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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称呼感到亲切，更能表达我的感情。
齐齐哈尔市一别，不觉35年过去了，但是再长的岁月也没能冲淡我们的同志情谊。
每当我接到你满怀暖情的电话，看到你寄来的照片、信函，心里总是热呼呼的。
一个正在安度人生余年的耄耋老人，还能受到来自远方离别30多年不忘旧情的同志的记念，怎能不为之感动喜悦呢！
我离开部队也有31年了，比你晚走了四年。
回想当年，我是全师转业干部中最后一个离队的，比规定的期限足足晚走了三个月。
当时空军领导机关下了个一刀切的死规定，所有转业干部都必须在78年九月底前离队，否则一律停止部队供给，对不服从分配的，还要抓典型。
在当时这样严酷的形势下，部队领导为何对我如此破例宽容？
原因何在？
你也曾问过我为何没有转业回上海的事，下面就说说我的转业故事吧！
1977年，在得知我即将转业的信息后，我曾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到空一军拜访过原空军39师老政委王绍玉同志，当时他是空一军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请他对我的转业去向作些指导。
他知道我是从上海入伍的，爱人和孩子是他批准从上海来齐齐哈尔随军的，一家四口都来自上海。
因此，他回答得很干脆：
“当然回上海，你回上海的理由很充分”。
得到了他的支持我很高兴。
回部队填报转业去向时，理所当然地填报回上海。
此后，我开始做回上海工作的准备，爱人原在上海的工作单位也来函欢迎她回去工作。
直到上级把转业去向分配名额的文件下达以后，我才知道师里还有机务处的周启民也要求转业去上海，他是从浙江入伍的，娶了一个上海人。
当时分给师的上海名额只有一个，名额没有定团干还是营干（周系营干），但军在召开各师参加的转业工作会议上有个倾向性意见，王绍玉政委向39师前去参加会议的同志当面有过交代，说徐江水要求回上海，考虑到他在部队的一贯表现，又完全符合进上海的条件，这个上海名额请师里照顾他。
参加会议的同志向师党委汇报了军转工作会议精神，并如实传达了王绍玉政委对上海名额的倾向性意见。
但当周启民知道这一情况后，情绪特别激动，一面骂王绍玉政委，一面找师里领导力争。
在此情况下，当时我虽考虑过自己的有利条件，尤其我是从上海入伍的，爱人与两个孩子原都是上海户口，完全符合当时上海接收转业干部的政策规定；
加上我转业回上海是请示分管干部工作的军首长决定的，而且军里有照顾我的倾向性意见等等。
然而，我却在另一种心态的支配下，没有采取争取的行动。
因为，第一，我羞于与人争利，何况面对的又是同在一个师机关工作的老熟人；
第二，我不想打军首长的牌，将师里的军，迫使军师领导处于两难境地；
第三，当时我有一种自信，认为自己到哪里都能工作，都能生活，都能适应；
第四，我书生气十足，在人生的转折点上缺乏远见，头脑简单，没有重视选择好转业去向对自己家庭及人生晚年的重大影响。
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我沉默了，既没有诉求，更没有据理力争，在无声中放弃了回上海的权利与机会。
师里看到一个上海名额，一个力争，一个默然无声，自然就很轻易地把这个名额落给争的人了。
由于我的放弃，给师里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领导自然也明白，如此处理对我是不公平的，也想在后续工作中作些弥补；
加上后来师政治部刘硕三副主任告诉我，王绍玉政委来师检查工作时，他对你过去在师机关的工作和这次对待转业问题有很高的评价，大加赞扬，并向师里交代，要善待徐江水，把他安排好。
基于上述原因，我就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了。
师里要来一个安徽名额，在城市定点和工作安排上做了努力，多次与地方联系，并派专人陪同我到安庆做了实地考察，力求安排妥当后再离队。
后来工作安排好了，我也不想再跨年了，便决定乘坐当年12月31日晚上的火车告别部队。
离队的当天，师里李如芝副政委陪同新来的师政委来到我住的通江路宿舍看望送别，离队的那天晚上，师副政委虞文琦同志与政治部刘硕三副主任送我上了卧铺车厢，在车上握别，互道珍重。
从此，我永远告别了军营，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到此也就划上了句号。
以上就是我当年转业的一段简要经历。
当我的许多亲朋戚友得知我没有转业回上海而去了安徽的时候，有的为我打气，有的为我惋惜，也有的说我太傻，并为此大发议论，连地方的同志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转业到这无根无源的安庆来。
现在回想起来，感慨良多。
俱往矣，漫漫人生路，其实关键的也只有那么几步，关键的一步没走好，对一个人及其家庭的发展变化，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1979年初，我转业来到了安庆，开始在人生舞台上扮演新的角色。
我在人地两生的环境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得到了单位主要领导的重视与信任，也得到了单位科室同志的尊重与支持。
初来安庆时，在地区任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不久任副书记、副局长，后因局长另有任用而离职，由我主持单位工作，一九八三年在组织考察和群众测评的基础上，被正式任命为地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后安庆地市合并，又被任命为合并后的安庆市民政局书记、局长，在我的花甲之年到来的时候，中共安庆市委还安排我作为中共界的成员，进入安庆市政协常委，根据当时有关政策规定，地级市的政协常委可以干满一届（五年），于是我又“超期服役”工作到六十五岁，于1994年底才离休回家养老。
从此，我就告别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军政生涯和面对未来的人生余年，我的基本态度是：
是非功过任评说，保全晚节遗子孙。
离休以后，我决心远离官场，谢辞了市关工委为我安排的工作，开始过着无官一身轻的宁静生活。
“自此光阴归已有，从前日月属官家”，使我有时间静下来思考人生，品尝人生滋味，感悟人生真谛，日子过得还算潇洒自在。
然而，苍天难老人易老，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生老病死是老天爷规定的人生历程，且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十分公平。
因此，我不得不迎接老、病、死的挑战，老伴因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特别是脊椎压缩性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我自己也有高血压、脑梗等老年病缠身。
自然法则不能抗拒呵！
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人活百岁，也要驾鹤西去。
