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中国当年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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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中国当年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易富贤

2006年2月10日

familyyi@

一、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

   1949年之后，由于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再到现在的72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而印度预期寿命现在都还不到64岁。

就是说中国寿命延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远远超过同等发展水平国家。

在1970-1975年时候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比韩国短5.4岁。

   我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已经指出：

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加上当时文革的一些僵化经济政策，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在文革高峰期的1971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

就是说在1980年时候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世代更替水平（防止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生育率，在目前的寿命情况下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考虑单身、不孕等因素，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生育三个孩子）。

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

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

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

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

可见1970年代这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二、1980年的不同生育方案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

“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停止增长”。

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

但人口学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

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

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

直到最近，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还说中国近年每年出生人口仍有八百万至一千万，相当于两年产生一个澳大利亚人口，六年产生一个英国的人口；但赵主任却难道不知道中国目前每年死亡人口相当于一个瑞典人口，今后几年每年死亡人口相当于一个比利时人口？

赵主任难道不知道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都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与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计划生育却影响他们的养老），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

   1980年开始人口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计划生育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几种：

   1、有人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进入人口的负增长。

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

   2、有人提出我国人口要降到七八亿的“适度人口”的观点。

   3、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学者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

这个“一胎化”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1980年有关部门曾公开提出“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

”

   4、主流学者赞成2000年12亿人口方案。

“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是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之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5、1984年一些人口学者提出：

根据农村超生实际情况来调整控制人口的目标，将“12亿以内”调整为“12亿左右”较为适宜。

党中央1985年将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调整为“力争把我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1990年调整到“13亿以内”的目标。

   为了实现中央的人口目标，1980年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

“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意味着每个妇女都结婚、都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也都依照国家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38个孩子（政策生育率）；考虑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不孕症、丁克、单身等；其实现在光不育不孕人群就占12.5%左右），意味着要是都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生育妇女只能生育1.175个孩子（现实政策生育率）；1980年代不育不孕比例没有现在这么高，假如当时不生育的人口总数为10%的话，现实政策生育率为1.24。

因此称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为“独生子女政策”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宪法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但是根据各国的经验，在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人口并非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1980年的这些方案岂不是本末倒置？

三、计划生育是调控人口的“第三只手”

   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调控规律，人口也一样。

我在《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提出控制人口的“两手”理论：

在古代通过“左手”调控人口：

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和瘟疫等激烈手段。

现在通过“右手”调控人口：

1、养老社会化：

养育孩子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是个人的高消费，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造成了“不劳（养育孩子）而获（养老金）”对“大锅饭”的投机空间。

2、女性受教育的总体水平提高和教育年限延长，导致女性育婴期缩短；同时，妇女就业率上升，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生活节奏快，没时间养育孩子，职业妇女一般不愿多生小孩受拖累。

3、政府忽视人口再生产，只关注物质再生产，男女分工紊乱。

4、避孕率增加，婚龄、育龄延迟。

5、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6、不明原因的降低生育能力（我国不孕不育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比率；娼妓和婚外情泛滥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7、教育周期延长，养孩子成本高。

8、经济政策所致心理安逸感下降。

9、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心理抚养能力下降。

10、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等导致性生活减少，无性婚姻的兴起。

   妇女生育时间是有限的，要是不实行任何限制的话，欧洲妇女一生最多可生育15个左右孩子（自然极限生育率）。

但生物因素只是给人的生育提供可能，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在绝大多数人群众实现过。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欧洲妇女平均生育8、9个孩子（现在非洲一些相当于中国1960年代发展水平的国家也还平均生育7个孩子），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自然极限生育率可能也不像欧洲那样有15）。

虽然有些妇女在15岁以下和45岁以上也有生育能力，但正常说来，主要育龄期是在15岁到45岁这30年。

将30年育龄期分成三段时间，15-25岁是生育能力最强阶段（女性在20到21岁是一生最漂亮的时期，也是生育能力最强的时期，可能是造物主这样安排以吸引异性），35-45岁是生育能力比差的阶段。

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在近二十年增加10倍，那么也意味着即使在目前仍然有生育能力的人群中，平均自然极限生育率和平均现实极限生育率也是下降了的，已经没有15和6了。

   那么以自然极限生育率15来计算，粗略假定15-25岁生育6个，25-35岁生育5个，35-45岁生育4个。

现在中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延迟到25岁左右，意味着减少了6个孩子的潜力，不孕（12.5%人群不孕）减少1.5个，避孕减少2个，人流减少1个，缺乏性生活（离婚、电视、电脑等）减少1.5个，然后只有3-4个的潜力了。

   按照现实生育极限6来计算，晚婚（25岁初育）减少1个，不孕（不是每个人，而是整个人群平均）减少0.75个，避孕、人流减少1.25个，性生活减少（离婚、电视、电脑等）减少0.5个，然后只有2-3个的潜力了。

而要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人口不增加不减少，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育2.1个孩子。

可见即使没有计划生育，需要挖潜才能使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注明：

上述推测是非常粗略的。

）

   虽然目前调控人口似乎是“右手”主导，但“左手”并没有退出舞台，不久前中国的SARS、东南亚的海啸、美国的飓风等都让人隐约地感到这只“左手”的威力。

而艾滋病、禽流感要是失控，可能死亡数亿、甚至上十亿人口。

   其他国家的计划生育（familyplanning）是加强“右手”的力度（现在西方国家的鼓励生育是减弱“右手”的力度），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只能叫做birthcontrol）却是强制性的。

对于人口调控来说，中国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是多出的“第三只手”，既有“左手”的刚性，又有“右手”的柔性。

要是一旦“左手”、“右手”、“第三只手”同时出击，中华民族将面临空前的生存灾难。

  人口学界可能会辩解：

在1980年的时候，“左手”已经远去，“右手”还没有出现，中国只好用计划生育这“第三只手”来调控人口。

   “右手”当时真的还没有出现吗？

日本在1940年代每个妇女平均还生育五六个孩子，但在1950年代经济腾飞后生育率急剧下降，每个妇女平均只生育两个多孩子；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地区的生育率也是在1970年代就急剧下滑的；西方国家在1950年代不孕不育人群就已经升高到15%左右了，等等。

中国政府在1980年的时候已经申明中国将于“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说明对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中国在1980年的时候避孕工具已经比较普及了，人口学界难道不知道经济发展和避孕对生育率的影响？

可见，在1980年的时候，调控人口的“右手”早就出手了，并且已经快打到鼻尖上了。

在1971年没有感到“右手”的存在情有可原，但1980年还没有感到“右手”的存在就只说明中国人口学界的水平差了。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这种经济结构改变所引起的低生育意愿是难以逆转的，逆转的难度比戒毒还难，就像落入风尘的女子是不可能恢复少女的圣洁。

四、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推测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

   国际上一般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人民生活质量。

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个方面的指标：

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反映卫生发展状况；三是总入学率和识字率，以反映教育发展水平。

国际上将人类发展国家分为三类：

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0.51～0.79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0.81～1.0之间。

联合国最近公布了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的HDI和2000年到2005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中国HDI排名85位，总和生育率1.7是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