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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中国哲学?

如果西方哲学具有普适的对应特性,我们大可只学习西方哲学。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在中国寻找哲学,而应在中国发现哲学,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抗拒中国文化的客体化地位。

我们的哲学史不应该是在中国文化的资源中“寻找西方化的系统概念表达”,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丧失。

我们应当谨记,中国文化是原创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自我更新需要不断的自我否定,在反省中成为自我,寻求自我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的哲学史也不能是指向封闭和“定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史仅仅是做为对象的中国哲学,我们似乎忘了,我们正生活在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我们不能站在中国之外将其做为对象来阐释,而是站在它之中,对它的可能性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践行。

 

第三个问题想谈谈什么叫“是”(是的迷思)

“是”为一种独特的存在。

万物皆此时此地的“此在”,它的“所在”即“所是”,它的所有可能性在于其“已是”。

唯人始终处于“是”的潜在状态中,人是种向着可能性的和能够开放可能性的“能在”(人的特点在于没有现成可能性的情形下开创可能性)。

而文化体(客观精神)是一种比个体生命(主观精神)更高的“能在”,它存在的方式就是时时向可能性开放,因此我们不能用“是”来介定中国文化,否则中国文化就在我们的叙述中客体化,成为了对象中的中国文化。

这样的中国文化迟早会终结,因为这种叙述已经是“完成是”,说“中国文化是……”的时候,它成为“已是”,不再具有开放的可能。

所以如果沿着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继续,我们只能“照着讲”“接着讲”,我们的框架是西方的,而中国哲学在我们之外,是一具正待解剖的尸体,而非一个活活的“能在”。

下一个问题则是汉语性思想的问题。

以回应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自我认同的。

事实上,语言的边界是文化的边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母语的身体节奏,正如北岛所说“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而“真正的诗歌是翻译剩下的部分”,是无法跨文化沟通而内涵于文化本身的节奏感。

所以中国哲学更重要的是它将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救赎,如何伟大的人格典范,来凝聚中国文化的秩序?

最后讲讲学这课的态度和方法,这是要求,而不仅仅是观点:

1、现代性宿命。

汉语本身的断裂造成了思想的断裂,我们已经找不到直接激活中国资源的道路,任何的转译都必将失败。

所幸我们还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唯一的方法是“用体温去融化”。

2、仰视。

不需要现代生活的自我复制式的自我理解,最卑微的渺小就是否认伟大,甚至认为伟大跟自己是一样的。

3、我们所有的思想资源都是别人的,在这个阶段,你们还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不可能有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希望你们在保持思考的愿望与激情的同时,学习思想的技术和模式。

4、我们不再有权力和可能发明全新的文明,一切都是再诠释而已。

5、有怀疑的技术,更重要的是确信的技术。

6、致敬,承认伟大,构想伟大。

第二讲孔子

(一)

一、以孔子开篇的理由

1、孔子纪年确切,资料详实。

2、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高于老子(陈鼓应认为中国文化是道家主流,认为《易传》为道家作品)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孔子对中国思想奠基性的作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西周开辟的礼乐趋于崩坏的时代,文王、周公创制的礼乐,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开端。

孔子在这个时代想有所挽回,有两条道路,一是复古,回复西周的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制礼作乐的精神,二是开新,在那个时代,复古就是最大的开新。

谈一点“制礼作乐”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最大的缺失是生活形式感的缺失,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堆肉,谈不上善恶。

《中庸》讲,非圣人不易礼不制度。

圣人的作用是什么?

