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希贵学校管理沉思录112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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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里遇到脸色忧郁的孩子,他也要驻足停下来,与之交谈几句。
当然,收走在扶梯上丢下的学生手机,抽查学生的橱子,没收学生的扑克,作为一位“公平的仲裁者”,他也是毫不含糊的。
最后,校长告诉我们,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是他雷打不动、接待老师和学生的时间,这个时间谁也别想让他离开办公室,他必须随时等待不期而至的或预约好的老师和学生们。
这位校长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如何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仍然让自己在教育工作中不缺位,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对学生施展影响,扩大自己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当是目前许多校长面临的一大挑战。
说实话,我们对校长有着太多的期待,于是校长的责任和压力也似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但是,校长不能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位管理者,单就在学生面前的地位来说,他还应该首先是一位首席教育官。
首席教育官影响到的,往往是学生的精神与梦想。
回顾教育家张伯苓,其实我们已记不得他在人、财、物方面如何管理学校,也想不起他是如何与社会各方周旋以保护南开的利益,但是,他所提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校训(其实也是南开的灵魂)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南开学子甚或整个中华民族。
校长室该在哪里,校长该如何履行好自己的“教育职责”?
值得我们三思。
关注最基本的管理单位
学校最重要的单位在哪里?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
有人说,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教导处是要害之要害;
有人说,我们正在实现科研兴校战略,教科室在学校里的作用举足轻重;
也有人说,我们的管理重心在年级组,年级组的地位自不待言。
没错,教导处、教科室、年级组的作用显而易见,不可小视。
然而,它们毕竟与学生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的教育最终不能惠及学生,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这样的教育是无效的教育。
因而,关注最基本的管理单位:
班级和备课组,通过它们本身的质量状况来判断并实施管理,是学校管理者的最佳选择。
作为学校管理者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决策,检验这些决策的质量,也应该到班级里去看一看。
我们可能会推进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弄清楚这些改革的情况,也必须到教室里观察一下课堂有没有变化,而且,只有班级的生活质量与学习质量改善了,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认为,学校开始改善。
脱离教室和班级的时间长了,我们往往容易以更大的管理单位衡量工作的成效,诸如教学楼的走廊里是不是快、静、齐,几千人的课间操是不是令客人和领导称许,联欢晚会的观众席上鼓掌与喝彩是不是健康有序。
这些很容易得到关注、也容易关注的东西多了,就极容易让它们取代孩子们天天生活的教室和班级。
晨会上,班主任老师的脸色,决定着教室里一天的温度;
教室里,科任老师的神情,影响着全班孩子一节课的心情。
同学间是团结友爱还是帮派林立,师生情是纯洁高尚还是充满铜臭——每一位同学都是在特定的班级和教室里成长的,特定班级和特定教室的力量,决定着我们学校真实的教育成效。
班级管理绝不仅仅是班主任的责任,学校管理者的目光要时刻盯住班级的质量,从制度建设、班主任的培养选拔一直到评价激励,都必须用心用力。
与班级管理一样,重视备课组的建设与管理,也是学校管理的重中之重。
学校宏观教学管理可以有许多,但要真正转化为生产力,还是要依靠备课组这个最基本的教学单位。
教学目标如何确立,重点、难点是否明确,教学起点到底在哪里……离开了具体的进度、内容、学情,任何教学理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在备课组里下功夫,让教学专家产生在备课组,让备课组的集体智慧辐射到所有课堂。
我们的教学效益就会大不一样。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备课组最有利于营造小家庭的温馨,也最可能凝滞剑拔弩张的氛围,每一位成员天天面对的似乎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可能产生或使孩子“鸡飞狗跳”或让学生“龙腾虎跃”的课堂生活;
备课组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团队,也最有可能变成一个相互争斗的角逐场,在这样一个最小而又最为基本的组织里,老师们可以成长,可以停滞,甚至也可能泯灭。
所以,如何建设好备课组,是对学校管理者智慧的一个考验。
管理学上有一个划小管理单位的策略,军事领域里有一个小分队作战的理论。
在学校里,关注最基本的管理单位——班级和备课组至关重要,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也是最为高效的管理策略。
