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异同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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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清王朝时期发展到顶峰，“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最后一幕辉煌。
清朝设立军机处，使皇帝的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强化了君权。
清朝后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从洋务运动到“预备立宪”，清廷尝试了多种改良的道路，但对于皇帝掌握的最高权力仍丝毫不肯放松。
为了支付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导致的大量赔款，清政府将大量赋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人民生活苦难深重。
正因为封建王权的异常强大和顽固，决定了法国和中国不可能走上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道路，必须经过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方能使人民得到解放，不如此就不足以彻底推翻封建统治。
（二）革命性质及制度性成就
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都具备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从经济层面来看，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的情况下爆发了革命。
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都处于被压迫的境地，有掌握政权的强烈要求。
虽然辛亥革命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色彩，但从革命过程来看，其主要矛头仍是指向封建政权。
两场革命都完成了推翻君主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使命，因此其革命性质具有同一性。
两场革命都取得了一些制度性成就，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也印证了革命的性质。
1789年至1791年，在制宪会议的主持下，法国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持久的制度性成就。
例如，改造特权等级和天主教的法令、废除内地税和行会法令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旧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造，基本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预定要达到的目标。
《1791年宪法》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标志着法国从传统的贵族社会跨入近代公民社会。
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参议院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以三权分立原则组织政府，赋予国民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以上两部宪法虽然后来都被废弃，但它们的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权力，民众从此有权以法律为武器反抗任何暴政和专制。
（三）革命后出现的军政府和强人政治
在革命的后续方面，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1799年11月9日的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拿破仑建立执政府取代了督政府，开始了长达14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就夭折了。
1912年3月l0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结束，开启了长达15年的北洋政府军事独裁。
袁世凯于1916年公然称帝，试图建立袁家王朝，旋即失败。
两场革命后的情形如此巧合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共因。
两场革命后期，法国和中国都处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混乱状态，革命期间建立的临时政府无力克服危机，稳定形势、重建秩序成为当务之急。
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靠自身力量无法维持稳定、保护革命既得成果的时候，两国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结束混乱，这就为军人参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拿破仑和袁世凯各自统领着本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无论西哀耶斯（法国督政官）还是孙中山此时都意识到，借助军队的力量实现稳定、结束革命，是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两场革命后期出现的特殊历史条件，使民主共和制让位给集权体制、文人政府让位给军人政权，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两场革命的不同点
（一）时代背景
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相隔一个多世纪，分处世界近代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
这种时代背景的不同，也决定了两场革命的任务有着很大区别。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大规模手工工场生产是主要的经济形式，整个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世界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在革命爆发前的法国，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僧侣和贵族的压迫和剥削，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矛盾。
自“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后，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并不存在外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威胁。
这种情形决定了法国大革命是一
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任务即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虽然革命爆发后，法国面临欧洲君主国家的联合入侵而被迫反抗外敌，但此时欧洲各国干涉目的在于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阻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输出，并非要灭亡甚至瓜分法国，法国并不存在主权危机。
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西方主要国家此时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从欧美扩展到亚洲和非洲。
这一时期的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人民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这导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往往具备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
中国在近代长期面临着主权沦丧、国家被瓜分的危机，这种危机在《辛丑条约》之后发展到顶峰。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这种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双重任务。
因此也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分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
（二）领导力量及其组织形式
革命领导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场革命能否最终取得成功。
中法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决定了工业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尚不如手工工场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力量强大。
导致这种怪象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具备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国那样适合资产阶级发展的土壤。
18世纪的法国已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阶段，在商业中获利丰厚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经济政策扶持的对象。
