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理论特征与分歧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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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初级主体间性和次级主体间性。
前者仅牵扯到两个主体之间的经验分享，后者则涉及到两个主体之外的第三个事物或事件。
从广义上来看，主体间性可以泛指一种人际互动：
在两个主体（如分析师和来访者、母亲和婴儿）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下，二者可能会创造出很多丰富的、甚至难以用语言或概念表达的“东西”。
Buirski和Jaenicke将之描述为“经验世界的碰撞”。
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有斯托罗洛及其合作者、毕比和拉赫曼等人。
这里还需要对主体间精神分析与关系精神分析进行区分。
这两个术语存在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似乎在后现代的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被消解了，不那么泾渭分明。
例如，本杰明认为自己是使用主体间性理论“范畴”的关系分析师。
有研究者甚至将二者合在一起，称其为关系—主体间取向或关系—主体间视角。
在这一点上，Schwartz所做的比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在他看来，主体间精神分析最好被界定为一种理论取向，而关系精神分析首先被界定为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师共同体，其次才被视为一种理论取向。
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关系精神分析是一种运动：
它有自己的机构（纽约大学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博士后项目）、官方刊物（《精神分析对话》）、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协会）以及许多相关的会议。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体间性理论缺少这一类基础设施，它更多是许多独立工作的理论家的观点集合，没有这一系列结构来界定其同一性。
第二，从历史发展上来讲，关系精神分析始于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在1983出版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一书，正式确立于1988年纽约大学设立的博士后项目。
如果追究更为久远的渊源，可以看到，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将沙利文和费尔贝恩视为第一批关系理论家，阿隆则更倾向于视费伦茨和兰克为先驱。
相比之下，主体间精神分析的起源并不精确，缺少公认的奠基性出版物，其理论观点必须被视为逐渐涌现的，且源于一系列分支。
不过，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历史和机构上，而不是理论方面。
在不同的视角下，主体间理论可以被视为关系理论的一种类型，反之亦然。
因此，可以将主体间理论视为更宽泛的术语，涵盖关系理论。
本文赞同这一立场，即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看待“主体间精神分析”这一取向。
正如Levine和Friedman以及Kirshner所指出的那样，主体间性并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精神分析流派。
换言之，只要一名分析师将“主体间性”作为自己的理论或实践基础，不论其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或使用这一术语，都可以视为这一取向的研究者。
3主体间精神分析的理论特征
尽管存在理论的分歧和术语的混乱，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对主体间取向的理论特征进行总结。
一种视角是从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形态加以审视。
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划分并非简单地归因于人数，而是基于理论建构的出发点。
简单来讲，单人心理学的理论立足点为内心维度，即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灵；
双人心理学的出发点则是人际维度或主体间维度，探索“自体—他人”的关系矩阵。
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属于比较完备的双人心理学。
相比之下，古典精神分析可以视为单人心理学的典范。
除这二者之外，精神分析的其他几种重要形态，如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和人际精神分析，兼具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色彩，只是在具体程度上有所差异，因而被视为不完全的双人心理学。
有研究者甚至将自体心理学称为“一个半人心理学”，将拜昂的客体关系模型视为“一个半人精神分析”。
