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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口语灵活多变，书面语保守，时间一长就会形成口语和书面语脱节的情况，即“言文不一”的情况，嘴巴上说的和手上写的不是一回事了，如嘴巴上说：
“哎呀，我真是痛苦呀！
”写下来却是：
“呜呼，痛哉！
”这种言文不一的情况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汉代出现了一批注释家，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不容易读懂先秦时期的作品了）。
到了隋唐时期，言文不一的状况更加严重，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古人的作品，于是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形式就开始在民间产生了，这就是早期的白话文。
宋元以后一直到五四，虽然文言文一直占据着书面语的统治地位，但较能反映口语的“白话文”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着，并最终走向成熟，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白话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
谈到变文就要谈到佛经。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
为了普及佛经的教义，当时许多寺院的僧人或学者对佛经进行了翻译和讲唱。
由于佛经宣讲的对象主要是市民阶层，因此在翻译佛经著作时，往往带有明显的口语化色彩（也有的是因为翻译者水平不高）。
现存最早的禅宗史《祖堂集》（五代南唐时编）卷四《药山和尚》：
后只观望师兄来。
有一日造书，书上说：
“石头是真金铺，江西是杂货铺，师兄在彼中堕根做什摩？
千万，千万，速来，速来！
”
唐代出现了一种文学体裁——变文。
为了宣讲佛经教义，许多寺院采用十分通俗的说唱形式讲解佛经，或叙述历史事件，或刻画人物形象，或传播民间传说。
变文中大量运用了口语的词语。
《近代汉语资料汇编·
唐五代卷〈伍子胥变文〉》（P187）：
女子泊（拍）纱于水，举头忽见一人，行步獐狂，精神恍惚，面带饥色，腰剑而行，知是子胥。
乃怀悲曰：
“儿闻桑间一食，灵辄为之扶轮；
黄雀得药封疮，衔白环而相报。
我虽贞洁，质素无亏，今于水上泊沙，有幸得逢君子，虽即家中不被（备），何惜此之一餐？
”缓步上岸而行，乃唤：
“游人且住，剑客是何方君子，何国英才？
相貌精神，容貌耸干。
……”按：
《左传·
宣公二年》载：
灵辄饥困于翳（yì
）桑时，受食于赵盾，赵盾并以箪食与肉遗其母。
后辄为晋灵公甲士，灵公伏甲欲杀赵盾，辄倒戈相救。
赵盾问其故，曰：
“翳桑之饿人也。
”遂自逃去。
后遂成为有恩不忘报的文学典型。
《搜神记》卷二十：
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chī）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
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
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
“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
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
”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
“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指三公），当如此环。
宋代产生了话本小说，这是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的雏形，用通俗的文字写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题材，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
古人把讲故事称为“话”，“话本”就是故事的底本。
因为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口语的程度很高。
《大宋宣和遗事》：
昨日是个七月七日节，我特地打将上等高酒来，待和你赏七月七日则个。
把个门儿关闭闭塞也似，便是樊哙也踏不开。
唤多时悄无人应，我心内早猜管有别人取乐。
果有新欢，断料必适来去者！
那人敢是近上的官员？
元代的戏曲中的口语程度也很高。
明清在宋代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等。
这批艺术成就极高的白话小说广泛流传，使北京话成为最有影响的方言。
《红楼梦》第六回：
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
“太太说：
今日儿不得闲儿，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要是白来逛逛便罢，有什么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
五四时期，长期流传在民间的这种白话文日臻成熟。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高举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旗帜，在全国发动“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成文文学语言的正统地位。
（二）汉民族共同口语的形成
元末明初说。
罗常培、吕叔湘认为“共同口语的形成难于指明确切的年代，但是不会晚于十四世纪”。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P98）
元初说。
张寿康举出元代“天下通语”为证，从而推出共同口语的形成“应该说不晚于十三世纪”。
（《五四运动与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见《中国语文》1979年4期245页）
再往前推分歧就更大了。
我们认为上述两说基本可信，因为自辽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辽金元明清前后800年左右的时间定都北京，只有明朝初年有很短一个时期定都金陵），北京话在全国的影响很大。
明朝初年编订的朝鲜人学汉语的两本会话书《朴事通》和《老乞大》，用的就是北京话，可见当时北京话已具有代表汉语的身份。
《老乞大》：
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
你说的也是，各人都有主见。
你说我听着。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
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上行的，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别人将咱们，做甚么人看？
/你这般学汉儿文书时，是你自心里学来？
你的爷娘教你学来？
是我爷娘教我学来。
你学了多少时节？
我学了半年有余。
省的那省不的？
每日和汉儿学生们，一处学文书来，因此上，些少理会的。
这种形成中的共同语，明清称为“官话”。
清代在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清末官话正名为“国语”。