法国自路易十四时期就开始执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保护本国工商业不受外国工业品的冲击，奖励生产鼓励出口。
法国大革命之前，除手工工场业发展迅速外，金融业也极度发达，包税人和银行家通过包税和放债左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资产阶级的财富超过了贵族的财产，成为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以至于“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除去几百家名门显贵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
反观晚清时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大量投资办厂，资本输出恶性膨胀，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形成了垄断地位。
辛亥革命前，外国资本已垄断了中国生铁生产的100％、内外河航运的84.4％和铁路的93.1％以及煤矿的76.3％，这相当于扼住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咽喉。
“洋务运动”又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官办资本，这些企业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
由于外来资本和官办资本的优势地位及享有的种种特权，加上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观念的消积影响，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举步维艰，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且具有天生的妥协性。
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了革命的号召力和彻底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两场革命领导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有很大不同，这影响到革命的复杂程度和是否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法国大革命不是由有组织的政党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
在革命最激烈的阶段，先后出现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革命理想各不相同的政治派别，领导革命不断向前。
法国大革命不具备一个孙中山那样的精神领袖和旗帜性人物，这大大加深了革命的复杂性。
在激昂的法国人民推动下，革命日益驶向一个未知的方向，以至于君主立宪政体和温和的民主共和政体先后被推翻，革命发展到全面的恐怖统治。
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辛亥革命显得更具组织性和方向性。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全国性政党，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国内外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明确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任务，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
在同盟会的外围还存在一些革命团体，协助同盟会开展全国革命，例如武昌首义就是在共进会的组织下爆发的。
当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后，大部分同盟会成员认为大业已成，辛亥革命迅速终结。
（三）指导思想
受制于时代背景和启蒙思想普及程度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有很大不同。
1789年《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是人权和法治。
宣言中强调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的原则，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意识。
《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改造封建社会、引导法国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指针。
从法国大革命精神中升华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更成为近代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其影响可谓深远。
但这种思想过于理想化甚至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脱离了法国的现实，以至于群众的激情难以遏制，资产阶级也无法控制革命的方向，1793年时革命的指导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全面恐怖。
这说明，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革命前启蒙运动积淀的精华，体现了“哲学家的精神”，它过于先进而超出了法国资产阶级所能驾驭的范围，因而带来了灾难。
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显得保守和狭隘，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在于，满族统治者相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属于“异族”，推翻封建统治者的过程夹杂着太多的民族仇恨情绪。
这种情绪自明朝灭亡以来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比如各地打着“反清复明”旗帜的会党。
为了笼络大多数民众、利用这种民族情绪，革命党人将批判的火力集中于清朝皇帝和政府，极力宣扬民族主义以求增强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与组织纪律。
具体表现在革命指导思想中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目标直指满清政府而非封建制度。
虽然提出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没有指明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也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削弱了革命思想对底层民众的号召力。
孙中山并未强调个性解放、人权自由，他认为中国人自由散漫如同“一盘散沙”，不能过分给予自由。
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灵魂——以家长为核心的宗法思想，辛亥革命也并未彻底清算。
（四）启蒙思想的普及和民众的参与程度
近代历史上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都是在几十年启蒙思想积淀的基础上，民众广泛参与的结果。
启蒙的要义，在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启发民众产生民主精神并甘愿投身革命，使人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同时，将逆来顺受的“臣民”转变为主动参政议政的“公民”，乃是构建民主共和国的基石。
因此，启蒙思想普及的程度，直接决定了民众对待革命的积极性，更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属于上层革命还是社会革命。
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
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
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积极鼓吹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专制，揭露
法国旧制度的弊端，惊醒了沉睡中的法国人民。
不仅如此，他们还初步构建了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例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法国大革命指明了方向。
1771年出版的由狄德罗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以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破除人民的愚昧，唤醒了人民的革命思想。
启蒙运动的深入使法国人民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他们因此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军。
法国大革命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比欧洲任何一次类似的剧变都要激进得多。
纵观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推动革命不断前进的是人民。
在农村是农民，在巴黎、马赛这样的大城市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由劳动贫民、小匠人、店铺老板、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组成。