一是领会礼、乐的精神实质,二是把礼乐形式化,通过色彩和声音变为可触,可感,直接和触觉的灌注力。

因此我认为,礼和乐是中国哲学的根基。

顺便谈一下我们现在的改革,现在是一个过于频繁改革的时代,很多改革没有充分的展现它的可能性就被新的改革所替代。

另外我们往往重视制度而忽视了改革者的品德与能力问题(这是一个是不是人都想不朽的时代)。

孔子被汉之后的人成为素王,有德而无畏。

他在理想碰壁后转向了教育(大成至圣先师)以及文化典籍的整理(删述六经),展现对文化实质的理解。

此后中国文化都受这两项工作基本气质的影响。

孔子文化的“大体”:

中国文化本根中最高价值的人格化体现。

上古-周代的文化积累,价值演变至孔子得以集中的绽现,中国文化此后虽历经磨难而终而不坠,孔子为其奠基人。

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不能容忍的精神气质是普遍的猥琐,我们缺乏构想伟大的能力,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再渴望伟大,于是在想象中将所有伟大拉回自己的层面。

二、孔子的生平

几乎历代的所有伟大的人都以孔子做为最高的价值(除了墨子和庄子外篇中的极端人物)。

孔子(前551-前479),其父武力绝伦,《左传·

襄公十年》“手托悬门,全身而退”“娶于颜氏,六十得孔子”。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他拥有贵族身份,但是经济状况并不好。

孔子少孤,“贫而贱”“多能”――“多乎哉?

不多也”“多能鄙事”。

“学”:

志于道。

三十而立于礼,三十岁开始教授徒弟,对象为“士”。

什么是“士”?

徐复观先生观点:

中国古代“士”的来源为脱离土地的农民(自由城民,从政大军)

我的观点是“士”来源于贵族的旁支。

孔子的目的是为了将“士”培养成为有道德的君子,而非“仕”“禄位”。

“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

只有士能够无恒产而有恒心。

“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贵族坚持己见,哪怕对方千军万马,而民主时代,正确与谬误取决于数”。

孔子将他之前“士”由高贵身份引发的不可言传的高贵整理和发展,在生活细节中贯注端庄。

孔子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因为在真正的乱邦没有人能保持尊严,而这尊严是高于我们的生命的。

而后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多。

五十一岁被鲁国季氏任用为“大司空”“大司寇”。

主张“堕三都”(臣无藏甲,大夫无百治之城”),毁叔孙的“郈”,季孙的“费”,攻“成”不克。

当时贤者都主张“尊公室,抑私家”,但此事危而难成,孔子的主张没有人公开的反驳,“以羇旅之臣,得政”“积月……三桓不疑害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足见孔子之人格魅力。

周游列国经历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推说不知,翌日离去。

汉语不适合表达琐碎卑略的事情,不是所有能进入言说的表达都能进入书写,汉语不适合写小说。

文明的创造力不在于能出多少“艺人”,而在于能出多少“君子”。

现代的情形是以艺术的名义胡作非为,以思想的名义胡说八道。

陈、蔡绝粮,从者病,孔子弦歌不绝。

子路“君子亦有穷乎?

”“君子不穷小人穷”。

晚年几大挫折

颜渊早夭,司十二岁而亡(孔子哭之痛,天丧予)。

子路死于非命(天祝予-诅咒)。

鲁国西狩获麟,麟乃仁兽,凝结着文明的某种最高的价值,获麟标志着文明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类似虚无主义。

晚年文化贡献

“吾从卫回鲁,乐始正”“晚年喜易,韦编三绝”。

《易传》“十翼”。

撰《春秋》,一字褒贬。

卒于七十三岁,“子贡为孔子守丧六年”。

孔子乃让灵魂震颤感动至深的伟大真理与价值。

孔子的家庭和容貌

教育儿子“读诗乎?

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

“君子远其子”“惟女子与小人难处养”。

孔子“长人”,“九尺六寸”。

富有幽默感,最厌恶老好人和无所事事的人。

三、一生志业(理想;

自我人格塑造;

欣赏的生活)

1、理想:

回复周代的制度。

“待价而沽”。

2、所安:

“老者守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最确定的确定性)

3、好学: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平静而安宁,纯粹的愉悦。

4、“用”与“舍”:

内心之平和愉悦。

“对生命的肯定力量”“强势的生命力”。

最后用儒家对水德的判断结束这一讲“逝(进)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不断奔涌向前,“进德之不息而有本”“源泉混混,盈科而后进”。

第三讲孔子

(二)

一、论孔子之成德(个人教化的总体精神)

汤用彤:

魏晋以前,中国固有传统强调圣人(完美个人人格)是不能通过后天达到的(魏晋玄学尤其)。

“不可学而不可至”

佛教:

不可学而可至。

宋明理学:

可学而不可至

孔子:

1、 

人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德行

2、 

人提高德行进展是无限的(没有强调圣人不可学不可至)

“为君子儒”

1、公冶长“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A听不懂

B孔子很少讲行而上的终极思想

“20世纪以形上学为形式的哲学已经终结”

孔子的高深思想不针对高深的问题,读《论语》难在语境,他并不跳出语境抽象的表述。

2、“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3、“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无”“不可思议”,思想的日常性、世间法。

(佛教:

出世间法)

孔子一生的为人:

“吾道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尽己为忠,推己为恕”

“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忠:

积极的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恕:

消极的自由,纯然的道德命题。

忠:

不是对象强加于人,不是系情于物,而是“通其志而达其愿”,在这个意义上忠、恕是同一命题。

二、君子之人格

“士”-“仕”(孔子对“士”的人格提炼)

子路“行己有耻”(道德底线)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

“中庸”绝大多数人达不到,不如“狷狂”。

(真)

君子的养成:

德性、居住。

君子之人格:

成德之初阶

“君子而不仁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上好礼而民莫不敬”

孔子着力解决“大人”之事:

负有治理国家责任的人

不能残忍,不能琐事

大臣――体静而心闲,内心饱满的柔软和仁慈。

群臣――琐碎、忙碌

“重德而不重技艺”

用人标准: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君子永远是少数,因此要让小人置于君子的统治之下。

“举直错诸枉”

(民主制并不为选出最有德行的人而设计,它只需一个中等的人治理,靠制度维持秩序;

贵族制则要求统治者的德行)

陈寅恪:

贵族之门风优美,家世之教。

贵族制最大的危险是社会流动性降到最低点。

孔子所设想的解决之道在于最高统治者。

1、“亲亲”“尊贤”并用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治者)

“修身”而“举人”。

(“民主”在当今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不再有身份上、根本品质上的不同,“价值殖民”)

民主是否是历史的终结?

“自由”与“民主”是不同的价值取向

自由:

自我、个性――“象棋”

民主:

无差异――“围棋”

贵族制流动性最低――减低了竞争――减低了竞争带来的对人的德性可能的败坏。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争也君子”

“不中则反求诸己”(中庸)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意思是内在领域“我”能控制――义,“我欲仁,斯仁至矣”,外在领域“我”不能控制――利、富贵、命。

义、利都强调物质需求,只是标准不同。

君子、小人之别:

“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周而不比,比而不周”

君子不比:

比为私亲,周是有距离的亲。

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君子之交淡如水)

君子的品性特征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

未经改造的本真的性情――直接性的存在状态

文:

中介、媒介

强调直接性的展开

中介:

不可能不经由中介,文与质不可能截然分开。

中介本身不属于“我”,自我必须把自己投射到“非我”的他者上来表达自己。

但是,自我经由非我表达需要一个限度,“过程”就是“中介”。

――完全的“朴野”:

封闭、遗忘(自我的消散),失去他者的度量。

――君子需要对异己开放,始终不断朝向提升。

3、 

不经由“文”的表达都是“不合法的”,过分的“文”的表达则是一种虚伪(形式化)。

质、文之辩贯穿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之中(对质不同的表达方式)

义――有所约束利――无约束

周――有分寸 

比――无分寸

(男女关系往往最无中介――不文)

(最无中介的音乐――危险,无需门槛的艺术是危险的)

文明的表达就是必须经由“非我”的他者来表达,否则有被颠覆的危险。

三、如何成德

1、择友、处友之道

益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

损友: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主:

住在别人家中)(至少有可取之处)(看到自己不及的地方)

“忠告而善道之”(劝诫朋友)“不可则止”“勿自辱也”“朋友数,斯疏也”

2、学习(进学)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好学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方法: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时习:

在人生遭际中学习,“身习”。

学思并进――文、质的关系,开放性。

学:

走进陌生的地方

思:

在陌生的地方找回自我

学思并进,不断的开放与找回。

孔子教化的本质:

常――平常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珍惜每一天平常,无需光怪陆离)

第四讲孔子的政治哲学

孔子教化士人的目的是培养有德的“居位者”如何居位也是其教化的一部分――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教化(民主也是种教化)。

我们关注孔子政治哲学的以下问题:

“居位者”应该有怎样的品质?