管理知名度与扩大影响力
一所学校没有一定的知名度,肯定不能算作名校;
一位校长,如果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当然也不会列入名校长之列。
可是,近些年出现了许多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孜孜以求的“明星校长”,很可能会影响他们成为真正的名校长或者教育家。
知名度是很有诱惑力的。
为了它,市场营销者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产品有了知名度,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眼球。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名度决定着公司的竞争力,知名度本身就是企业的实力。
但是,学校毕竟不同于企业,校长也和企业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位校长的知名度当小心管理为好。
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当然不如有些知名度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但如果任由知名度恶性膨胀,虽不能说是贻害无穷,但起码会对校长及其学校发展构成些许障碍。
知名度很容易造就行色匆匆的校长,他们被各种峰会和论坛挟裹到了校园之外;
知名度也很容易让校长头脑发热,学校里的决策往往越来越多地带上了校长个人的主观色彩。
知名度也很容易造成封闭的胸怀和排斥的头脑,不再学人之长,丧失反思能力。
这些,常常是知名度太高的惨痛代价。
如果我们不提防知名度带来的负面效应,时间久了,就会应了诸如“墙里开花墙外香”,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老话。
所以,能否管理好自身的知名度,就成为一位校长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素质。
管理知名度当然是在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但控制知名度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很矛盾、很为难的事情。
因为要回避许多闪光灯,拒绝许多邀请函,从容面对各路评奖,淡定面对各种典礼。
这种拒绝与回避,如果校长没有一定的定力,没有明确的事业追求和人生目标,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起接受与选择要困难上百倍。
当然,管理知名度并不意味着压缩自己的责任。
一位真正有作为的校长,应该在控制知名度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是通过校长潜心耕耘、悉心求索而形成教育思想或管理思想来实现的。
当我们能够排除干扰,从容淡定地在校园里春种秋收,我们才有可能拿出真材实料,用自己的智慧影响别人,改变教育,甚至改变世界,当然,我们并不一定在乎这些东西一定要打上自己的注册商标,只要它影响了社会,确有成效,我们就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由此可见,影响力也完全可以在控制知名度的情况下实现。
学校慎提执行力
面对着执行力的书籍畅销,执行力的培训走红,执行力的各路新闻满天飞的局面,有位做校长的朋友有些苦恼地告诉我,学校内部的执行力欠缺,学校决策的许多事情在老师层面很难贯彻到底。
我想起了“人民公社”时期管理生产队的诸多笑话。
当“人民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时,“人民公社”管理者的责任和压力自不待说。
“人民公社”管理的各个生产队,情况千差万别,尤其是类似播种、收割、捉虫、施肥的事情,不同地域、不同作物、不同墒情,应该做的事情肯定各不相同。
但在管理中,各个生产队常被告知要按照“公社”领导的要求,统一步调齐步走。
于是,矛盾冲突就会发生了:
那些一切听从指挥的生产队,收成很差,而那些不太听话的生产队反而仓满囤尖。
这些现象经常会让“公社”领导感到十分尴尬。
教育有点类似农业,每一位老师面对着千差万别、富有个性的学生和教育情境,每一个学科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认知规律和教学规律,每一次教育教学活动又十分独特而不可重复,身处第一线的老师当然也包括干部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全新的挑战,他们应对挑战的决策不仅会因为挑战本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会因为他们自身的素质、经历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去施行统一的教育行为,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对一位管理者来说,尽管政令畅通、一言九鼎的情形颇具诱惑力,又很能满足虚荣心,但却不能成为学校管理工作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一位聪明的校长,应该尽可能淡化行政的力量,让更多的事情在协商、协调和协作中解决掉。
正如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土光敏夫所言,权力是把传家宝刀,最好不要拔刀出鞘。
在学校推进学科和学术领域的改革中,我一直坚持躲在后台,尽量避免以行政的力量和校长的身份与老师们对话,原因很简单:
任何一位学校管理者都不可能谙熟所有的学科教学,而说到具体的教学情境与教学方法,则更可能捉襟见肘;
如果你在老师们不好意思反驳你或没有胆量说穿真相的时候,盲目自大地做出若干有违规律的决策来,那教育不仅会走向迷茫,更可能让学校充满了诸多的无奈。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要说,如此这般,不是放纵落后、听任懈怠了吗?
