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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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

凡伯伦，索尔斯坦：

《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

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

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

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

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

Routledge,1994.）。

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

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

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

因此制度是保守的。

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

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

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

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

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

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

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

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

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

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

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

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

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

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

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

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

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

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

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

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

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

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

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

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

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

艾尔斯著作颇丰。

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

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

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

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

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

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

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

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

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

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

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

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

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

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

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

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

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

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

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

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

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

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

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

UniversityofTexasPress,）。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

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

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

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

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

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

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

“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

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

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

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

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

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

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

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

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

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

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

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

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

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

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

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

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

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

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

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

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

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

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

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

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

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

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

Macmillan,p.120。

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

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

“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

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

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

”。

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

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

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

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

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

这显然是错误的”。

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

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

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

“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

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

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

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

1）社会分层；

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

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

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

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

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

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

“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

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

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

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

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

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

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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