民国二年，蔡元培采用“注音字母案”，召开“读音统一会”，审订6500多字。
民国五年，成立国语研究会，发起了“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北京话确立了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地位，它与白话文运动结合，形成了书面语和口头形式相结合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化，有了更高的要求，各地人民对学习统一的共同语也有了迫切的需要。
因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确定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主张向全国大力推广。
会后，经各方研究，并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确定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现行《宪法》第十九条规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0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地位，为普及推广民族共同语提供了法律保障。
其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四、汉语的分期
钱玄同在《国音沿革六讲》（1918）中的分期：
一期，周、秦（前11世纪—前3世纪）；
二期，两汉（前2世纪—2世纪）；
三期，六朝（3世纪—6世纪）；
四期，隋、唐、五代、宋（7世纪—13世纪）；
五期，元、明、清（14世纪—1911）；
六期，民国（1911—1918）。
罗常培在《音韵学研究法》（30年代）中的分期：
一期，周、秦、汉（前11世纪—2世纪）；
二期，六朝（3世纪—6世纪）；
三期，隋、唐、五代、宋（7世纪—13世纪）；
四期，元、明、清、民国（14世纪—当时）。
王力《汉语史稿》（50年代）的分期（这种分期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
（1）上古时期：
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
特点：
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
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
入声有两类（其中一类到后代变成了去声）等等。
公元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2）中古时期：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期）
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须的句子成分；
处置式的产生；
完整“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
形尾“了”“着”的产生，去声的产生，等等。
公元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3）近代：
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
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
-m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
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4）现代：
二十世纪（五四时期）至今
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大量增加复音词，等等。
唐作藩80年代讲授汉语史时的分期：
远古汉语时期，商及以前（甲骨文时代，前11世纪以前）；
上古汉语时期，周、秦、汉（前11世纪——2世纪）；
中古汉语时期，六朝、隋、唐、五代（3世纪——10世纪）；
近代汉语时期，宋、元、明、清、民国前期（11世纪——1919）；
现代汉语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1919——当时）。
吕叔湘曾笼统地分为古代和近代两期。
目前一般的分期一般以唐作藩的分期为基础，针对语音、语法发展的不平衡性做出适当调整：
（1）远古汉语时期，商以前（前11世纪以前）。
（2）上古汉语时期，周、秦、汉（前11世纪—2世纪）。
（3）中古汉语时期，六朝、隋、唐、五代（3世纪—10世纪）。
语法史的中古期从东汉末年开始，以王充的《论衡》为标志。
（4）近代汉语时期，宋、元、明、清、民国前期（11世纪—1919）。
语音史的近代期从元代开始，因为宋代口语标准音仍以河洛（河南、陕西）方音为基础，并且官韵韵书与唐代一致。
元代以后，口语中心转移至北京。
语法史的近代期从五代开始。
（5）现代汉语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1919）至今。
abc
（）
现代汉语究竟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确切的年代还很难说，因为我们对于汉语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而且还牵涉到近代汉语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
首先，分期的依据不能是社会变革。
我们知道，历史的分期往往以重大的社会变革为依据，分为古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近代史（鸦片战争至五四）、现代史（五四至建国）、当代史（建国至今）。
但语言的分歧不能以社会变革作为依据，因为语言的发展具有渐变的性质，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突变的性质。
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我们不能认为人们的语言也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突变，由“之乎者也”变成“呢吗的了”。
其次，语言的分期不能以书面语作为根据。
如果认为五四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区别的话，是错误的。
因为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只是书面形式的变化，并不代表真正的语言的实际状况，即活的口语。
认为五四以前人们都是之乎者也，五四以后人们都“呢吗的了”，是不正确的。
《红楼梦》时代书面语是文言文，但口语和现代几乎一样，所以红楼梦时期也应该是现代汉语时期。
五、现代汉语的地位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发展水平最高的语言之一。
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1．汉语是我国各民族间的交际语。
国内使用人口占全国的97%。
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土家族、回族也都以汉语为第一语言。
民族交际语，属于真正的“国语”。
2．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约20亿），除了中国，汉语还分布在世界各大洲。
3．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