其实,当有的老师真的对我们的指挥、对我们的要求还没有想清楚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时,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暂时落后,给他们时间去思考,给他们机会去体验,一旦他们自己想清楚了,真正科学、切实、有效的执行力就会在他们自己身上生长,这样的执行力才是学校里真正需要的。
我们在学校里设立“教育家书院”,就是为了构建由优秀教师负责的培训机制,就是让一些既优秀又普通的老师与各类处于不同成长期的老师们去商量他们各自不同的成长方式。
这样的协商中可能有争论、有否决,但很容易避免让老师们“被培训”。
我们在学校里设立“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也是为了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形态,并尽可能让一切都循着老师们能力的可及性和精力的可能性,而尤其重要的,是让研究遵循着学科特点和教学规律去进行。
在这里,协商扮演了一个行政的力量所不能扮演的角色。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有一句教育界耳熟能详的话:
“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应该是教育思想的领导,然后才是行政的领导。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淡化行政的力量,避免一些不太靠谱的过于强大的行政执行力,让协商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希贵学校管理沉思录②
帮学生选择适合的学习方式
曾经听过一节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复习课,老师安排了一个小组讨论的环节,任务是让每一个小组用5分钟时间,共同完成本章内容的知识梳理并绘制知识结构网络图,以方便他们日后的理解与记忆。
我发现,5分钟过去了,8分钟也过去了,但没有一个小组能完成老师的任务,甚至接近一半的小组真正的工作还没有开始。
因为,他们的思想尚未统一,小组每个成员都各执己见,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梳理和归纳。
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很简单,每一位同学的知识水平、学习经验和思维方式都千差万别,他们关于抗日战争结构图和知识树的绘制方法也必然有着诸多个性化的思考,让一个小组四位同学去绘制一模一样的东西,既不符合他们各自的学习习惯,也不利于以后他们对本章内容的掌握。
我们给学生的学习方式选错了。
按照常理,我们应该将绘制结构图的任务交给每一位同学,让他们在研究教材、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思维习惯去建构符合自己特点的图系。
在每一位同学的独立思考、反复揣摩和精心设计下,最终形成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知识结构图系,这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当然,到这一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小组成员间的分享展示,取长补短,让同学们丰富、完善,或修正自己的图表。
不同的学习内容应该选用不同的学习方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曾经与一位讲课十分精彩的老师谈心,他向我坦露了他对自己两节课的反思。
他谈道,一节课上,他以自己早已习惯的讲授法为主,效率和效果都达到了最佳,且学生喜欢;
但同样内容的另一节课,他在组织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不仅课堂平淡无味,而且连教学任务都没有完成。
说实在话,因为有过同样的教学体验,我十分理解这位老师的心情。
当老师在讲台上酣畅淋漓地讲授时,当老师面对讲台下那些聚精会神甚至如痴如醉的脸庞时,讲课的确是一件叫人非常享受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孩子最终要离开课堂,当他们踏进社会后,就没有人给他们讲课了,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帮助他们准备好相应的除了听之外的其他能力。
这些能力的培养可以有诸多方法,但帮助学生选择相适应的学习方式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动手做与亲身体验肯定是一种既受学生欢迎又符合新课程理念的学习方式,也是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学方法,但在使用时也需慎之又慎。
曾经听过一节语文课,老师讲的是伟大诗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那是一首明白如话的诗作,内涵挖掘要凭借学生的想象。
可是,老师却要大部分同学体验一把躺在床上的感觉,让接近一半的同学爬到课桌上躺下,本来充满诗情画意的课堂,变得滑稽可笑。
这里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老师没有选择到适合的学习方式。
毕竟,再好的形式也要与相应的内容匹配才好。
说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明白我为什么一直不赞成用一种教学模式统率全校课堂:
每一个学科是如此不同,每一部分教学内容都有着如此独特的内涵,每一位教师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品格、气质和教学经验……诸多不同,怎能用一个相同的教学模式去应对瞬息万变的课堂和个性各异的学生?
慎重呀!