我说这些，并非悲观，而是想坦然而从容地面对，更加珍惜余年，更加乐观地生活。
人的一生，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须要解决好：
一个事业，一个家庭，一个健康，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我为你在这方面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
你的事业是有成就的，事业是否有成，不在为官的大小，也不在聚财的多少，而在于实现人生价值，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
你的全家福照片展示出你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家和万事皆兴。
尤其令人赞赏的是，你不忘旧情，乐意与四面八方的老战友交往，你仍然具有年轻时那样的激情与活力，你的心态是积极健康的，而健康的心态，可以增强免疫功能，促进人体健康，是老年养生的首要，愿你永远保持下去，让生命之树常青吧！
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天各一方，难得相见。
特寄上照片三张，一张是我的单身近照，一张是我与老伴在住室凉台上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全家照，这张照片是2007年女儿从美国洛杉机回国探亲时照的，照片中间是我与老伴，左边第一人是媳妇，在市邮政局工作，右边第一人是孙女，在读初中，你可以从照片上看到当年随军到齐齐哈尔的两个孩子，右边第二人是女儿，原本在航空航天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放弃了在天津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跨洋去了美国，现已成为美籍华人。
左边第二人是儿子，他原本在安庆市人寿保险公司任财务部经理，后自作主张辞去了被人们羡慕的工作，“下海”办公司去了。
这完全是他们独立自主作出的人生选择，也可说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吧！
在现代通讯条件下，我已经多年没有握笔写信了，而这次却特别高兴地给你写了这封长信，为的是与你这位不忘旧情的当年小郑交流一下思想感情，你不嫌文字冗长吧！
由于人体老化，手不灵便了，视力也模糊起来了，信稿字迹不易辨认，为方便阅看，誊写工作就请电脑代劳了。
岁月如流，又要迎新送旧了，祝你全家新春快乐，健康幸福，万事如意！
老战友：
徐江水
二OO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简介：
郑兴祥同志，四川重庆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曾任空军航空兵39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一九七四年从部从转业回四川名山。
退休前历任名山纪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等职。
现定居名山。
致部队老战友陈国源同志的信
小陈：
你好！
虽然你已年届古稀，但我还是习惯于当年对你的称呼，不会见怪吧！
在虎年春晓的美好时节里，突然接到你满怀战友情谊的电话，不数日，又收到你邮赠的《砚林集胜》名著，使我欣喜至极，激动之情实难言表。
人到老年，喜欢怀旧。
记得你调离空军39师以后，我们还有过一次会见，那是1975年我在北京空军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时候，你特地来学院看我，临别时，你还送我一本印有毛泽东同志为《空军报》亲题报头的笔记本。
本子虽小寓真情。
我珍藏至今，已成为我们友谊长存的象征。
现在35年过去了，你也早已成名成家了，然而你仍不忘旧情，满腔热忱地多方打听到我的信息，并把你多年心血的结晶寄赠给我，这份物珍、意重、情深的礼物，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还使我能在暮年获得这份真情而深感幸福。
我也经常怀念在军旅生涯中朝夕相处团结共事的战友们，他们也都在记念着我，尤其是当年在宣传部门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如何毅、凌斐然、黄祖文、石文献、郑兴祥、胡永球、周军、余年发、黄德旭、许遵华（外训办）等同志，常在电话里给我送来热情的问候与祝福。
胡永球同志还曾来安庆看我，并经常给我邮寄《湖北党员生活》刊物，不遗余力地为我查找有关黄埔军校的历史资料，战友之情令我铭心不忘。
还有在老部队共过事的一些同志，有的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未忘旧情，如原空军副政治委员林万海中将，也满怀热情地来电话给他当年任机械师时的老指导员拜年；
原空军39师副政委虞文琦同志，还专程来我家聚会。
这种历经数十年时间考验而不褪色的同志情谊，在当今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冷漠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读了你的《砚林集胜》，令我感慨不已。
你在收藏、鉴赏以及研究当代名砚的事业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传承弘扬华厦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你已成为著名的当代中华名砚收藏家、鉴赏家及研究砚文化的著名专家学者。
梅花香自苦寒来。
你的成就使我想起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句话：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你心志高远，坚苦卓绝，百折不挠，倾囊不惜，你的成功，来源于你有这种非凡的精神。
我还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首卷序言中的一段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顶点。
“由于你具有这种人的意志和精神，所以你登上了砚文化高峰。
你在砚文化事业上的成就，还令人感悟到人生真谛。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活着的时候，若能实现非凡的人生价值，百年之后又能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被后人传承发扬，千古流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就会永远延续下去，虽死犹生，活在后继者的心里。
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呢!