本文将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和人际精神分析等取向称之为过渡形态，强调其在主体间转向中的过渡性质，将主要延续古典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视为单人心理学。
另一种视角是从独白自体和对话自体的层面进行划分，这源于Muller的独到总结。
在他看来，这一对概念比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内心视角与主体间视角、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的区分更恰当。
原因在于，自体的对话概念比咨访双方的会谈更宽泛，因而更适合对比这两种不同的取向。
那么，什么是独白自体和对话自体？
在这一点上，Muller沿用的是Taylor的划分：
独白自体是单个的自主体，通常进行一种独白行动。
不过，这种自主体之间也可以进行某种合作或协作，如两个足球队员一起参与进攻，一个在前场冲刺，另一个在中场负责传导球。
相比之下，对话自体涉及到对话行动，其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自主体在场，并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必须以一种共同的节奏进行，如一起跳舞的舞伴和陷入激烈辩论的两个选手。
独白自体这一概念根植于笛卡尔和洛克的学说，主要包含4个特征：
第一，表征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
具体而言，自体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存在一个内部空间，可以对世界和他人进行表征，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目标和欲望进行表征。
表征为个体的思维活动奠基，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个体与自己及他人的互动。
第二，心灵是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的，心理活动位于一个封闭的大脑之中，后者包含前者所需的所有部门。
第三，由于自体之外的所有“存在物”都是被表征的对象，因而个体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主体—客体”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他人仅仅作为个体头脑中的表征，而非另一个主体。
这造成了心理活动、社会活动和身体之间的断裂。
第四，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形成表征，即用概念去描述和指称世界中的对象。
在此基础上，理论成为个体理解和解释世界，发现“客观真相”的工具。
相比之下，对话自体的概念主要源于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其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自体是一个处在具体时空中的活生生的人，嵌入实践活动和世界中，不能脱离后者而存在。
第二，自体与他人的关系处于中心地位。
这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
一种含义强调自体感源于将自己置于他人面前，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他人。
并且，它寓居于身体之中，是一种“身体的知道”；
另一种含义则意味着，认知活动是内化的社会过程（代表人物如维果茨基），我们的思想本质上依赖于“无声的说话者”，即思考是个体与另一个“沉默者”的对话。
Lazar将之描述为“主体性永远不会单独存在于主体之中，而是总是需要他者来形成”。
第三，自体具有应答性或回应性。
当个体处于对话之中时，他人是相对独立的另一个意识，而非位于个体意识之中的客体。
在一种深入展开的对话状态中，双方完全“在场”，理解得以在应答中发生。
第四，语言具有一种构成功能。
经由语言，世界向我们的显现。
语言并非一种外在于实践的思考，而是基于这些实践，并在其中获得意义。
这也意味着，理论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命题，而是一种使经验有序、创造实在的工具。
换言之，我们不是发现实在，而是构造实在。
此外，在诠释学看来，主体内容是一种文本，其意义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矛盾的，需要被进一步解释。
在解释过程中，意义和一致性得以生成。
不过需要指出，自体的独白属性和对话属性既不是互斥的，也不是互补的。
“自体在本质上是对话性质的，但具有独白行动的能力”。
本文赞同Muller所说的从独白自体到对话自体发生了4个方面的转变，并在其具体论述上进行完善和补充。
具体而言，这4个方面表现如下：
首先，从区分“内/外”空间到强调“之间”的空间。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划分十分明显。
例如，其核心概念之一的驱力，即是源于身体刺激形成的心灵内部表征。
由于驱力的存在，婴儿迫切寻求各种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满足，才能发现母亲的乳房等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因此逐渐能够区分内部和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认同，亦是如此：
无论是在幻想中与他人或事物保持情欲关系，试图以假想客体来取代外部真实客体，还是通过将力比多持续过度地投注在与客体相关的记忆和期待上，使自我的一部分完成对这一客体的效仿与取代，从而在内部世界重新建立并拥有客体，抑或是儿童通过认同并内化父母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来获得自我理想和良心，从而在心灵内部形成超我，都存在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明确划分。
