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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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

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变，素来被称为民众对清政府的反抗行为，然而，如果我们从“革命史学”走向社会史学，却可在“民变”中发现无比复杂的历史内涵。

本文以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为切入点，试图解析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清末民变”的丰富含义。

　　　　　　一

　　清末十年，清政府立意变革，“以期渐至富强”，其举措包括官制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奖励实业。

这些实绩所包括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

美国学者任达因此认为：

“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日今时。

”（注：

任达：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

　　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却是“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与此同时，还必须应付巨额赔款与借款。

以如此羞涩之财力，推行庞大的新政改革计划，势必捉襟见肘。

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加税于民。

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说：

“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清廷谕旨也透露当时的情形：

“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

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

”（注：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51页。

）此种情形，不能不使农民直观感受到：

“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注：

《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2期，《中国大事记》。

）因此，他们对新政十分敌视，并直接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自治公所、警署、学堂之上。

如“密县知县徐某，自去年到任，即以筹款办新政为要务，颇为绅民所不悦。

今正因开办地方自治筹办处，议添亩捐钱一百二十文。

本月初一日，复出谕催缴，大滋绅民之怒，当于初四日早纠聚一千七百余人，一拥入城，拥至县署，……将大堂大门全行拆毁”（注：

《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

）。

武康县因办理警察，抽收捐款，遭到乡民反抗，“将城市警察总局三桥埠警局及巡董丘益三房屋拆毁”（注：

《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

）。

学堂更成为这一时期农民骚乱攻击的主要目标，诚所谓“不为世所恨者几稀”（注：

《江苏学务文牍》，第6册，第380页。

）。

如“浙江定海乡民因官胥加征粮耗……遂聚众入城拆毁警署，并疑所征粮耗为学堂经费，遂将学堂捣毁”（注：

《东方杂志》，1907年7月，第7期，《军事》。

）。

“浙江淳安县民风气蔽塞，类多仇视新政，复经劣绅无赖从中鼓煽，遂益肆无忌惮，八月初十日以求免清厘并停办学堂等事为名拥众入城，捣毁师范学堂并拆毁学董应致荣及库书册书房屋九处，复哄入县署，恃众滋闹”（注：

《东方杂志》，1907年10月，第10期，《军事》。

）。

江西袁州宜春乡劝学所董于地方当局所索“图捐”外，又指使各乡劝学员，另写学堂捐款，致民众各怀忿恨，进城焚毁学堂（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3页。

）。

浙江遂昌因学董“鱼肉乡里”，自治学员又“勒派鸡猪牲捐”，“众心不服，誓灭学堂，以安农业，并要求退还前任学租”（注：

《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1期，《中国大事记》。

）。

1904年11月第11期的《东方杂志》在一篇评论中曾指出当时毁学的普遍性：

“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

”“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

”（注：

《东方杂志》，1904年11月，第11期。

）地方自治与警署、学堂，均是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举措，它们在乡间所受到的强烈抵制，无疑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严重影响。

　　清政府的苛征重敛本已使民众不堪重负，其间又有两大因素使矛盾急剧尖锐。

　　首先，新政期间清政府虽然征敛已重，但到了民众身上，这些负担又要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其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者便是各地官吏士绅。

如萧山县龛山镇于丝捐之“向章每两七文外再加五文”，河南长葛征收粮款时，在定章每粮银一两的基础上加巡警经费钱三百文。

“各省厘局……抽分抽钱有加无已。

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地抽之，卖货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粮之时又抽之。

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之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其弊不可胜言”。

而厘金局委员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二三千金不等”。

协助地方当局兴办新政的士绅也是“借以牟利，为众所侧目”。

如直隶易州自治局局绅张某、祖某藉口筹措自治经费，擅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共得津钱三万余吊，又陆续勒捐两万余吊，全部中饱私囊。

局绅张某等借调查户口之名，按户敛钱。

乡民以天不下雨，秋收无望，坚不肯纳，张绅大言恐吓，谓顽民阻挠新政，非送官究办不可（注：

《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

）。

浙江遂昌的学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自治学员周寰来乡，……勒派鸡鸭牲捐”（注：

《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1期，《中国大事记》。

）。

江宁自治研究所的毕业生一到乡下，“广刷报纸，散卷开贺，为敛财之计，甚有勒派分资者”（注：

《时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

吴县蒲庄小学堂堂长俞武功，“自充镇董，于地方窃案，擅行判罚入学，其藉学敲诈无疑”（注：

《江苏学务文牍》，第6册，第380页。

）。

如此种种贪婪剥夺，不能不激起民众的反抗。

如“长兴县小西门外画溪桥厘局，又因巡丁勒索船费过高，民情不服，纠众捣毁厘局，殴伤巡丁”（注：

《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

）。

萧山县龛山镇之民众，“咸以育蚕收丝为耕种资本”，“尔因丝捐于向章每两七文外再加五文，众皆捏布谣言，欲图反对”（注：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

）。

河南长葛县以筹办巡警的名义，每亩加捐三百文，“沿门大索，远近骚动”（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页。