1973年12月8日，联合国第28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把汉语作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其他五种语言分别是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这里所说的“汉语”也现代汉语的狭义用法，即指“普通话”。
但使用量不到1%。
4．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如今对外汉语教学蓬勃开展，孔子学院在全球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
有六十多个国家在学校中开设中文课。
每年两度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汉托”）不断升温。
5．中国古代文明及古代汉语的强势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大国之一，汉族是文化最早发达并且是具有高度成就的民族，对人类的文化有很多有价值的贡献，在世界的文化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亚洲各民族语言的影响更加显著。
“汉族”、“汉字”、“汉语”构成的汉文化与周边其他文明（如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百越等）之间，互相接触和渗透，磨合和冲突，归化与流散。
汉族在输出文化的同时，汉语也给其他民族语言以很大的影响，其结果逐渐形成了汉藏语系不同语族、语支和语言的今天格局，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和邻邦的语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受汉语的影响相当深刻。
日本语中的汉语借词很多，据统计，日语中的汉语借词占日语全部词汇的55%，如“中国”、“中华”、“京师”、“疾病”、“生徒（学生）”、“先生”、“汉书（中国书）”、“唐风”（中国式）、“电话”、“散步”、“手表”、“落花生”、“砂糖”、“米”、“书”等等。
日本的文字可以说有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汉字，一是假名。
其汉字中有一部分是日本自造的字。
1981年日本公布的常用汉字还有1945个。
假名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汉字简省而成的，变体假名简直就是中国的草书。
朝鲜语中的汉语词汇和日本语的情况大致相同。
朝鲜从374年起就用汉字，直到1949年才进行改革。
越南：
从十世纪起大批汉字便输入越语，越南人仿效汉字的结构造出了所谓“字喃”。
越南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如肝、茶、糖、饭、报告。
越南人名、地名都用汉语，新名词也多是在汉语的基础上创造来的。
印度尼西亚语中也有不少汉语借词，如“内宠”、“舢舨”、“先生”、“茶碗”。
泰语，缅甸语中也有不少汉语借词。
有统计，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有279个（见许友年《闽南方言对印尼语和马来语的影响》；
《福建师大学报》81.2）。
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也有不少汉语的借词，如俄语、乌克兰语的“中国”源于“契丹”，俄语的“书”源于“经”（古声母G）。
许多语言中表示“瓷器”的词都跟表示“中国”的词是一个词，如土耳其语中的Cin即“中国”。
德语的Seide即丝绸的借音。
印地语中的“糖”和“中国人”是一个词的两个意义，英语Soya[sɔiə]（大豆）即“菽”的借音，由于汉语文学的传播，贾宝玉、阿Q都已成为世界语词。
第二节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一、语言文字工作的简要回顾
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对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
（一）建国初期的组织、会议、任务
50年代初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中央确定了当时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
“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
（二）新时期的组织、会议、任务
1985年12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和政府职能，以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需要。
1986年1月6日至13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又联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主要任务。
方针：
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主要任务：
（1）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
（2）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
（3）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
（4）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
（5）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
中心任务：
促进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
2000年10月31日九届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此法已于2001年1月1日生效实施。
二、促进汉语规范化
汉语规范化，就是根据汉语的历史发展规律，结合汉语的习惯用法，对普通话内部（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存在的少数分歧和混乱现象进行研究，确立明确的、一致的标准，并且依据标准消除分歧和不规范现象，从而使汉语沿着纯洁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就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明确的：
1．语音方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规范的。
选择北京语音为标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自元朝建都以来，数百年来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是因为使用人数多，在全国流布范围广、影响大；
三是因为北京语音系统结构简明，规律严整，音节悦耳动听。
当然并不是说北京话里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音，都是普通话成分。
在北京语音里，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着一些分岐，如土话成分、异读等等。
