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之情深犹自声带啼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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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艺术·

大家》2014年12月专栏文章

在人类的主观意识里，在我们的见地中，对世间一切宝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总是希望它能保留下来。

不过依物质的特性，太多东西总是不易保留的。

一个人出生到世间，不消百年的弹指间，来与去，竟可以如没有存在过一样。

一件物的制造或生产，随它的构造如何坚硬顽强，只要疏于照顾，自有时间这个东西来慢慢融解，将它化为尘埃与齑粉。

这是无以逃避的事物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即万物有始就会有终，有生就有消亡，“在”之后就会“不在”，一切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为了构筑可以保留的历史，人类一直勤勉地努力着，建构各样的文明体系，以确保可以将曾有过的物质和思想的结晶，点点滴滴地保存下来，让历史得以绵延。

对我们的记忆来说，文字一直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明证。

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如何存在过，有过怎样的思想，奉献过什么成果，文字记载了他，他就一直在那里了。

对艺术抱持兴趣的人，却还有另一种幸运，即在文字之外，通过他创造的作品，记录他的思考，留下他的痕迹。

这另一种记忆的途径，较之于文字，因其有形、有色、有线条，比之文字更引人好奇，逗人兴趣。

由此，要想探寻某位艺术家的思想，从其创作的图式中去寻求答案，可算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了。

尽管这种解读有可能更为曲折复杂，或其实超乎地简单，但简单也好，复杂也罢，艺术作品总是一个艺术家可见的思想，那么反复品味或考证他的作品，无疑是走近这个人隐秘世界的最佳通途。

中国20世纪早期油画的代表人物王悦之（1894-1937），在很长的时间内，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段时期，是一直隐匿不见的，人们既未闻其名，更未知其人。

即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30多年内，也只有小范围内的艺术工作者知道他的存在。

旧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展”，内中展出了司徒乔、潘玉良、余本、陈抱一、李毅士等中国近现代美术名家的作品，真是群星荟萃，星光闪耀。

其中有好几幅王悦之的大尺幅作品如《弃民图》《亡命日记》《摇椅》《燕子双飞图》等，闪闪发光地挂在显眼的位置，当场把人看呆。

但见那画中的一应人物场景，一律以黑线勾勒轮廓，也不惧大面积地绘染黑调，每一幅画面泛着凌然的冷静，又似有满腔的柔情想作倾诉。

作品的材料与装裱也让人迷惑惊异，画的是西洋油画，却又是传统挂轴的样式；

使用了传统水墨的绢帛，却绘的是油画颜料，加了玻璃的镜框。

这混搭的中西风格，是当时艺术家个人的一种突破手法，还是一种新的工艺尝试，或是后来才加的镜框……种种的疑问，一时莫辨。

不过最令人惊诧的还是作品本身，快一个世纪前的现代绘画，其图式就已经有这样强烈的个人风格了么？

！

画既映入眼帘也进入心灵，令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沉入到对王悦之的“找寻”中去。

在略知其一二生平后，方知原来我们不知他的存在，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乱、内乱及长久的国门封锁所造成的隔阂与遗忘，更因这位当时已有很高声望的画家兼艺术教育家，并不是大陆人而出生于台湾台中。

这个身份，让他在后来复杂的政治环境里

“被知道”的难度，陡然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要想了解王悦之，我们或许得从解惑他的名字上说开去。

绝多资料在介绍这位民国画家时，都有过相同的寥寥几言的记载：

原名刘锦堂。

后改为王悦之。

一笔带过的出处，给人带来了认识上的困惑。

一个人的姓氏，可以有别名、字或号，但原名与后来姓氏完全不同的，却并不多见。

一个人的名字，前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原来王悦之出生于台湾时，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刘锦堂。

迄今台湾人研究他的艺术，沿用的仍然是这个名字，这种根源上的认同感，对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是更为亲切的。

自述“骄养姐妹群”的王悦之，是家中一大群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是五个兄弟中的第三子。

这一家兄妹的容貌生得颇为不凡，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长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深眸。

