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园研究报告1230提交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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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传统工业基地,拥有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
在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拥有大批较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吸引美、日等国的高技术企业在此设立面向欧洲市场的生产基地,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中心。
3、自然环境
由于高技术产业生产的特点,以及吸引人才的需要,工业园绝大多数分布在气候适宜、环境良好的地域。
绝大多数高技术产品,如微电子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一般要求空气清新（保持车间清净）、温度湿度适中,这是保持高成品率的前提。
此外,良好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吸引和聚集人才,而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是园区得以发展的前提。
如硅谷地处加州南部,濒临太平洋,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气候温暖宜人,是美国著名的阳光地带,硅谷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牧区,以盛产水果闻名,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位于新竹市东南侧,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周边无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环境良好。
从1978年动工兴建以来,吸引了大批高技术企业在此落户,更为可贵的是,吸引了大批海外留学人员,他们在新竹园区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4、基础设施
高技术产业不是孤立的产业,特别是综合性的工业园,要求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保证,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高技术产业尤其需要空运和高速公路的支持,由于分工精细,许多产品不在同一工厂或同一地区全部完成,利用制品轻小、单位价值高的条件,多用航空作长距离的运送。
此外,完善的空运和高速公路系统还有利于人才与信息的交流。
因此,绝大多数科技工业技术园区都邻近空港,甚至出现了向空港集中的趋势。
如硅谷所处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世界上空港和航线最密集的地区,高速公路网也十分发达。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通过高速公路与岛内主要城市相连,至中正国际机场约40分钟行程,交通十分便利。
（二）工业园的功能定位
工业园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其所在地区区位因素的支持和制约,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各具不同的比较优势,工业园的功能定位也因此各不相同。
早期的工业园,如硅谷、“128公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和发展,而稍后的工业园大都在事先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定位。
1、定位于实现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这类园区位于传统的智密区,拥有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例子包括硅谷、“128公路”、北京中关村等。
硅谷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在斯坦福研究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担任该校副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的特曼教授认为:
一所好的大学不该是象牙之塔,而应该成为一个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中心。
他热情鼓励和帮助该校的教师和学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创办自己的高技术企业,特曼主张把学校的一部分土地对外出租,并特别优惠斯坦福大学有志于开办公司的教师和研究生。
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正式成立,这被视为硅谷的开始,这里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成百上千的高技术公司云集于此。
“128公路”位于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这里高技术公司沿高速公路呈线性分布,形成仅次于硅谷的工业园。
这也要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鼓励学校教师和学生创办高技术公司的优良传统,麻省理工学院成了创办高技术企业的摇篮,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与该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量科研成果由此得以商品化和产业化。
以硅谷和“128公路”为代表的工业园在发展的初期功能主要定位于实现高校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随着园区的迅猛发展,企业的自身创新能力大为提高,不少企业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先者,园区逐渐成为技术创新中心和源头。
在园区内企业自身创新能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企业与高校仍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英国是继美国之后发展工业园的国家。
二战以后,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英国从上至下都急于摆脱落后被动的局面,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奋起直追。
1972年在赫利奥特瓦特大学建立了欧洲第一座科学园。
1975年,剑桥科学园建立,这是欧洲最为成功的科学园之一。
英国的科学园主要是实现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言:
“科学园是孵化厂,不但要在这里孵出小鸡,将鸡养大,而且要使其中一些成为能下金蛋的鸡。
”
2、定位于实现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这类园区通常位于传统的工业区,拥有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典型的例子包括苏格兰硅谷、日本九州硅岛和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等。
苏格兰硅谷所在的苏格兰中部地区历史上是英国重要的传统工业基地,许多对人类历史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如蒸汽机、电报、雷达及自行车等都源于此地区。
二战以后,英国经济不景气,传统工业遭到美、日和其它西欧国家的激烈竞争,使苏格兰中部地区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
面对严峻的形势,英国政府从50年代末实行减税和奖励投资的办法吸引外资。
1975年,苏格兰发展局成立后,又积极到美、日等国游说招揽外资,IBM公司、NEC公司、三菱公司等纷纷到此设立工厂。
这些公司在该地区设厂的重要原因是该地区有较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