与之类似，投射这一概念意味着个体将自己难以接受的动机或观念（如窥淫欲望）“扔到”到他人身上，声称后者为他人所有，以此保持自身内部世界的“纯洁”。
有鉴于此，拉康将弗洛伊德的观点描述为“一边是欲望主体，另一边是世界”，斯托罗洛等人则将其批判为笛卡尔式的“孤立心灵”。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温尼科特的潜在空间的启发下，许多主体间分析师开始关注双人“之间”的区域——一个既不属于婴儿/来访者，也不属于母亲/分析师，而是由他们共同创造出的部分。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巴朗格夫妇、费罗、本杰明和奥格登。
在巴朗格夫妇那里，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创造出一个“双人场”。
这个作为整体的双人场决定了参与者的行为、思想、情感和主体性。
在其中，双人潜意识幻想的影响尤为重要：
它根植于双方各自的个体潜意识（包括个人史和人格的重要区域等部分），却又不同于后者，也并非后者的简单结合或总和，而是由情境本身创造的一系列原始的幻想。
费罗借鉴了巴朗格的工作，将分析治疗视为两个“主观场”的聚集，并认为这种互动会产生一种新的实体。
之后，双人场这一概念逐渐被主体间场取代。
在本杰明那里，互动双方可以创造出一个主体间的心理空间——“第三方”。
它类似温尼科特的潜在空间，在这里，双方能够容纳共性和差异，实现更好的双向交流，从而摆脱服从与抵抗、赞同与反对的简单互补关系。
换言之，个体能够顺其自然，接受他者的视角，并以此视角来理解事物。
此外，她还区分了第三方的诸多形式，如“共享第三方”、“分化第三方”、“节奏第三方”、“道德第三方”、“观察第三方”和“象征第三方”。
与之类似，在奥格登看来，互动双方会创造出的第三种主体性，一个主体间事件的独立动力单元，即分析第三方。
它是一种具体背景下的主体间混合物，产生自互动双方又反过来塑造双方；
它限制双方作为独立个体思考的能力，又促进双方的相互联结。
分析第三方主要是潜意识互动的产物，它涉及分析师和来访者在情绪、幻想、躯体感觉等范围的变化，其表现形式可能有念头、感情、感觉、幻想和行为等。
因此，分析师应当留意自己的遐想经验，保持开放性，容忍分析会话中无方向和无目的的体验。
其次，从“主体—客体”关系到“主体—主体”关系。
回顾之前的精神分析运动，可以看到“主体—客体”关系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古典精神分析的构想中，分析师被视为一个父亲式的角色，需要令来访者受挫，以促成分析中的领悟；
在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中，分析师扮演着一个母亲式的角色，发挥抱持、容纳和共情等功能，为来访者发展中受到抑制的部分提供“养料”，促进其再次“生长”。
尽管如许多分析师所言，主体间维度一直隐含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
然而，这之前只是一种“未言明”的实践活动，缺乏理论层面的清晰化。
总体上来说，分析师（及照料者）基本作为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存在，是从满足或不满足来访者（和婴儿）的需要的意义上讨论的，没有触及到真正的主体间互动。
这在主体间理论中才得以真正实现。
例如，在本杰明那里，儿童与母亲（来访者与分析师）需要实现相互承认，才能在关系矩阵中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乔多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儿童（和来访者）认识到母亲（和分析师）的自主权并与之认同十分关键。
同样，在斯托罗洛等人、奥格登、毕比和拉赫曼那里，一种平等（但不对称）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被明确提出，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贯彻。
换言之，分析师需要引导来访者进入一种“主体—主体”关系，从而促成平等对话、相遇和相互承认的局面。
再次，从顿悟到行动。
在古典精神分析那里，治愈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促进潜意识的意识化。
在其中，分析师通过对来访者的自由联想、梦、移情和阻抗等材料进行解释，引导来访者解除潜意识层面的压抑，从而实现顿悟。
而在许多主体间分析师那里，互动超越解释，成为治疗中优先关注的部分。
换言之，治疗不是基于谈话实现顿悟，而是基于行动进行实践。
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Delgado等人的说法上：
“心理治疗师的行动胜于言语”。
在这种视角下，分析师与来访者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系统。
在移情—反移情的扮演中，双方进行的是一种联合行动：
其中一方做出行动，另一方以行动进行回应。
在这一过程中，来访者一部分“非适应性的”互动模式可以直接在互动层面改变，如BCPSG所说的在“相遇时刻”中改变内隐关系知晓、毕比和拉赫曼描述的在互动调节（尤其是通过非言语交流）中改变预期。
另一部分互动模式则涉及到对扮演的进一步处理，如斯托罗洛等人所说的对来访者的前反思潜意识或组织原则进行探讨，斯特恩所说的对未阐述成形的经验进行语言描述。
在这里，解离取代压抑的基石地位，成为诸多主体间分析师的关注点，尤其体现在布隆伯格和斯特恩的理论中。
最后，从基础主义、实在论或实证主义的视角，到朝向诠释学和建构主义的取向。
古典精神分析包含一种“考古学隐喻”，即分析师可以像考古学家一样，通过层层发掘，最终找到来访者早期经历的真相。
这与弗洛伊德设想的潜意识具有“无时间性”这一特点密切相关。