五兄弟中书卷气最浓、长得最为神气的就是王悦之，身量匀称而瘦削，眉俊目秀，嘴角显出一股执拗的坚毅，是个实实在在的美少年。

难怪后来熟识他的诗人常任侠这么形容他：

此君风度甚佳。

翩翩少年成长的家庭气氛是极其温馨的，因为父亲是米店的掌柜，家里不仅丰衣足食，还有足够的实力供给孩子们良好的教育。

王悦之最早入读的是台中公学，在这里他有了人生初步的知识，精神层面的智慧也得到开启。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王悦之，在天赋上就已经很令人惊异了，他各科成绩突出，在古典诗文与书画上尤其擅长，这使他在同学中始终鹤立鸡群。

台中公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台湾的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科，一心只管沉醉到他的文学与艺术的世界里去，因其成绩优异，毕业后的次年即1915年，他拿着获得的公费，赴日本留学去了。

王悦之是台湾第一批去日本学习西洋油画的一个。

说起他的留学日本，还有另一层渊源。

是他读书时曾逢日本亲王闲院宫到台湾游览，亲王是日本皇室的人，珍物、人杰可说见识得不少，但见到王悦之这般俊雅的人才，心中也难免一喜再喜，竟以玉匣赐予，以表夸赞。

那时的台湾，于《马关条约》之后已割让给日本，而殖民统治总是让人感到切肤之痛。

王悦之对日本殖民文化自然也心存异议，但他懂得亲王的赏赐是对他的敬意，也就收下了这一份殊荣。

决定去日本留学，是他在现实与学业上的选择，也是他在认知上的一种顺理成章。

王悦之初去日本时，最先进入的是十分有名的私人画塾川端学校，该校当时由东京美术学校的藤岛武二主持大局，这位著名的油画家后来与众多中国画家都建立过友谊，绘艺出色的王悦之，是他教过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数中国留学生之一。

王悦之到日本时，川端学校才刚刚增设了洋画部，由藤岛武二亲自执教，所以这位中国学生的聪敏令他一再侧目。

未及一年，王悦之便被推荐考入更为严格的东京美术学校，在西洋画科进行深入的学习与训练，三年级时，他已升入藤岛武二的工作室学习。

在东京美术学校为期四年的学习中，王悦之的勤奋精进，异于常人的天赋，让他的老师与绘画同行惊叹再三。

他的作品参加过各种的展览，甚至进入过最高规格的“帝展”。

一个台湾画家能进入这种展览，对大多日本学生也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

故展览一有他的作品挂出，其印象主义风格的自由奔放的笔触，浓烈明亮的色彩，总是引来一片低低的赞美声。

不过绘画只是王悦之的才能之一，他对文学的炽爱与对美术的赤诚是同等的程度。

因之一俟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便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深造，同时在北京美术学校任教，没有返回台湾。

王悦之学成之后直接奔向北京而没有回台谋职，与亲人团聚，这个转折看上去多多少少有点突兀。

原来在绘画与文学之外，他还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由于台湾早在1895年割让给了日本，因之在这位青年的感受与认识里，他的家国是破败的，寻求救国之道是高于自己的绘画与文学理想的。

事实上，早在王悦之读书期间，他就萌动过放弃学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念头，他这么想也这么做了，曾一度离开学校专程到上海想拜见孙中山。

孙中山未见到，却认识了接待他的另一个国民党政要、也是孙中山的助手王法勤。

这位老同盟会员当初也是去日本留学，后弃学返家闹革命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之间的种种不易与深味，他是体会得很深的人，眼前这位一心想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使他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慨叹之情顿生。

他对王悦之坦诚地道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提出由衷的建议，劝他一定要继续完成学业，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形式。

王法勤的坦诚相待与理解，令王悦之倾心感激。

而王悦之的俊雅与才华，也令王法勤深感人才难得。

也许他们彻夜长谈过，也许他们之间特别投缘，总之在这一次见面之后，王法勤便将王悦之收为了义子，王悦之也正式将原来的刘锦堂的名字，更为了王姓与“悦之”，“悦之”谐自己的名号“月芝”之意，也暗合“我愿意这般”之意。

