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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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
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
”《韩诗》也说：
“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论语·
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
另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
“三月曲水，其意何？
”答曰：
“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
曲水之意起于此。
”帝曰：
“若所谈，非好事。
”尚书郎束晰曰：
“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
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
‘羽觞随流播流波。
‘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
‘令君制有西夏。
‘乃因其处，立为曲水。
二汉相沿，皆为盛集。
“善。
”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
（《后汉书·
礼仪志》注引。
按《晋书·
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
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
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
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
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
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
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
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
《宋书·
礼志》记载：
“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
官人循之至今。
”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二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
晋成公绥《洛禊赋》载：
“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
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
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
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
袁绍传》）。
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
”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
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
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
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
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
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
当时的新城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
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
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
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
场面很是壮观。
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
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
《世说新语·
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
“今日戏乐乎？
”王曰：
“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
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
”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
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
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的描述。
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
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
“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
曹丕《与吴质书》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石崇《金谷诗序》：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
”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
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三 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三月三日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
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
“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
”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
”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
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
排调篇》载：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
不能者罚酒三升。
”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
王羲之《临河序》称：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
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
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
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
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
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
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
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
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
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
“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
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
”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
“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
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
”潘尼《三日洛水诗》：
“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
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
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
”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
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
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
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在十首以上。
刘勰《文心雕龙·
明诗》说：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
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
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
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
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客观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
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也是如此。
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
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文选》归入“游览”一类。
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
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
四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
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
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
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
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
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
谢益寿见诗笑曰：
“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
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
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管子·
水地篇》云：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
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
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
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
……成岁而止。
”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
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
（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
《论语·
子罕》：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朱熹注称：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
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
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
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
“悲夫！
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
”孔子还说：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
”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
（刘向《说苑·
杂言》）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
屈原《抽思》：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
“念旧乡也。
”宋玉《九辩》亦云：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皆为其证。
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
”李善注曰：
“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
”（《文选》卷二十）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
有“水赋”、“水赞”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
“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
“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
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
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
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
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
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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