他们是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参与示威、暴动和构筑街垒，他们因此也成为各个革命领导派别极力争取的力量。
从1790年起，在法国广大农村，没收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在削弱教权和贵族力量的同时，使参与革命的农民得到了回报。
在自由精神和利益回报的双重驱动下。
法国大革命在民众参与度上达到了近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与法国相比，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要艰巨得多。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逐渐接收西方思想和文化。
但直到辛亥革命前，这种思想变革只局限于中国的上层人物和分子群体。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大多局限于海外华人当中。
20世纪初，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等人鼓吹革命，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其受众都局限在官员、分子、新军、会党此类群体。
在人数最多的小市民和农民当中，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者大有人在。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不仅因为中国缺少启蒙家和深入的启蒙运动，更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小农与西方自由精神的强烈冲突。
中国封建文化中的自由观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自由观。
先秦时代的民谣《击壤歌》深刻反映了这种“小农式”的自由主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自由观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扼杀了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养成了国人逆来顺受的性格。
在中国偏僻的村庄，愚昧和无知笼罩着农民的一生。
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不过是又一场改朝换代的把戏。
民众以麻木、恐惧而好奇的态度观望着这场革命，听候命运安排。
即使有少量底层民众试图参与其中，他们也无法理解民主革命的精神，以至于出现鲁迅笔下“阿Q”式的悲剧。
缺乏民众的参与，导致辛亥革命沦为一场上层革命，革命党人失去了人民这一最强大的倚重力量。
（五）革命的彻底性和对王室的态度
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是以封建制度被铲除、资产阶级利益得到满足的程度来衡量的。
革命的彻底性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不单是由资产阶级力量是否强大决定的。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革命也并非“越彻底越好”。
在革命的彻底性上，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走向了两个极端。
在法国大革命中，废除封建制度、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在1792年之前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执政期间就已经通过一系列法令得以实现并巩固。
相对而言，吉伦特派更能代表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由于严峻的外国武装干涉和群众运动的推动，资产阶级已无法终止革命、维护吉伦特派的统治。
雅各宾派上台后，宣布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使农民成为永佃田的自由所有者。
限价运动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和经济自由原则，恐怖统治让有产者人人自危。
法国大革命至此发展到必须暂时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激烈程度，否则就不能动员起群众的力量抗击敌人。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评价道，“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后期则凡事不妥协。
”但这种革命留下的激进主义传统也有消极的一面，它使法国人民习惯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法国的政局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革命对待王室的态度，也反映了革命是否彻底。
法国波旁王室在革命中遭遇灭顶之灾，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都在1793年上了断头台，王太子也死于狱中，残存的王室成员逃到国外才得以保全性命。
法国人民在革命中对待封建王室的嫉恶如仇决不妥协，可见一斑。
反观辛亥革命，清朝皇帝是在袁世凯软硬兼施并以“优待条件”为诱饵的胁迫下，才宣布退位。
王室成员无人在革命中被诛杀，王室财产未被抢夺，皇帝退位后仍然保持尊号安居故宫，甚至享用着民国政府每年四百万两白银的“皇室费用”。
这种优待让故宫中的“小朝廷”又残存了十余年。
两场革命对待王室的态度差别悬殊，原因在于，法国革命领导者需要诛杀王室来迎合人民的激昂情绪，而中国王室则成为袁世凯要挟革命党人的工具，辛亥革命远未发展到诛杀王室的激烈程度。
（六）革命的结局
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都以军政府和强人政治登台而终结，但这种类似的结局不足以评价革命的成败。
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要看革命是否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以此标准来看，法国大革命取得了成功，而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
法国在18世纪晚期受英国影响，出现了工业革命的萌芽。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拿破仑执政后，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推进工业革命。
颁布《民法典》、《商法典》，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契约自由及其法律效力，这就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被恩格斯称为“总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规，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虽然拿破仑的军事独裁违背了民主自由精神，但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不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背叛，而是革命的延续、巩固和扩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北洋政府的统治却和拿破仑有着天壤之别。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取代满清的不是一个新政权，而是一堆不稳定的地区性权力结构，这些权力主要都握在军阀手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毫无民主自由精神，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反攻倒算，中国的腐败黑暗比清朝更甚。
（七）革命的影响力
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它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动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
这使法国大革命具备了世界性的影响，吹响了象征全世界走向自由凯旋的第一声号角。
随后的拿破仑战争将革命的征服扩大到全欧洲，同时也带去了法兰西革命精神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念。
法国大革命开启了1789至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正如列宁所说：
“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
辛亥革命是亚洲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一举推翻了君主政体，而同时期的俄国、德国、日本仍处于君主统治之下，这对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为可贵。
辛亥革命还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受其直接影响，1912年越南成立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主张。
1913年印度尼西亚成立民族协会，当地华侨组织人民开展了革命民主运动。
在印度、朝鲜、菲律宾等地，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最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号召力，整个亚洲都从沉睡中被唤醒，开启了亚洲“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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