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治学方法试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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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独创性的理学体系的成因,同“立志居敬”、“虚心涵养”、“发愤用功”不无关系。
然这是治学之态、非治学之方,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从治学之方法来探究,本论题似乎自古便有答案。
孔子曰:
“温故而知新”。
“温故”就是
“知新”的条件。
朱熹在论及读书之法时,也一再强调“温故时习”。
他说:
“学贵时习,须是心心念在上,无一一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
”(《续近思
录》卷二)又说:
“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
”“新得”者,创造性之见解也。
随时、随事、随处,学习、复习、练习,自会有“新得”。
可见,“温故时习”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条件。
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呢?
朱熹明确指出:
“温故时习”乃不过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须
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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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故,才能知新;
如果不温故便不能“知新”。
这是必要条件的命题。
孔子所
说的“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中的连词“而”也应当释为“才”,孔子的原话,也是必要条件的命题。
(有些人把句中的“而”注释为“就”在语意表达上是错的。
)
既然是必要条件,那么还有那些条件呢?
一、熟读。
门生吴伯英初见朱熹问如何读书。
朱熹的回答简单不过。
“读书无甚巧妙,
只是熟读。
”“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例如一一食物滋味尽在里面,若只舔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
”这里,朱熹告诫门生吴伯英:
书,要熟读;
不可浅尝辄止。
朱熹在建阳考亭撰文教谕沧州精舍的门生曰:
“书不记,熟读可记”。
还批评一些人“从来未曾用旬日功夫,去熟读一个人的书。
至V了会见人家,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举不出一两行经传成文,讲不出一两处首尾相应的事。
”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要熟读的道理。
熟读,自然含有反复学习之意,不反复学习,岂能称“熟读”。
这不过从另
一个角度强调“温故”的必要性而已。
“熟读”也是“知新”的必要条件。
、知疑
朱熹提倡读书要知疑。
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启发的方式质疑问难。
或个别答问,或围炉讲问。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
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又说:
“书始渐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再其次节节有疑,过此一番之后,疑渐读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
”这里所谓的“知疑”即是发现疑义。
说明学问长进,必须要能发现疑义,去其疑义。
这是朱熹对学问长进过程的描叙,也是他自身读书的体验。
其公式是:
知疑一一释疑一一融会贯通。
读书至融会贯通便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然是否能因此而必然得“新知”呢,朱熹本人也没有断然下这个结论。
因为这不过是“知新”的一项必要的前提。
三、精思。
朱熹在建阳考亭沧州精舍的“教谕”中说:
“义不精,细思可精。
”(《朱文公全集》卷74篇1472页)在《与魏应仲》(《朱文公全集》卷39)—文中说:
“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
“小有疑处,即更思索,思索不通,
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记,以时省阅。
”在《朱子读书法》中又说:
“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
”语中所谓之“精”,有两种含义。
其一
是:
精密思考;
其二是:
得其精蕴。
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结果。
精思的过程是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
朱熹一生,无论教学,还是著述,都是殚精竭
虑,探幽索微,力求获得精深的义理。
在沧州精舍时,完成了六经的传述。
“研精覃思以究其难知”。
《四书集注》是朱熹覃思最久,训释最精的传道明世之作,历四十余年而后成。
明代学者薛瑄对它的评述是“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
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
”所以,冯友兰教授称赞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的哲学家。
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过程须臾没有离开精思,他的每一部著作都
是覃思深究的结晶。
四、循序。
循序渐进,是朱熹反复强调且始终坚持的治学之方。
朱熹认为:
小学只能教学生识一些字,做一些具体的事,从识字做事当中获得简单的基本的知识。
到了大学,就要领悟道理。
所谓“小学者,学其事;
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所以”。
(《语类》卷七124页)就是大学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四书》:
也严格规定阅读次
序:
先《大学》,次《论语》、《孟子》,最后《中庸》。
文章,按一定顺序,一篇一篇地读;
书,也按一定的顺序,就其内容上说,必然有其内在联系,由浅入深,
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
这是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的,也是认知应当而且必然要遵循的。
当然,在同一个知识层面上,或于局部的内容上,先后之顺序,并无绝对的标准。
综上所述:
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此五点治学之方,或近或远,
或多或少,都与获得“新知”存在必然的联系。
可以说,都是获得“新知”的必要条件。
但笔者以为这些都并非是获得“新知”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
那末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曰:
由博反约。
什么是“博”?
