社會流動，則是游士平步青雲的代表人物。

自然，國君求才若渴，廣為招徠游士的情況，形成了養士之風。

各國視游士為座上賓，供養禮遇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稱他們為「食客」；若賓客在該國就任官職，則稱之為「客卿」。

故此制度稱為「客卿養士制」。

商鞅在秦孝公時變法，以「軍功」定爵位，張儀、范雎等人拜客卿後，還要歷時數載立下軍功，才得以拜相。

「軍功爵制」瓦解秦國貴族特權，成了秦國任官的主要標準。

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完成中央集權，官員全由國家委任，正式終結世卿世祿制，建立一套俸祿制的官僚體系。

然而天下一統後，軍功任爵已不符時代所需，必須另闢一套取仕制度；可惜秦朝短命，未能完成此事業。

鄭欽仁說：

「秦自統一以來歷十五年，帝國竟此崩潰。

論者以為秦設置雖多，但用人制度不備；秦又以征服者的態度以臨六國之民，失業者眾，導致游士暗中活動，成為覆秦的原因之一。

」可見任官取仕之不善，亦足以導致大帝國的滅亡。

漢代到魏晉：

察舉制與九品官人法

（一）儒家道德主導漢代察舉

漢初，劉邦與功臣們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大臣陸賈談起《詩》、《書》中的道理，漢高祖很反感：

「我是騎在馬上打天下的，用得著讀什麼詩書？

」陸賈回答：

「可以馬上得天下，豈可馬上治天下？

……文武並用，才是長久之計。

」漢高祖接受了陸賈的建議，於公元前196年下詔：

「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要郡國推舉行義、耆宿之人，此為漢代「察舉」（又稱「鄉舉里選」，地方官員按一定名目考察，由下而上向中央舉薦人才）的開始。

公元前178年發生日蝕，文帝下罪己詔：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這種碰上荒年、水災、瘟疫、山崩、地震等「災異」現象，即下詔推舉地方賢能向政府進言、替國家做事，顯然與陰陽五行的天人感應說，有密切的關係；另外有特殊需要，譬如學術特別廣博，有奇才異能可出使絕域者，皆「不定期」下詔要地方推舉人才到中央來，這樣的察舉稱為「詔舉」（又稱特舉、特科、制科）。

能當官的人，光看品目就知，需要有特殊才能、公正無私；敢於直言、能夠獻策者。

無才無德、私心自用、人云亦云、牆頭草兩邊倒的人，若來當官，國家危矣。

這種人本身就是「災異」，豈可延攬入朝廷，誤盡天下蒼生。

察舉制度到漢武帝時乃告完備。

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獻對策，建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公元前134年，武帝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要郡、國等單位推薦孝子、廉吏各一位。

初期，因承襲秦朝連坐法，舉人不當必須受罰；加上孝廉重品行，應選的人很少，郡國執行很不得力，往往推不出一個人來。

武帝火大了，在公元前128年下詔，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處地方不舉薦的罪責；更嚴格規定：

「不舉薦，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

」從此郡國每年「定期」推薦當地孝子、廉吏各一人，此稱為「常舉」（又稱歲舉、常科）。

後來又規定「州舉茂才」（西漢稱秀才，東漢時避光武帝劉秀諱，改為茂才），州為郡的上級監督單位，故茂才人數較孝廉少，地位較高，一般推舉後任命為縣令。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讓漢朝「以孝治天下」，儒家道德成了當官的標準。

不論「詔舉」或「常舉」，任官之前都必須經過「策試」，內容為「諸生試家法（某一經學大師的經說），文吏課箋奏（治國安邦大計或時事對答）」，將儒家學術（經學）融入任官取仕辦法中。

這使得有資格被舉薦者，往往要有學術背景，主要則為太學生。

因此，當時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紙與印刷術未發明，用竹帛抄寫書籍，費用昂貴，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

能掌握經學知識者，才能取得官宦入場券，故時人說：

「黃金滿篋，不如遺子一經。

」有家學師承傳統的門第，因「累世經學」即容易形成「累世公卿」。

加上，察舉權在郡太守手上，經他察舉的便是他的「門生故吏」，將來在政治上得意，至少要對他原來的舉主報恩。

就這樣，察舉來、察舉去，每郡的名額總落在幾個家庭裡，這便成了後來所謂的「世族門第」（袁紹家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為其代表）。