具体的施政应该从何入手?

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一、为政

孔子关注政治超过了对个人成德的关注,因为他认为在社会风俗建设没有建立下,局部的德行之人不能起根本作用,不能解决人的德性问题。

整体氛围从何而来?

整体氛围是个人成德的先决条件。

(孔子每条言论都针对具体的道德情境展开)

“父子之亲是人伦之本”――在“公正”时要考虑“礼”的成本,不能简单的比较“礼”“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理想的政治。

这种政治的关键是“正名”――针对卫国政治的关键。

“儒者迂”(远,缓)

*读中国古代文本的普遍原则:

互释

*中国古代遵循的是循环时间观,而非线性时间观。

孔子政治哲学的枢纽:

“礼乐”。

正名是达成“礼乐之治”的手段。

正名是为了给予确定的、恰当的身份――不假思索就能遵从“礼乐”。

*今天每个人都认为国家亏待了自己,而每个人都希冀“美好的明天”,交朋友成为一种个人能力――很难“君子之交淡如水”――“礼坏乐崩”,不确定身份关系。

和――乐,不能仅有礼,真正的礼必然“礼乐结合”,礼必须由乐达到。

(贯注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

政、刑――免而无耻德、礼――有耻且格

儒家也强调“无为”――北辰,众星拱之(人才的恰当位置:

君无为而臣有为)

*孔老同源,他们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

孔子哲学的关键是“礼”(礼乐的完美结合)

(八十年代反意识形态,把“仁”做为核心,“泛康德主义”――凡是自由、反意识形态的都被当做根本)

二、礼乐

礼是真正贯穿人的生活的每个侧面的唯一要素。

个人成德:

“兴于师,立于礼,成于乐”

2、具体为政:

“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

3、具体的人的行为:

从生到死每个环节“无违”礼。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记》“如何去做”(表面)――“为什么要这样做”(本质)

(哲学教我们如何面对人生)

4、礼是德性的纽带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蔥”“穷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是做为共在的整体的生活节奏和形式”

时、空――个体化(约定――个人内在)

天子:

敬授民时,“共同体的维系”,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准确时间。

*时间不过是根据太阳的运动约束共同体的生活节奏。

“度量衡”:

空间的节奏,不同的共同体有基本的度量衡差异。

“礼”为生活赋形。

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失去了形式感,我们无法感到共同体的节奏,于是难以与他者对接,形成充分的开放与信任。

三、仁

对所有的共同体,客体精神是先在的,个体自觉是后在的。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克己复礼为仁”(克:

能――成,克服+成就)(定义化的思考形式是孔子所怀疑的)

礼与仁不能截然分开,是互印互释的关系。

仁的外在表现:

“刚毅木讷”――“乾健不息”“厚德载物”

质朴更接近仁。

“巧言令色,鲜矣仁”“率真无伪”“质实无妄”

“自足”“圆满”“不假于外”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仁含诸德――仁是德性的完整展开,是内在的生活力量,“吾欲仁,斯仁至矣”

我们容易做到“五分钟充满最优雅的形式感”

仁是贯通内外的情感和行为整体。

“出门如见大宾”

仁与礼相互成就。

仁:

对自己的现成存在有所减损,让人从一种无形式的空洞达到一种有限性的存在(障碍是形成自我的最先决条件――只有通过克服性因素,我们才能感受到他者),进入一个发现他者的过程,进入自己与他者的关联之中(此时还没有认识到对方的主体性),逐渐认识到对方更强的主体性,“知畏”(成就自己道德的最重要因素),共同体整体节奏的内化,走向他者,成就“爱”。

第五讲老子

一、老子其人其书

《庄子》中记述多荒诞不经,寓言多于实事。

《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

史记多按人物气质编排传记。

思想上有同源性,法家思想来于老子。

老子曾做过东周馆藏史之首。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称老子为“神龙”,老子修“道德”“无名”为贵。

老子去周,西出函谷关,关尹强求其著书,乃著道德经上下五千言,而后西去。

《庄子·

天下篇》(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著作)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古之道术有载于是……以儒弱谦虚为表,以空虚不可状”。

“精神专一,动合无形”

汉初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善,采儒墨之善,授名法之要”。

问题是:

先秦是否有道家?