天地转，光阴迫。
对我来说，人生的大戏已接近尾声，快到谢幕的时刻了。
回顾我的一生，我用几句话给自己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就是：
度过了一辈子军政生涯，搞了一辈子五湖四海，当了一辈子驯服工具，守了一辈子两袖清风，做了一辈子老实人。
如此而已。
人生自古谁无死，保全晚节遗后人。
这是我对人生余年的态度。
不久前，我给当年在宣传科工作的郑兴祥同志寄过一信，在信里谈到了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一些情况以及我的家庭与晚年生活，现将其复印寄你一阅，恕我偷懒，我的这方面情况就不再在此赘述了。
由于老伴长期卧病，再加上自己也到了“八十不留餐"
的年龄，现在要想离家远行已很困难了，不过我还有梦，希望有一天能走进你的《星湖春晓砚斋》，一睹你的辉煌成就，饱赏当代名砚艺术，但这一天能否到来，还得听从老天爷的安排。
天遥路远，相见甚难，现寄上近照一张，还有我将你先后赠送给我的毛主席亲题报头的《空军报》笔记本和《砚林集胜》拍照，准备收入影集，也寄上一张，供你过目并留作纪念吧!
“岁岁年年人不同”，年龄是不饶人的。
我与老伴都切身体会到老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失去健康，不仅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会带来莫大的痛苦。
望你善自保重！
余未一一，向你夫人致意，向你全家问好，祝你安康、幸福！
战友八二翁徐江水
二0一0年五月五日于安庆
陈国源同志1939年10月出生，浙江杭州人。
军旅生涯40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任空军航空兵第三十九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后调空军宣传部工作，大校军衔，空军政治部师职退休干部。
系北科院中国国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主任，“星湖春晓砚斋”主人。
国源同志自1985年以来，于日常繁忙的军务之暇，潜心收藏和研究中华四大名砚，与砚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收藏中华名砚三百余方。
他喜爱收藏更注重研究中华名砚。
其发表的著作有：
《赏黄庭坚（砚山行），评“端”、“歙”之争》、《情萦砚魂，扬我中华——浅谈收藏境界三部曲》等30多篇文章。
传略已被《中国文学艺术家和文房四宝专家传集》、《二十世纪中国收藏家大全》、《中华收藏名家大典》等二十余部辞书收录。
国源同志现定居北京。
八十生日思母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
今天烈日当空，热浪滚滚，我迎来了八十周岁生日。
在这个日子里，我特别思念三十五年前就已驾鹤西去的母亲。
老人家慈祥的面容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老人家当年呼唤我的声音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老人家渗透着母爱的一桩桩往事，像过电影似的不断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是多么想念给我生命的母亲!
自母亲把我带到这世上，我已经过了八十个生日了。
但直到今天，我才感悟到生日的真谛。
生日是什么?
生日其实是母亲受难的日子。
母亲忍受着“十月怀胎”的折磨，经受着酷暑分娩的痛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我。
生日还应该是面对母亲感恩的日子。
然而今天，母亲却早己仙逝西归，永远离我而去了，子欲报而母不在，是何等的心酸内疚啊!