切不可用一个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填塞满许多的脑袋,一位管理者也万不可习惯于把别人的脑袋执意地当作自己思想的跑马场。
管理学生学习
当我提出每一位老师都可以成为一名管理者,都要管理学生学习时,我隐隐能体察到有些老师内心的惊讶。
其实,静心想一想,即使是对此心存狐疑的老师,事实上也不同程度地这样做着,只是他们还没有去系统思考,主动作为罢了。
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是决定我们管理学生学习的现实依据。
现实中,学了今天不知明天的课堂并不少见,校园里天天按照老师的口令亦步亦趋的现象也多有呈现。
既然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我们就有责任将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全面系统、具体及早地告诉学生。
动力来自于目标,压力来自于任务,有了目标和任务,学习才会真正成为学生自己的事情,管理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我们组织教学的基础。
一直以来,我们喜欢站在“教”的角度设计课堂,按照教学进度确定学习任务。
其实,我们应该首先理清学生的学习过程,让“教”先退避一边,把“教”暂时先剥离出来,设身处地弄清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起承转合,何处山重水复,何时柳暗花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当所有这些都成竹在胸时,再去设计教师的位置,再去把教师放在一个“灯火阑珊”处。
此时的“教”,才是一个崭新的“教”;
此时的老师,也才能摇身变为一位智慧的教师,这时候的教学组织方式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以学生学习为着眼点的教学。
管理学生学习,就不能忽略管理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激励。
教师应该是鼓舞者,让学生始终有着不竭的学习动力;
教师应该是欣赏者,让学生在欣赏的目光下,自信阳光;
教师应该把学生捧在手心,让学生像是躺在妈妈的怀里;
教师应该帮学生攀上属于自己的顶峰,让学生一次又一次地体验成功。
激励不是教学工作的附庸,更不是课堂里的奢侈品,她应该充溢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她应该洒在每一位学生的身上。
评价是所有管理活动的导向性环节,管理学生学习当然不能例外,我在这里特别想说明的是,这里的评价绝不能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关注结果的评价。
而且,评价不仅要关注过程,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予以扫描和透视,还要将评价工作前置,在学习过程开始之前,就要与学生共同商定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尤其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评价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评价。
如此一来,学生学习的过程,也完全可以放手,让每一位学生在评价的管理下创造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
学生的学习结果就不再是一个期末的分数,而是变得立体、系统、生动。
每次听课,老师们基本都会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为学生留下课后作业。
我曾在一节课上看到,一首五言绝句,课堂上老师仅仅让学生读了两遍,其他都是老师的剖析和师生的问答,却偏偏把背诵的任务放在了课后。
其实,这个任务在课堂上花三五分钟就可以当堂完成。
回顾日常课堂,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
仔细分析下来,里面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许多老师从内心深处认为,课堂是老师的时间,而课后才是属于学生的,于是,讲台上的老师表演得淋漓尽致,教室里的学生却兴趣索然。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有一句经典的话,他说,每一位知识工作者,都是一位管理者。
事实上,我们面对着如此复杂的教学活动,面对着如此多样的教育对象,如果没有一个管理者的心态和胸怀,不去系统思考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仅仅靠传统的讲台和教鞭已经很难应对今日孩子们多彩的世界。
听课、观课与走课
说实在话,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去教室听课了。
为什么?
因为我怕干扰真实课堂的自然流程,尤其是担心校长的“听”课为老师连篇累牍的“讲”课推波助澜。
经常有上课的老师在我们听完课的时候说,这节课本来是那样设计的,由于大家来听课,所以又临时改为这个样子了。
我留心归纳了一下,绝大部分的改变,都是为听课的老师、领导增加了新的设计,在原来基础上删除的,则多是学生自己的时间和活动。
我很是遗憾,但授课老师们的理由也挺朴素,他们认为,课堂里坐了那么多领导和老师,不“意思”一下不礼貌。
这“意思”一多,表演的成分就显露无遗了。
看来,我们的听课方式甚至管理教学、研究课堂的方式真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一下了。
早在上个世纪,上海教委张民生先生曾提出,要从听课、评课走向观课、议课,我十分赞赏,两个字的改变包含了教育观念的诸多转变。
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各个地区、各个学校有关课堂评价的标准,观察一下我们目前发生在校园里的课堂管理实践,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为老师们想一想吧,有人稳稳地坐在教室里盯着授课者,是一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的身份是领导或专家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以学生的学为着眼点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在课堂上离开座位,和授课老师结成同盟,去更多地研究在学生们那里发生着什么。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和美国教育同行曾经探讨过的“走课”。
在他们的教育管理工作中,“走课”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方式。
每天到不同的班级里,不同的课堂上,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转一转、看一看,呆在每一间教室里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遇上需要特别在意的事情也可能盯上整整一个课时,一切根据现时的需要而定。
这样的“走课”,更多地是从学生的学习状态去判断教学,当然也有评价老师教学的成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教学管理方式起码不会去暗示授课者加入更多的表演成分。
其实,真正有效的课堂教学管理应该是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前。
如果我们能够把许多的听课时间用于参与到老师们关于课堂设计的讨论中,也许发生在课堂里的教学会有着老师们更多的智慧;
在课堂设计的环节里,如果老师们能够真切地将新的教学观融人到每一个课堂环节,且这种融人的背后已经有了各位同事甚至包括校长的力量的话,即使他在授课的过程中仍有人坐在教室里盯课,他也不会轻易改弦易辙去为听课者“意思”一下了。
通常,我们的学校管理者会在情急之中不经意地埋怨老师,诸如没有好的教育观念,因循守旧而缺乏创新,长年累月不会改变,等等。
其实,在埋怨之前,还是打量一下我们自己吧!