苏格兰发展局除制定措施吸引外资以外,还致力于发展大学与工业的联系,提供公司咨询服务,支持本地传统产业的公司转产电子信息产品,为苏格兰硅谷的发展到了重要作用。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使该地区从萧条的传统工业基地一跃成为全英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
九州地区历史上是日本钢铁工业的发源地,工业基础是钢铁、造船和食品工业。
由于资源、环境、市场等条件限制,传统产业处于严重的衰退状态。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九州地区以建设工业园为契机,吸引日本国内的高技术企业在此设立生产基地,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主的尖端技术产业,使九州在80年代一举成为日本微电子工业的基地,被誉为“硅岛”。
3、定位于为国家科技发展积蓄潜力和后劲
这类园区由国家出面主持,不是依靠传统的智密区,而是依靠迁入园区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典型的例子包括:
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研究园地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
筑波科学城位于东京东北50公里处,占地面积27平方公里,此地原为农业用地,有良好的自然环境。
长期以来,日本不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因而难以自发形成类似硅谷、剑桥科学园那样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高技术聚集区,而筑波科学城的建设试图通过政府大力扶持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从1968年开始实施城建计划,前后一共花了近20年时间,耗资超过100亿美元。
日本政府将所属9个部（厅）的40多个研究机构迁往筑波科学城,形成以国立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促进大型科学项目的研究。
筑波科学城主要依赖政府的力量推动而成,市场的力量始终未能发挥主导作用。
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没有达到国家规划者预期的效果,1984年规划人口10万,实际人口只达到3.3万,其中只有7000人直接从事非政府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二、工业园的通常发展模式
世界各国的工业园区,就其功能和结构而言,发展模式大体上可分为研究园、孵化器、高技术加工区、科学城及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模式的复合模式。
（一）研究园模式
研究园凭借雄厚的技术和人才资源,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等是较典型的研究园。
高技术企业的总部和研究开发部位于区内,而生产基地很可能分布在园外。
这种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智密区的优势,规避了智密区劳动力价格高昂,土地等资源稀缺的缺陷,也有利于保护研究园良好的环境。
硅谷、“128公路”等著名园区的企业,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渐将生产基地移至外地甚至海外,如既有大片土地又有廉价劳动力、自然条件优越的德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以及东亚地区,于是出现了达拉斯—奥斯汀的“硅草原”、菲尼克斯的“硅沙漠”、斯普林的“硅山”等等高技术加工区。
而硅谷、“128公路”本身逐渐向研究园模式转变,主要集中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
北京中关村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也逐步向研究园模式转变。
实际上,四通、联想等高技术企业在充分利用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和研究能力的同时,将其生产线移至外地,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二）孵化器模式
孵化器用来帮助有潜力的企业家将其初创的尚不能独立运作的小企业转变发展为能够获利的企业,它大大减少了企业发展初斯的风险,提高了高技术企业创业的成功率。
孵化器即可以独立地存在,也可能附着于其他类型的工业园。
一般而言,研究园大都同时具有孵化器的功能,这些园区实际上扮演了研究园与孵化器的双重角色。
在强调扶持骨干企业实现规模化、国际化的今天,通过孵化器源源不断地产生高技术小企业仍是一个工业园真正生命力的源泉。
（三）高技术加工区模式
高技术加工区是高技术企业的加工基地,主要从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较少进行研究开发工作。
日本的九州硅岛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该地区是日本的集成电路生产基地,这里集中了大公司的生产工厂,但研究开发部门主要设在东京、大阪一带。
此外,苏格兰硅谷、“硅草原”、“硅沙漠”、“硅山”等也属于这类模式。
这类模式同样也是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如能与研究园形成紧密的联系,协同动作,必将产生良好的效果。
（四）科学城模式
科学城作为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集结地,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持。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科学城对周边地区及其企业的辐射作用日益增强,随着高技术企业的靠拢和渗入,当今科学城逐渐发展成为以研究开发为主,同时兼备高技术生产、服务功能的一种新型社区。
典型的科学城有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研究园地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
科学城的创建和发展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具有利于实现政府目标乃至显示国家实力的优点。
但投资巨大、政府负担沉重、建设周期长,还存在机制不灵活、高技术产业化效果不佳等缺点。
因此,这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采用很少。
（五）复合模式
复合模式是指以上两种或多种模式的复合。
实际上,大数工业园不是单一、简单的模式,而是两种或多种模式的复合,当然,往往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居主导地位。
园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是兴办和发展工业园所必须明确的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可能在园区发展过程中依靠市场机制得以自发解决,但如果能在兴办园区之前和园区发展过程中利用政府职能,顺应市场机制,有意识地、前瞻性地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力地推进园区的发展。
实际上,各国、各地区、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发展高技术产业,兴办工业园应坚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原则,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园区的协调发展。
三、中国工业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建立工业园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由于工业园提供了自由生长的土壤，打开了自由进入市场的道路，高新技术产业才得以在中国广泛的经济世界迈步前进，并在过去十几年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增长方式。
到2002年初，中国的工业园已办起2万多个企业，53个国家级开发区中的大部分均以各项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40％以上的速度向前发展，涌现出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1200多家，过10亿元的140多家，过百亿元的企业亦已凸显。