有一件事在我的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伤痛，以致留下了终生遗憾。
事情发生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1974年7月，时年82岁的母亲在乡下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病危，老人家感到日子不多了，有话要跟我说，想在生前见我一面。
侄儿们先后两次发来急电催归，我接电后，心情十分沉重，曾先后两次向当时的政治部主任请假，恳求准我见母一面，然而得到的却是冷酷无情的回应。
由于我出身地主家庭，这位形左实右的领导，竞以此无限上纲，把回家看望病危的母亲，为她办理后事，都被视之为阶级立场不稳，阶级界限不清。
因而以“家庭成份不好，爱护干部”为由，不予准假，粗暴地剥夺了我探望病危母亲的权利，一次母子间的死别会见竞被这根极左的无情棍棒给打没了，人为地制造了一起人间悲剧，使望眼欲穿的母亲最后绝望地走了，把要和儿子说的话也永远带走了，能不含怨九泉吗?
而作为儿子的我，没能在母亲生前实现老人家见面的愿望，没有聆听到老人家临终时的教诲，没有在老人家病重的时候，为老人家端一杯水，喂一口饭，说一句安慰老人家的话，尽一点儿子的责任，能不内疚终生吗？
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尽日啊！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善恶是非往往是被颠倒的。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常以肆意扭曲了的党性与阶级性，抹杀正常的人性，践踏人权。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政工干部，只能绝对服从，不容许有别的选择。
在无尽的的遗憾之外，唯一使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在苦难深重的最后岁月里，身边还有一个好孙女——云青。
“女大当嫁"
，当时云青虽已二十三岁，在农村早已到了婚嫁之年，但她不顾有人说媒，坚持要照顾奶奶，不谈婚事，老人家的生活和病危时的护理，都由云青一个人担当，直至最后老人家还是云青抱在怀里与世长辞的，这也是母亲在大不幸中的一种难得的幸运。
云青的这种难能可贵的隔代孝心，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是值得大加赞扬的，也是我们徐家后代应该永远传承并发扬光大的。
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受人尊敬的女性。
她出身贫苦，逃过荒，讨过饭，没读书，不识字，虽然后来家庭社会地位起了反向变化，但她品德高尚，为人正派老实，一生热爱劳动，一生勤简朴，慈善为怀，怜孤济贫，乐于助人，深得亲朋乡邻的赞誉和尊敬。
“贤妻良母品德高，慈心善行众口碑”，这是二00七年我与四维兄弟为母亲修墓时，怀着对母亲的无限崇敬与怀念写下的墓联，母亲那勤俭慈善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李白诗云：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时至今日，我已在人世间作了八十年“过客”了，岁月正在不停地催我由“过客”向“归人”转换。
我想，当转换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将沿着母亲走过的路静静地归去。
生前忠孝难两全，死后请罪于九泉。
附：
我在过80周岁生日的时候，写了《八十生日思母》一文，现复印数份，寄给你们兄弟姐妹及你们的子女一阅。
我寄此文的目的，是想弘扬中国的孝道文化。
孝道是我国的国粹，是一个人的善心、爱心和良心的综合体现，是实现社会福利体制的道德保障。
做人要知恩、感恩、报恩。
要以孝心对父母，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报达养育之恩；
同时，善要善报，不要忘记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
我在文中提到了云青，她在当年那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拒绝婚嫁，一心伺候隔代的祖母，直到最后祖母在她的怀抱中辞世。
她的这种贯穿孝道精神的美德，难能可贵，值得广为传颂，很有必要在后辈中传承发扬。
希望后辈们能在我写的思母一文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0一0年二月二日
诗三首
我不谙旧体诗韵律。
偶尔写写诗，只是兴趣所致，是自娱自乐，感到对某时某事的所感所悟，用最少最通俗的几句话抒发出来，便是很大的快慰。
（一）
告别政治生涯
半个世纪政和军，
是非功过任说评。
人生自古谁无死，
保全晚节遗子孙。
（二）
话落叶
少小负笈别乡关，
从军务政老未还。
欲问落叶归何处？
物质不灭天地间。
（三）
谈人生大去
大去人生走到头，
没灵没魂没索求。
天地人间一逆旅，
洁来洁去也风流。
关于人生后事给子女的预嘱
人的生命是一个由生、长到老、死的发展过程。
大自然既然赐给我们生，也必然赐给我们死。
人对生和死没有挑拣的权利，因而只能顺其自然，不讳不畏，坦然而从容地面对死神的降临。
人死了，天年已尽，回归自然，没灵没魂。
当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将悄然地离去，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简单的方式处理我们的后事，一不鸣鞭炮，二不设灵堂，三不收丧礼，四不通知外地亲友，五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六尽快火化，不留骨灰。
淡化简化丧事，好处甚多，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费用，而且还可给组织和单位省掉许多麻烦，免除对亲友邻里的干扰，家人也可少受拖累，于公于私有益无害，何乐不为？
人有一死是必然的，但具体的死期和死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偶然性，无法预测。
鉴于我们都已年过八旬，又有致命的老年疾病缠身，因此有必要就人生后事问题预先有个交代，以防不测，特预立此嘱。
徐江水陈谦君
二O一O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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