在这种构想中，来访者在治疗中呈现的各种材料是对过去的完全“复制”，不会被当下的经验“污染”。
米切尔将之概括为“现在就是过去，过去一再重演”。
与之对应，分析师必须保持中立、客观，节制自己不去满足来访者的需要，也不能给出建议。
有鉴于此，斯托罗洛等人将之批判为“中立性的神话”。
相比之下，在主体间视角下，来访者的经验是一个充满困惑和不连贯的文本，它并不具备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意义，而是需要在分析师的参与中不断澄清。
分析师具有不可还原的主观性，不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或“空白屏幕”，而是无可避免地与来访者产生双向影响。
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析师还可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暴露。
Levine和Friedman甚至直言，“如果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没有激烈和热情的接触，就不会出现真诚的治疗相遇”。
在咨访双方带着自身历史和主观性的具体时空背景下，来访者的经验会被重新描述、界定、解释和创造。
一言蔽之，现在并非过去的重演，而总是包含“此时此地”的维度；
分析过程不是去发现早期的真相，而是建构经验的意义。
4世界范围内的主体间转向
那么，真如上述某些研究者所言，整个精神分析领域都发生了一种主体间转向吗？
事实上，对于主体间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精神分析运动，分析师们存在着一些分歧。
要解决这个疑问，需要将目光进一步扩大。
放眼整个世界，精神分析研究者主要分布于北美洲、欧洲和拉丁美洲。
因而，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是否发生，需要更为详细地审视各个区域的情况。
4.1北美地区
放眼世界范围之内，主体间性在北美地区尤为盛行，因而也更为学界熟知。
20世纪60年代，自我心理学在北美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此时是单人心理学的“地盘”。
然而，随着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工作的展开，英国客体关系理论逐渐进入北美精神分析领域的视野，加之以美国本土的人际精神分析和自体心理学的“响应”，“人际互动”“关系”等主题得到广泛的接纳和重视，浩浩荡荡的关系运动开始萌芽。
除此之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婴儿研究家（如特雷沃森、斯特恩、毕比和拉赫曼）在母婴互动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强调婴儿出生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开始了与照料者的互动。
同一时期，斯托罗洛和阿特伍德等人将主体间性作为方法概念引入美国精神分析学界。
这一工作被视为主体间取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得到了阿隆的高度重视，随后在美国精神分析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Tessier甚至将斯托罗洛称为主体间性的“术语使用之父”。
于是，在诸多主体间研究者的“合围”下，自我心理学的霸权地位被撼动，逐渐败下阵来。
如果以精神分析流派背景为依据，可以将当前北美地区的主体间分析师划分为3大群体。
第1个群体主要由自体心理学发展而来，以斯托罗洛、阿特伍德和奥林奇等人为代表。
他们持一种激进的态度，认为主体间视角带来的是一种元心理学层面的转变，主张抛弃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诸多具体化的结构概念（如本我、自我和超我等），以更接近现象学的方式（如使用前反思潜意识、组织原则等术语）对经验进行描述。
在他们看来，弗洛伊德沿用的是笛卡儿式的“孤立心灵”，某些双人心理学取向也没有摆脱这一桎梏，只是将主间体性设想为两个孤立心灵的“相互碰撞”。
事实上，主体间场是主体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缺少发生的主体间环境，心理现象无法得到理解”。
相应地，精神分析是一门“主体间的科学”，应当关注不同主观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精神分析治疗即是来访者的主观世界逐渐展开、揭露，然后获得解释，最终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主要通过“共情—内省探究”来实现。
换言之，在斯托罗洛等人那里，尽管主体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事实上已经被消解到主体间场之中，并不能不独立于后者而存在。
用Frederickson和Bohleber的话来说，即是“没有主体的主体间性”。
第2个群体是主要从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中发展出来的主体间性，包括本杰明、阿隆、奥格登、布隆伯格、毕比和拉赫曼等人，还可以将BCPSG囊括在内。
在这种视角下，主体间性通常与人际、关系或双人的含义类似，与单人心理学重视的内心维度形成对照。
更具体而言，Harris等人总结出它在关系视角中的几种含义，本文在此进行更详细的解读：
（1）个体经验的社会维度，这意味着人际互动在个体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2）双人场，涵盖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层面，此即人际交流和相互塑造的多重路径；