事实是，这一进程并不因世界经济趋缓而减速。
技术领域的疾进为中国的新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和无可置疑的发展空间，也孕育了更大的雄心：
“十五”期间，国家高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将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
到2005年，技工贸总收入达到3．5万亿元，工业总产值3万亿元，利税3200亿元，出口创汇600亿美元，工业增加值8000亿元，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60万元以上。
这是一种惊人的进步。
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工业园所创下的发展速度，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的奇迹，也成为世界工业园区发展中的奇迹，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资本的流向。
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给中国工业园乃至整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人们的目光开始专注于新经济所展示的社会前景。
然而，新经济提出的新需求仍难以迅速得到满足，还有一些地方尚未从普遍的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利益。
作为20世纪80年代政府直接组织管理的经济领城，体制与机制方面的创新尽管先进，仍不免与迅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发生龃龉。
由于已经取得成功的范例，人们已越来越不能容忍还存在的障碍与缺点。
要继续前进，显然不能期望因循往昔的进步得以实现的老路。
使这些开发区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前提，即适应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给中国的新产业成长乃至整个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
如何更快地迈向既定的目标，中国再一次吸引世界的关注。
（一）核心竞争力问题
高新技术开发正成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耀眼亮点，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给中国工业园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但是，与国外企业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成为中国工业园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创新是中国高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创新能力弱也是伴随中国高新区发展进程的隐痛。
国内开发区总体上技术引进多，消化吸收少；
模仿的多，原创的少。
正因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使国内广大工业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实力。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是手机，国内手机用户超过1．5亿，但国产手机只占市场份额的10％；
另一个例子是药品，在国内市场的3000多种西药中，99％为仿制，近年来生产的800多种西药有97％以上为仿制。
国家医药研发计划和项目指南几乎成了外国药厂的产品目录。
中药是中国的传统产业，而在国际植物药市场，中国的中药产品所占份额仅为3％--5％。
不少开发区一味争夺项目、追求产值，忽视培育包括专利、知识产权在内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加剧了对外来技术的过度依赖。
这种依赖不仅已经体现在现有国内一些知名品牌的发展思路上，而且已经影响到一些企业在应对入世挑战所作的决策中，最终将影响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的能力。
在产业技术领域，中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韩国的1／4。
近15年来，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在中国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是6．4：
1。
在信息技术领域，外国人在中国的发明专利占90％。
中国虽然已成为IT产业大国，但CPU等关键技术为跨国公司所垄断，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产品采购成本高而附加值低的局面。
更为详细的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01年专利申请情况：
在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申请三种专利申请中，前两项的国内企业申请比重分别高达99．4％和93．1％；
而在63000多件发明申请中，国内企业、国外企业各占47．4％和52．6％。
国外企业发明专利占其三种专利总量的87．8％，而国内企业发明申请仅占其三种专利总量的18．1％。
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申请职务发明专利的明显差距：
国内企业申请14700多项，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不足50％；
而国外企业申请达31880多项，占国外发明申请比重达95．8％，申请量是国内的2．16倍。
这些差别表明，国外来华企业更注重于技术含量高、专利保护期长的发明专利，同时也表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亟待增强。
研究开发经费少是制约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内企业研发费用的总和仅仅只与一个微软加一个英特尔相抵。
微软2002财年的研发费用是53亿美元，英特尔为41亿美元，国内研发经费总数近几年来平均也不过800多亿元人民币。
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有关数据，国内大部分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不足销售收入的1％，这与国际大公司至少15％的投入相比差距太大。
西部地区比例则更低。
最新统计表明，西部地区共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近4000家，其中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只占1／3左右。
西部一些省区科研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
以制药业为例，国外大公司科研开发投入平均占销售收入的20％左右，中国企业的比例仅仅是2％左右。
国外药物研究机构基本上没有独立于生产企业之外，而国内多数药物研究机构根本无力独立，还在吃“皇粮”。
即使已进入新经济前沿的高新区，不少企业主要还是以生产为中心拓展事业，其研究和开发仅仅停留在改良生产工序，以及将产品向更市场化方式转变等水平上，仍有“穿新鞋、走老路”之嫌。
再以北京中关村为例：
这里聚集着70多家高校和重要科研机构的50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超过了美国硅谷的30万人。
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关村每年推出的数千项科技成果中，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还不到10％。
专家认为，中关村目前还只能作为一种高新科技企业的聚集地，离真正成为带动高新产业发展的原动力还相差很远。
中关村存在的另一个深层问题，就是企业间只搞垂直整合，而缺乏垂直分工。
一个项目要从头做到尾，互相不合作，结果是许多企业长不大、活不长。
2001年北京市由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一项历时半年的调查表明，中关村实际上没有龙头企业，也没有龙头产业，更缺乏龙头产品。