革命情怀得到理解，个人情感得到接纳，王悦之安然地回到日本，于1921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随后即选择了前往北京，以侨生身份进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文学，并兼职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做了一名学生爱戴的美术教师。

在他看来，只有在远离台湾的某处，他的爱国情怀才能落脚，这大概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行为了。

他的一生，无论有多少挫败，对自己的国，始终保持了这样一份基本的朴素的情感。

到北京最初的头十年，自觉肩负艺术与革命双重使命的、志大而心高的青年王悦之，仿如获得新生一般。

在传统学术思想氛围浓厚、新美术思潮又已春风拂来的北京，他结识了许多学界与美术界的同行朋友，又得到王法勤好友、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照顾。

到京次年，他即与留英回国的李毅士、留法回国的吴法鼎等同行创建了研究西画的团体“阿波罗美术研究会”，一起探讨如何融汇西方现代艺术于传统艺术中，又收授学生，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传播出去。

李毅士与吴法鼎都是人中的俊杰，才识渊博又见识广阔，且同样具有爱国的热诚。

他们的存在使王悦之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很不一般的踏实感。

这段时期，王悦之在研究古典文学之外，频频参与各种的美术活动，并参加其他重要的美术社团组织。

他出任北大造型美术研究会导师，在王法勤的资助下创建私立北京美术学院，接受政府教育部的委派赴日本与台湾专门考察教育，

30年代末甚至受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特邀，出任过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西画系教授与日文讲师，再任私立京华美专校长与私立北平美术学院院长。

……他是忙碌的，也是意气飞扬的。

在他看来，融救国的伟大理想于自己的艺术生涯，将是他平生的最快意事。

在个人的绘画创作上，大约有近七八年的时间，他沉醉于西洋艺术与东方色彩如何融合的新形式中，并迈出过重要的探索之步。

事实上，王悦之1930年代之前的作品风格都显现出一种明亮化与情感化的调子，色泽温暖，线条圆润柔美，充溢着一股甜蜜蜜的抒情气息。

这既是他源自印象派绘画的非凡功底，也是他的现实生活与心境在画面上的直接反映。

原来王悦之在到北京两年之后，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成年大礼，与一位叫郭淑敏的女子结了婚，婚礼是在义父王法勤的主持下完成的，而新婚妻子的温婉明丽给了王悦之深深的幸福感。

这是王悦之一生中少有的浪漫与安宁的日子，他的画面因之充溢着更多的才情与暖调，《镜台》《摇椅》《女像》等，描绘的都是生活的安详感，跃动着他一颗多情的心。

1920年的王悦之（前排右二），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同学合影。

同年王悦之（前中坐者）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与同学留影。

好一个风神俊朗的美少年啊。

1922年，王悦之28岁，到北京已有一年，同道朋友众多，亦有了女朋友郭淑敏，于是画下了这幅充满恬静气息的《镜台》（布面油画

60cm×

31cm

1922年

中国美术馆藏）。

青年时期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股青春的光辉朝气。

而画中的女子，是以女朋友郭淑敏为原型。

这是作品修复之前的图片。

在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已经被修复得焕然一新了。

王悦之的《摇椅》（布面油画105cm×

76cm

1923年

中国美术馆藏），色调明亮可喜，是他当时幸福生活的直接呈现。

其所在日本学习的印象派技法，在此幅作品中表达得最为彻底了。

《七夕图》（94cm×

73cm

1928-1929年

中国美术馆藏），与下一幅《灌溉情苗图》，晚于前两幅作品有七八年之久，画风已然有很大的改变，无谓写实，图式有雕塑的质感，是悦之先生埋头探索自己的艺术逻辑之发展的结晶。

凭心来说，此段时期的作品最得我的深爱，如果能一直发展下去，个人化的风格必然蔚然大成。

《灌溉情苗图》欣赏。

这张照片，是因为喜欢放在这里。

是悦之先生结婚前特别爱的一个女子，冰清玉洁又才学并茂，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女友黄璞君，痛惜年轻时夭折。

他写他想她的心情是：

几向红楼倾宿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