尽管时移事易,但检查备课、抽查作业、坐在教室里听课依然是我们一般校长管理教学的“老三样”。
可是,时代变化了,课程变化了,就连学生也变化了,如果我们的管理者不去改变自己,却想着去改变教师、改变学生、改变教学,那也不过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
李希贵学校管理沉思录③
国家督学北京十——学校校长李希贵
《人民教育》2011-11
不要把学生都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人
连续在一个班里听了三节课,授课的都是各个学科的优秀教师。
但听完之后,却让我陷入了矛盾:
如此一节节好课的背后,留给了学生太多的期待,从课堂设计、问题讨论到作业训练,每位老师都似乎希望班上的每位同学都成为自己这一学科的专家,未来都报考自己所教的专业,甚至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学科,甚至也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学生,于是,教学的标准在不断拔高,学科的专业性在不断增强,学生的负担也油然而生。
近两年,围绕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编订和教材的编写,一直有些不同的声音。
究其原因,归纳起来,基本都是关于高中语文的定位问题。
作为基础教育的语文,到底是着眼于学生基本的语文素养,还是把学生培养成文学家或语言学者?
这是设计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时首先要搞清楚的。
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塑造不同个性、培养多元发展的各类人才的立场上思考,就很容易陷于学科主义,甚至会因为定位模糊而弄不清真正的教学目标。
说白了,语文教师、语文课堂,当然也包括语文课标和语文教材,不能总是把眼睛盯在培养未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上;
而数学老师也不要给自己过于专业的使命,因为,不是所有学生能成长为数学家,甚至,连他们是不是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数学也可以商量。
在校园里,我们的音乐、美术、信息技术、体育等学科的老师们可能显得更加明智或者心态更加平和一些,他们专业追求的淡定,反倒给了孩子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避免把学生培养得如同自己一样,其中还有规避学生成长风险的原因。
在我过去曾经工作过的一所学校里,一位杰出的化学老师担任班主任,结果班上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竟有接近80%的同学选择了与化学有关的专业。
无需调查研究,我们就可知道,在一个常态班级里,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学生适合从事化学方面的工作,只是他们太热爱自己的化学老师而爱屋及乌罢了。
可以推想,如果我们不从中干预,让学生沉下心来再想一想,在爱老师和爱化学之间加以区分,学生们一旦进入了有一天没有他们心爱老师的化学领域,肯定会有相当的学生后悔莫及。
我在山东高密一中工作期间,就已经让学生可以选择任课教师以外的老师做自己的导师,现在,我们又在学生中推行“三导师制”,甚至我们还为许多班级配备了外教作为助理班主任。
不知情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别出心裁,甚至会以为是出风头,其实,我们真的希望孩子们能听一些多元的声音,能有一些多维的指导,让他们在接触多样性的过程中学会判断,学会选择,甚至学会批判。
如果一个班的学生都仅仅从班级和任课老师那里接受和吸收各种信息,甚至让他们一个个都像是班主任老师的儿子、女儿,教育的力量倒是大了,表面上也似乎成功了,但对孩子的未来呢?
恐怕是不幸大于幸!
参与还是参加?
尽管我们在鼓励学生参加活动时,都喜欢说“重在参与”,但当学生按照我们的鼓励去积极争取的时候,真正能有机会“参与”的学生却往往寥寥无几。
绝大部分学生只是形体上的“参加”,不过是活动的旁观者或者陪衬罢了。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