魏晉世族社會的形成，即淵源於漢代的察舉。

漢代任官取仕除了「察舉」之外，另有「徵辟」一途：

由皇帝聘請才高德重人士，直接授與官職者稱為「徵召」；由中央或地方官員，自行挑選僚屬者稱為「辟召」或「辟舉」。

另外，漢代雖表面大張儒家旗幟，其實乃「王、霸雜之」，對於法家的「律令之學」亦相當重視。

官吏除了明經外，也要通曉律令。

這使得官員因稟性不同，形成了重視經學，以禮樂教化管理人民的「循吏」；以及重視律令，貫徹君主旨意統治人民的「酷吏」等二類官員。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27期】

中國歷代任官取仕制度之流變（中）

‧歷史月刊2006/12/27

東漢後期，察舉制浮現許多弊端。

最主要者，乃察舉以道德為科目，使許多讀書人不惜「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弄虛作假、沽名釣譽的事情屢見不鮮。

【文／黃延齡】

（二）九品重門第，官位分清濁

東漢後期，察舉制浮現許多弊端。

最主要者，乃察舉以道德為科目，使許多讀書人不惜「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弄虛作假、沽名釣譽的事情屢見不鮮。

加上前文所言，仕途幾乎被富豪權貴之家壟斷，其子弟道德才能又未必有過人之處，於是東漢桓帝時歌謠諷刺說：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代表民間普遍認為，察舉名不符實的流弊極深矣。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欲招攬安邦定國的幹才，乾脆推翻道德藩籬，以「唯才是舉」為標準。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頒布第四道〈求賢令〉：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陣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當時講仁講孝的儒家，己被視為僵化虛偽的形式；這使順應自然，不虛偽矯飾的道家，有了崛起的契機，此亦魏晉玄學發展的因地。

曹操求賢令昭告天下，道德高尚才能當官的觀念，已經蕩然無存。

顧炎武在《日知錄‧兩漢風俗篇》裡說：

「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不足，孟德（曹操）毀方敗常之俗，一人毀之而有餘。

」魏晉南北朝世族奢靡成風，士人侈言清談，敗壞朝政不以國家為念，與儒家道德的崩解，亦頗有關聯。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死亡略盡，王粲〈七哀詩〉吟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把當時淒涼悲慘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

這時鄉里間連一個熟悉的人也遇不著，怎能考核鄉人的操行和才能呢？

漢代以來的「鄉舉里選」制度，自然無從推行。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代漢稱帝以後，吏部尚書陳群制定「九品官人法」，此制成了魏晉南北朝主要的任官取仕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基本內容是：

由中央政府選擇「賢有鑑識」的高級官吏（基本上由二品擔任，偶爾也以三品充任，因為只有中正的品第高，才有資格去品評他人），出任其原籍州郡（因熟悉當地士人狀況，便於標定品級）的「中正官」。

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

他們向朝廷提供本籍人士的三項資料：

一是家世，稱作「簿閥」或「簿世」。

家世的高低與品第的高低必須相符，一貫望族的品第必高，寒門庶族的品第則低。

若祖父不是官吏，則很難入品選，也就是沒有當官的機會。

因為重門第家世，「譜諜」就成了專門學問。

二是狀，也就是士人道德才能的總評語。

三是品，即參考家世及狀所評定的品第，共分為九等。

這裡的品並非官品，而是鄉品，乃基層評定的意見。

取得鄉品才有入仕的資格，吏部則依此品第高低，作為分派官吏的標準。

九品官人法設制之初，並非一無是處。

它解決了漢末朝廷用人毫無標準的弊病，尤其武人不依制度在行伍裡濫用人員，趁此可以把當時不稱職者澄清除去。

然而，這措施畢竟僅止於救一時之弊，推行不久之後，很快就弊端叢生了。

東晉末年，劉毅即舉出九品官人法有「三難八損」。

三難是：

人物難知，愛憎難防，情偽難明。

八損第一即門閥之弊，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

另外則包括州都（大中正）一人難了一州之事、才德優劣顛倒、中正無法制約、品評標準失衡、飾非浮誇之風、品狀不符才能、中正循私舞弊等等。

劉毅由此結論說：

「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可說根本否定了九品官人法。

錢穆論及九品官人法的毛病時，亦提出二點說法：

一、人人想獲大中正品題提拔，便紛紛集中到中央。

結果地方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