（3）人际或集体的共享经验，这强调不同主体之间不可分割与相互交织的部分；
（4）在一个融合、情境化的背景中，个体、二联体或多重体涌现出独特的体验，即意味着人际互动中的“创造性”；
（5）他者的“他性”侵入到个体之中。
这个他者的范围广袤，可以大到国家，也可以小到共享状态的变化。
这是在强调主体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6）主体间性的临床意义，如扮演。
此即前文提到的咨访双方以行动做出回应。
第3个群体则可以视为一种混合的整合取向，即将主体间性与更偏向古典精神分析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如北美主体间自我心理学、北美后克莱因学派和后拜昂学派中的主体间性。
在北美主体间自我心理学中，乔多罗和波兰比较具有代表性，前者甚至将这一取向称为美国的独特贡献。
这些研究者一方面关注诸如内心冲突、妥协形成和幻想等“内部事件”，另一方面也探讨人际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对心灵的塑造。
然而，在他们看来，个体的独特性和个性不会因为处于关系中而被消解。
相应地，对治疗中移情—反移情互动的探索也并非治疗的主要目标，而是服务于来访者的个性。
用Harris等人的话来说，即是同时采纳了自我心理学和主体间性两种观点，也修改了每一种观点。
在北美后克莱因学派和后拜昂学派中，格罗特斯坦和布朗是主体间取向的代表人物。
格罗特斯坦基于拜昂及部分拉丁美洲和意大利研究者的观点，发展出了一种主体间性的整合观点。
在他那里，主体内、主体间和跨主体等概念既根植于“他者”的他异性，也基于潜意识和初级过程，并在现象学层面进行临床观察、呈现和体验。
布朗则结合了弗洛伊德、克莱因和拜昂的理论，探索咨访双方共同创造的潜意识构型的叙事，以作为探索来访者创伤和个人史的工具。
在他那里，主体间性是一个互动双方潜意识交流、接收和意义制造的过程，它将独特的意义带到双方共享的情感场之中。
如果将上面的论述视为第1种分类方式，还可以尝试进行另外3种分类。
在第2种分类方式下，一部分研究者持激进的态度，主张主体间理论与传统理论是不兼容的，主要关注人际维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内心维度。
这主要包括第1个群体，以及第2个群体中的部分研究者，可以视为Wallerstein所说的在两个维度上采用“析取”）的立场。
另一类研究者持更保守的态度，主张在理论上与传统理论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因而在重视主体间维度的同时，兼顾内心维度。
这主要包括第2个群体的部分研究者和第3个群体，也即Wallerstein所说的在两个维度上采用“合取”的立场。
在第3种分类方式中，一部分研究者主张主体间性带来的是元心理学层面的转变，即精神分析范式上的变化，这可以涵盖第1个群体和第2个群体中的许多分析师。
另一类研究者则认为，主体间性并不意味着元心理学的转变，而是格林意义上的对精神分析运动的“矫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精神分析的概念。
这以第3个群体为代表。
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第4种分类：
上述3个群体中的部分研究者都在理论层面对主体间性做了审视。
然而，大多数分析师不具备哲学背景，也很少追溯主体间性概念的历史，因而只是在临床实践上应用主体间性，缺乏理论层面的反思。
换言之，对他们而言，主体间性只意味着临床技术的改进和发展。
4.2欧洲地区
与北美地区类似，欧洲精神分析也发生了从单人心理学向双人心理学的转变。
不同之处在于，北美地区的关系模式与自我心理学模式形成了对立，而欧洲的关系模式与传统理论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精神分析学界的传统理论一开始就受到本土关系思维（如费伦茨、鲍尔比和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的影响。
尽管其关系理论的发展并不如北美关系运动那样充分，但仍然为孕育出主体间理论提供了温床。
欧洲精神分析的主体间性泛指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专注于分析二联体中的交流，同时忽视驱力和内心动力学。
从总体上来看，其关于主体间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移情与投射性认同中的主体间性，强调咨访双方在互动中的相互影响和塑造；
（2）婴儿研究中的主体间性，这与北美地区类似；
（3）场论，以费罗为代表；
（4）主体化和主体间化。
在这里，主体间性被视为一个随着时间而发生的过程。
“主体化”即成为主体的过程，其在本质上是主体间的，因为他人一开始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年来，成为一个主体、主体化和主体间化等术语流行起来，取代了先前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更常见的对自体发展的描述；
（5）对主体与人的概念区分。
从更具体的区域上来看，“首当其冲”的是英国。
自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之后，英国精神分析阵营出现分裂。
随着1941—1945年“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的爆发，英国精神分析呈现出三“组”鼎立的局面：
即以克莱因为首的“克莱因学派”、以安娜为首的“维也纳学派”，以及以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和巴林特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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