）。

农民鸣锣四乡传告此事。

其各乡传单上写道：

“各村各堡父老兄弟同看：

江官到任，即科派差钱，一年共派七次，吾民之力实不能及。

刻下江官又派加地丁钱，吾民性命必不保。

屡次呈恳免缴，屡遭重责。

官比差，差比民，吾民身家为贪官所食。

刻为筹抵制之计，务望速至五里囤会议，不来者群起而攻之。

”（注：

《东方杂志》，1911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补遗》。

）在这里，“不来者群起而攻之”是农民特有的组织方式，而从“力实不能及”到“性命必不保”是农民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是他们聚众抵制的根本原因。

　　其次，为保证捐税征敛与清理田赋顺利进行，地方当局往往手段苛刻严厉，民不堪辱，因而奋起反抗。

如萧山县龛山镇不仅捐上加捐，而且指示该镇厘卡：

“如获偷漏，以五成充公五成给赏。

”“故更搜查严密，甚或见有乡民持丝过卡，即指为私丝，勒令充公，众尤切齿……至于众怒，立将该卡捣毁”（注：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

）。

“吉安乡民因清赋委员催征旧欠过酷致动公愤，将该委员殴伤，旋复聚集数千人入城滋闹”（注：

《东方杂志》，1911年8月，第8期，《军事》。

）。

江西瑞昌县因厘税分卡抽税苛细，洪下源姜、何、冯三姓乡民一哄而上将该卡捣毁。

当兵差将姜姓三名犯事人拿获，乡民不仅纠众将三人夺回，而且鸣锣出队约二百余人，开炮轰击官兵（注：

《东方杂志》，1906年8月，第8期，《军事》。

）。

江西吉安地方当局组织清赋委员赴乡催征，乡民本来并无抵制情绪，只因随同差役索差钱未遂，将一郭姓乡民拘押，以至激起“千数百人入城滋闹”（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9—302页。

）。

而一旦民变发生，地方当局或谎报军情，或乱杀无辜，致使民变愈演愈烈。

如山东莱阳乡民因春荒赴县署，请求罢免苛捐，尽去浮收，革除劣绅。

知县佯称十日内将积弊消除，乡民欢欣而散。

而地方当局旋调兵镇压，从而激发大规模反抗。

但是，莱阳县向中央报告的情形却是：

“（有人）乘机播散谣言，妄以行将抽收人口、牲畜各税并从前仓谷均被绅董侵吞等语煽动乡愚。

”（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5—178页。

）又如“台州仙居县盐号激怒乡民，官兵残杀无辜……大都言酿祸者盐号，激变者防营。

乡民愤屈莫伸，致起抵抗，统领管带擅作威福，一首级悬赏十元，一村庄动焚百户”。

“非目为乱民，即指为匪类，动辄以格杀勿论上请”（注：

《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

）。

如此而来，不是乱民也被逼为乱民，不是匪类也被逼为匪类。

对于这一点，连清政府中人也看得十分清楚，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在纠参河南长葛县县令时便曾指出：

“以兵力济其贪暴，激之使众怒愈不能平，驱之使民党愈不可解，而其祸始大。

”（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236页。

）而众怒之加剧、“民党”之“愈不可解”，预示的只能是冲突的白热化。

二

　　如果说新政时期农民对苛捐重税、贪污盘剥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并显示出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的话，那么，农民对新政其他举措的抵制，则蕴含着守旧和保守的强烈意味。

　　　　1.反禁烟。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的输入从公开化发展到合法化。

为了抵制洋烟，清政府不得已允许栽种土烟，企图通过“内地之种日多”，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注：

这一建议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便已提出，连虎门禁烟的英雄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改变禁烟主张，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

……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林则徐书札·复署江西抚州府文海信》）马克思也在《鸦片战争贸易史》中说：

“如果中国政府使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损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9页））。

然而，此禁一开，各省农户为追逐丰厚利润，纷纷弃谷改种罂粟，致使“各处膏腴皆种烟叶”，占用大面积的“生谷之土”。

与此同时，由于土烟价廉，鸦片吸食者日多，曾国荃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这一态势：

“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

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

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注：

《曾文襄公奏议》卷8，《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

）为了挽回这一局面，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禁种罂粟的谕令，以此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然而，禁种罂粟固然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力与改易社会风气，但对罂粟栽种者来说，却是无法承担之损失。

如果他们“易烟而谷，其利入不十之一，既不足以赡其身家，且农具牛种早已荡然”（注：

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

）。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各地栽种罂粟的农户纷纷起而抵制禁烟令。

如“四川湄州禁烟严迫，乡民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地方匪徒，乘机起乱”（注：

《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7期，《中国时事汇录》。

）。

“河南汝州陕州一带，为汴中产土之地，去夏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当时委员敷衍了事，仅将道旁各处烟苗拔去销差，不意今年该处所种较去年又多数倍，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上月杪，省台委人前往禁止烟馆，拔去烟苗，委员甫到该处，即为乡民所知，聚众违抗”。

山西文水县武树福、弓九湖二人，以要求种烟为名，广布传单，敛钱聚众，甚至订立合同稿据，入约者达二十一社之多（注：

《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5期，《中国大事记》。

）。

此外，陕西凤翔府、陕西眉县等地的县令下乡禁烟，也同样受到农民的围攻和殴打。

而在云南，“罂粟种植者立即投向叛民，当革命运动正在展开时，重新种植罂粟”（注：

高第：

《论辛亥革命的意义》，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2月版，第253页。

）。

在这里，乡民“以性命相拼”甚至不惜加入反叛队伍以反抗的不是清政府的阶级压迫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