老、庄没有师承关系

先秦诸家皆言道。

当时只有儒、墨两家,严格意义上没有道家、名家。

(公孙龙:

儒家;

惠施:

墨家―――儒墨两家争辩,需研究逻辑学,“名家”)

注:

六家分类是图书分类系统,与“经史子集”相似

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兴起:

老子是谁?

与李耳、老聃有何关系?

即便有此人,与《老子》有何关系?

《老子》是哲学书还是格言集?

出于哪个年代?

中国现代学术开端的最大问题:

疑古。

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丧失,现代学术方法的引入(传说经不起实证方法)。

疑古派认为史记记述矛盾众多,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一种。

而汉代把老子神化了。

《老子》很多的表述来自战国中后期。

老子是否是解释出来的哲学家?

(实证法的局限性)

(解释学的观点:

解释者不能理解;

原著者不一定有本意。

因此我们应该悬置原意,创造性误读)

实证方法的局限在于古史辨派将现代的“作者”观念移植到古代,认为古者有“著作主体性”。

于嘉锡先生认为古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写成的。

因此郭店楚简三种版本《老子》可能无所谓真本。

冯友兰先生认为老聃、李耳、老子应该分开,老子和《老子》分开。

老聃乃传说中之人,李耳是现实之人,《老子》成于其后人之手,是一人写成,各章间有内在的逻辑,今传的《老子》是全本。

汉以后中国人著述观形成,“写作主体性”体现,“写作”与“利益”相关(实证法可行)。

二、思想

《老子》文本过简,解释过多,读法过多。

《论语》的观点是放在具体的语境当中来理解的,而《老子》则难以理解,且传写版本极多。

多种传写脉络:

王弼;

河上公;

文子;

韩非子;

淮南子;

敦煌《老子想尔本》(五斗米道)。

我的观点是,孔老同源,他们共同面对一个深刻的困境:

礼坏乐崩。

老子:

统治者有为。

但是二者的表达是不同的,哲学家唯一的工具是语言,然而语言的表达与真理无关。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苦闷与无奈。

我们要理解,老子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礼,忠信之薄,乱之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反对“薄”(华),赞成“厚”(实)(孔子也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矣”)

老子说“强梁者不得其死也”,重弱轻强。

“名与身孰轻?

名与货孰重?

”重“身”轻“名、货”。

反“盗夸”“多忌讳而民弥贫”,“智则无耻”,反对重税。

(背景是中国国家意识成熟非常早,很早就有常备军)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怎样能够让这些老子不赞成的现象消失?

治国

从个人处事的角度怎么在这样的乱世下保身?

治身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困难和国家混乱的问题是同构的。

而问题的症结在于:

价值的颠倒。

(老子强调的根本价值也是忠信仁义宽厚朴素)

原因是什么?

尼采讲,所谓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

“最高价值”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能感染人,不能为人“理解”。

“勤劳”不能得到公正即意味着最高价值的丧失。

欣赏“不劳而获”意味着“仁”的丧失。

“金玉满堂,富贵而骄”。

老子主张“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提倡“朴素健康”。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能将价值简单的颠倒,我们不能提倡“素朴”。

因为素朴不是一种价值――价值是在比较中形成的。

如果我们提倡“素朴”,可能会导致在“素朴”方面的竞争,人们会比较“孝”和“朴”的技巧,凡是提倡必然带来竞争,而素朴是对竞争本身的反对。

因此我们要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带来的混乱。

――“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尚”。

一切价值根植于素朴,“朴散则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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