如北京土话“你这个忒（tuī）难啦！
”“我hà
n/hà
i他”。
在北京语音里，轻声和儿化特别多，普通话没必要把它们全部吸收进来，应该吸收哪些，要进行调查和研究，作出抉择。
再如有些字在北京人口里读音也并不一致，如：
波浪（bōlà
ng，pōlà
ng），跳跃（tià
oyuè
，tià
oyà
o），教室（jià
oshì
、jià
oshǐ），亚洲（yà
zhōu，yǎzhōu），比较（bǐjià
o，bǐjiǎo）。
对于这类异读词，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加以审订，规定了前一种念法。
2．词汇方面：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将北方方言确定为现代汉语的基础语言，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北方广大地区历来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
北方民族多为强势民族。
历代都城，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例如陕西、河南、河北等地。
北方地区的语言随“政府行为”的力量得以扩大和传播。
二是历代文献和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使用北方方言词汇写成的。
例如：
孔孟之学、儒家经典甚至诸子百家。
北方话与“官方语言”在词汇系统上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
十三世纪以来北方话词汇就随着官话和白话文学传播开来，因而它在全国有极大的普遍性。
尤其是建国以来，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交通的发展，各地人民接触的频繁，再加上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广播电视电影的影响，北方话词汇的传播就更加深入、广泛了。
三是因为北方方言使用的地域最广，使用的人口也最多。
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
长江流域的重庆、南京；
云南、贵州、广西等地，都使用北方方言。
普通话词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不是说北方话中所有的词都可以进入普通话。
北方方言中某些过于土俗的词语，地方色彩太浓，只在狭小的地区使用，在普通话里有完全同义的词语可以代替，它们不应吸收到普通话中，应加以舍弃。
如：
山西、陕西一带的“地板”（地）、“婆姨”（老婆）；
四川的“抄手”（馄饨）、“锅魁”（烧饼）；
北京话中的“老爷儿”（太阳）、“丫子”（脚）等。
同一事物，在北方方言中各地区说法不一致的，应当采取比较通行的词作标准，如“玉米、棒子、苞米、珍珠米、老玉米”应选用通用的“玉米”，“土豆、洋芋、马铃薯、山药蛋”应选用“土豆”。
为了丰富词汇，普通话也要从方言、古代汉语、外来语中吸收一些所需要的词，如：
垃圾、诞辰、沙发。
如何正确吸收这些词，而排除一些分歧现象，也是词汇规范化所要研究的内容。
词汇的规范化还要注意抵制生造词。
抵制生造词并不是反对创造新词。
新词的创造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创造出来的新词绝大部分是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考验的。
至于生造词完全是个人任意拼奏出来的，不合一般习惯，它必然会削弱语言的交际作用，造成语言的混乱，所以必须加以抵制，如：
“某部三十名干战自费订阅《写作》”（《写作》84、5）；
“机场上阳光明灿，满目鲜花和笑脸。
”（《新青年》85、7）
3．语法方面：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
（1）白话文是与文言文相对应的概念。
白话就是口头说的民族共同语。
古代白话是指古代口语化作品，例如唐代的传奇、宋代的市井文学、清代的笔记小说等；
现代白话就是普通话。
白话文是用白话写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
（2）“著作”就是文章和文学作品。
著作多是经过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作品。
著作的作者一般应具有较好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
（3）“典范”的含义指经典和规范。
“现代白话文著作”数不胜数，可作为语法规范的作品应是经典性的著作。
即使是“名人名作”，如果不是经典或规范的，也不在此例。
这就排除了“以人划线”和简单化，例如，即使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语言大师，也有非典范的作品。
另一方面，“典范”的著作必然经得住推敲，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凡是经过多人反复推敲，社会权威机构发布的文章文件，都具有语法规范的价值。
政府公文、教材、报刊重要文章（如社论）、影视传媒中的严肃作品等等。
某些欧化的说法，进入当代作品的某些方言句式都是不规范的，当然不能吸收到普通话中。
语法上、逻辑上有毛病的某些流行说法要从普通话中消除，或予以改正，使之合乎规范。
至于普通话内部表达同一个意思的绝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也是语法规范工作应注意的现象。
“来北京之前，他……”与“没来北京之前，他……”；
“除非……才”和“除非……不”；
“难免犯错误”和“难免不犯错误”；
“差点”和“差点没”，“好（容易、热闹）”和“好不（容易、热闹）”。
当然方言语法、外民族语言语法中有用的东西可适当吸收。
如吴语中的“穿穿看”、“唱唱看”的“看”具有特殊的表达功能，已经收入普通话中了。
再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学习榜样”等外语格式都已被吸收过来，使我们的语言更为精密、准确、更富于表现力了。
（二）怎样进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要求汉民族共同语更加明确，更加一致。
但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
要顺利地进行这项工作，首先必须依靠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
其次，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存在哪些分歧或不合规范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然后再从语言的内部规律和使用习惯等方面找出取舍的标准和处理的办法来。
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1．现代汉语规范化与语言发展的关系：
既要承认语言稳定的规范存在的必要性，又要承认语言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必然的、健康的发展变化应该让它巩固下来，成为稳定的规范，偶然的、不健康的现象应该加以排斥。
语言规范化目的是为了克服语言内部的分歧和混乱，保障和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
2．现代汉语规范化与个人语言风格的关系：
规范化只是把语言中没有用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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