在中关村，有能力开发新产品却没有能力使之商品化现象的广泛存在，导致整体优势迟迟未能体现，元器件的供应也大多依赖于从国外进口。
许多企业因感受不到行业整体的力量，只能自己单兵作战。
例如，中关村企业的自主开发技术占到了3／4，多数企业在进行商品化合作时选择的多是外地企业，选择与本地企业合作的较少。
与此同时，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互动关系也未能建立起来，即使产值和效益都比较好的明星企业，也未能很好发挥出明星效应。
参与调查的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关村企业的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中关村的大部分产品仍然建立在外来平台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上下游关系。
尽管也出现了像联想、亚信这样快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但总体上国内高科技园区还是“小舢板”太多，“航母”太少，甚至已存在大批总也长不大的“小老企业”。
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已成为中小企业的栖息地。
苏州工业园堪称国内高科技园区的佼佼者，吸引外资、出口总额、利税均名列前茅。
但园内有一定规模的数百家企业几乎清一色来自欧美、日韩、台湾。
而中关村有近7000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有规模的100多家企业的产值占了整个中关村企业产值的80％。
有专家指出：
只有孵化机制而没有孵强机制，是高科技园区内大批企业难以长大的症结所在。
据科技部负责人披露，“十五”期间工业园的工作重点包括：
一，帮助有一定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工作，直接参与国际高新技术竞争；
二，进一步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大力扶植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三，加速吸引国际高新技术资源；
四，帮助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
（二）融资瓶颈问题
科技成果产业化之难以实现，除体制、机制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资金供应。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是一个漫长且充满风险的过程，更需要不断的资金支持。
在银行贷款规模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国家科技部1997年开始尝试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整合各高新区对债券融资的需求，开辟高新区建设融资新渠道。
经国家计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8年6月组织发行了3亿元三年期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债券”。
受惠于这一债券发行的有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开发龙头工程海龙智能大厦一期工程、苏州高新区园区供水工程、重庆高新区二郎科技城枢纽工程公路立交桥等。
但开发区债券的发行成功，主要是支持一批高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缓解了高新区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压力。
相当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均虞资金不足。
据介绍，广州工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中最多时有60多家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资金短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甚至到了“卷铺盖走人”的窘境。
尽管广州1999年就颁布规定：
政府每年从科技三项经费中安排一定经费作为留学人员科技创业资金，用于留学人员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的前期资助。
但由于考虑到投资风险等种种因素，加上欠缺专业、中立的专家评估机构，此项资金迄今尚未发挥预期作用。
而北京中关村在2001年纳斯达克股市陷入低潮后，众多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激情都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包括国内二板市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包括许多包括“海龟派”在内的创业人才由于缺少后续资金不得已离开了中关村，一些相当出色的创新团队和创新思想受到遏制。
2002年初举办的第三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技术成果交易会期间，中关村推出了200多项创新和产业化项目，涵盖了国家鼓励发展的微电子技术、纳米材料技术、生物医药工程技术、基因重组技术等领域，代表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目前产业发展的先进水平。
据初步统计，这些项目的总融资需求超过14亿元，其中最大的项目融资额为1000万美元。
中关村如今正处于“求财若渴”之中。
就资金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融资方式的创新。
据经济学家考察，美国大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与资本市场上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美国风险资本公司为其风险投资所筹集到的资金，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约每年在30亿--50亿美元之间；
而90年代中期以后，风险资本急速膨胀，平均每年高达250亿美元。
相应地，风险资本进入实业的过程由5年左右缩短到一年都不到；
新公司从初创到公开上市的平均周期，由十年前的6年左右，缩短到现在的2--4年。
自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后，中国纷纷成立风险投资机构。
据估计全国已有风险投资公司近200家，投资资本总额超过300亿元。
然而，风险投资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却不很理想。
经济学家分析，风险投资的功能难以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为主导风险投资市场，其中大部分风险投资公司是由政府出资、政府管理的，采取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形式。
风险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以往股本结构纯国有化的保值增值理念，给拓展风险投资事业带来局限，也不利于迅速聚集社会资金。
风险投资机构的严重不足、运作不完善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政府的风险投资力度小、投资面窄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国际经验，风险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相应地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应是民间，而非政府。
借鉴国外“官办”风险投资机构的成功经验，现有的具有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应该主要投资于创业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种子资金等早期资金，以发挥引投领投和拾遗补缺作用，引导和补充民间及其它渠道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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