博,就是知识的广博。
是从掌握知识的量和知识的面来说的,其特征是知识
的多量性、全面性、系统性。
它要求大量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识。
正如朱熹所说的
“凡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学,修己治人之方,无所不习。
”
“循序渐进”是为了掌握知识,“温故熟读”是为了巩固已学的知识。
两者都是为了达到“博”这一目的,在获得“新知”这一方面,两者都是依附于“博”起作用的。
什么是“约”?
“约”也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指对知识的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的思维过
程。
是对已知知识的重新组合。
从知识的互相联系中,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找出其中的规律性。
其二是指重新组合的“新知”,亦即规律性。
前者是动态意义,后者是静态意义。
“约”的以上两种含义与上述的“精思”的“精”的两种含义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思考,后者是思考的结果。
因此,“精思”与“约”实质上是相通的。
而“知疑”呢,则是思考过程必然的现象。
“由博反约”是一个“序列”,但已不是掌握旧知过程中的“序列”而是在推断”过程中的“序列”,因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序列”。
由此可见,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诸法都包含在“由博反约”的总法则中。
这一道理,朱熹在《中庸或问》一书中阐明得很清楚。
“学之博然后
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
所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发其端而可思。
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
辨之
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
”朱熹把学、问、思、辨、行的因
果关系阐述得很清楚。
问、思、辨、行都必须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
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思考、分析、明辨,这就是朱熹格物致知治学的总法则也是“由博反约”的道理。
“泛观博览而归于约”。
“学之杂者似博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掩于陋也。
”(《朱子文集•答汪太初》卷四十六)先博后约,博与约两者不可偏废,这是治学的必然之道,也是“由博反约”的第二层意思。
渊博的知识是创造性思维的先决条件。
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把各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思考,创造性思维才有依托。
如果知识面狭窄,怎么可能建立系统的知识网罗,进行创造性思维呢?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有建树的哲学家、思
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的人。
而一个孤陋寡闻者,自然不会有大出息,就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专精的人,如果其专业基础知识不完整,对相关学科的知识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势必限制他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是不可能有
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
这难道还要用事实来证明吗?
朱熹所创立的庞大而精深的理学体系,正是建立在他博学的根基之上。
朱熹之微”(《语类》卷十五)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乐律、释教、道教乃至自然科学,上及天文,下至地理,广为涉猎。
他全面地继承与发展了儒家的孔孟之说,对《四书》《五经》,无所不熟,无所不精。
他对大唐以降治经所作的训诂、考证、校勘及其一整套治学之方都十分纯熟。
他师承二程,吸收了程颐“理一分殊”的命题,丰富了他理学体系的内容,而“理一分殊”实源于释家华严宗禅的“一多相容”之说,“一多相容”是佛教思想,他不以“夷狄之法”为非,把它吸收过来,成了他理学体系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内容。
朱熹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也潜心刻意,深入考察。
在政治上,他卑视沈括,但在学术上,他却十分看重沈括的《梦溪笔谈》,曾刻意研读,孜孜以求。
对《梦溪笔谈》的科学观点有所发挥,多有独到见解。
比如朱熹根据高山有螺蚌之壳的自然现象,推断该山在远古乃为海域,因而推断地质之变迁,及沧海桑田的科学原理,进而推断群山波浪起伏的原因,虽不甚确,却是独到之见。
因此,可以说朱熹是我国历史上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综上的述,朱熹既综合了北宋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又全面而系统地继承和发
展了儒家的孔孟学说,以此为主体,兼采了道家修心主静之长,释家“一多相容”
之说,建立起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一分殊”为思维框架的新的理学体系。
这
在南宋当时不能不说是富有创造性的新颖的学术体系
冯友兰教授说:
“朱子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
精深的思想,使
他成为第一流的哲学家。
”真是言简意赅。
渊博的知识+科学的思维方法一-创新。
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以上的结论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
启示有二:
一、要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跨世纪的人才,就必须让学生全面地掌握基础理论知识,使他们具有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结构。
切不可忽视和削弱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
二、不仅要教给学生以知识,而且要教给学生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
参考文献
1.《朱熹与岳麓书院》杨金鑫
2.《朱熹与中国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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