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文档格式.docx

1、“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 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

2、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 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

3、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 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二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 ，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

4、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

5、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 ，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 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

6、无异”。场面很是壮观。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

7、李于寒水。”的描述。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石崇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 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

8、绕。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三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 三月三日 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

9、颜延年作序。” 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 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王羲之临河序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如果作弊，甚

10、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但

11、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诗：“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 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

12、在十首以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客观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

13、文选归入“游览”一类。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 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 四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

14、何在？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荆门郭

15、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 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

16、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注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还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刘向说苑杂言） 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

17、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念旧乡也。”宋玉九辩亦云：“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皆为其证。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李善注曰：“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文选卷二十） 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有“水赋”、“水赞” 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曲水诗

18、”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 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