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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看来，这个世界目前给我们的印象，给许多的政要、给许多的学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感觉是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越来越看不清楚。
现在科技的发达，使我们能够看到遥远的星际，甚至可以到火星上，但是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事情反而看不清楚呢？
这正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一）当代世界文化的特征
关于当代文化的一些情况，有很多文章和论述，都做了很好的注解。
有的讲当代文化有十大特征，有的讲当代文化有很多表面和侧面的背景，但我更赞同当前世界文化呈现出四化的特点。
1、世界文化的四化
哪四化呢？
就是多元化、市场化、世俗化、技术化的特征。
这四化我以为是高度的概括了当今世界文化的主要特征。
多元化，大家都有体会，这个世界的文化跟我们文化大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已经多元到让我们眼花缭乱的地步。
市场化，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跟世界接轨，加入了世贸组织。
世俗化，实际上这是一个佛教的用语，我们这里不采取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理解的世俗的观念。
技术化，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俘虏和驾驭了人。
所以，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有如下一些感受：
“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多元化迷糊了我们坚定的信念跟方向。
”大家普遍认为信仰有危机、信仰有问题。
“被市场化歧化了的我们应该秉持的正确的价值观，被世俗化亵渎了我们心中的圣洁跟尊严”，刚刚大家一起诵读的国学精华其实被世俗化完全亵渎了。
在国外有很多的国学院，在国内很少有人，特别是干部认真去诵读这些国学的东西，实际上，很多的精华都被我们用世俗化亵渎了，因为首先我们要问它能给我多少钱，它能让我买房子吗？
其实都不能。
这是大家价值观的一个普遍现象。
“被技术化肢解了我们理性的思维和系统的把控”，现在北京会看到地铁上、公共汽车上，大部分青年人都在看手机、都在玩游戏，这就是技术化肢解了我们理性的思维和系统的把控，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
日本、俄罗斯他们在车上看什么？
大部分是看书，而且这种书绝不仅仅是漫画、闲书，我大概做了一个浏览，很多书是有文学、学术和艺术价值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在玩手机，玩手机已经风靡到整个社会。
这个技术化占有了我们大量的空间，且不说对我们身体的害处，对眼睛的害处，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是近视眼，眼睛都出了问题；
它也使我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这么小的屏幕在摇晃的车上去辨别它，实际上非常伤害眼睛，但更重要不在于身体，还在于这种技术化肢解了我们理性的思考，很多问题在这么复杂的环境、这么严峻的挑战，是需要静下心来理性的思考，但是静不下来，因为很浮躁，大家都在看一些垃圾的东西。
这是对世界文化一个简单的概括和体会。
大家都知道，印度非常崇拜的圣雄甘地，实际上他1948年就去世了。
在80年前，圣雄总结了当时他认为当今社会的七宗罪：
没有原则的政治、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理智的享乐、没有人格的教育、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宗教。
我为什么今天引用这个？
80年前圣雄说的当今社会，是指80年前的社会。
近几个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圣雄甘地的话，同时作者也发出了很多感慨，“我们的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
”实际上这些现象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以为有些地方还是相当地严重。
我想大家在地方上、在社会上看到的，比我在中央事业单位里会看到的更多。
2、中国文化的现状
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我认为这句话是比较准的。
一种不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一旦和自我合理化的社会心理机制相结合，要改变就很困难。
不正当的利益分配机制、自我合理化，每个地方、每个团体、每个个人都有自我合理化的一些社会心理机制，这种要改变非常困难，这种赢者通吃的游戏和中国经济发展既有的模式一样，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
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很赞同这种观点。
杨澜对崔永元做了一个采访，采访的内容很长。
其中杨澜问：
您最大的诱惑是什么？
崔永元这个人非常地直，说，“是钱，给楼盘剪彩一剪子下去就是50万。
我抵挡不住诱惑，一旦爱上了钱财之后，谁都拦不住，唯一的办法就别去碰它。
我非常爱钱，但就是不敢用这种办法去挣。
”表达了一个社会知名人士的心理，应当说崔永元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北京7·
21发了大水之后，他过后请7·
21中民工、打工者吃饭，自己出钱，他还资助很多贫困的人士，我觉得他这个人道德上是很过硬的。
这是他的一段感受，实际上这也是对当前社会状况的一个侧面的描述。
清末的学人金松岑说，“夫士，国之肝肾”。
夫士，通常讲是指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包括在座的各位。
“夫士，国之肝肾。
夫士之言，国之生息也”。
这句话我觉得感受非常深。
我们是迫切地希望在当前这种社会状况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凭借自己的良知，出来说一下公道话、说一些真话。
在权力和资本的席卷当中，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守夜人，这是全世界的历史证明的。
知识分子反思自我的能力如果还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自我救赎就有希望，这是人们的一些感受跟希望。
（二）2011—2012最受关注的思潮排名
当前，大家的社会思潮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有表面的一些感受，但是真正到底什么样，我想不通过调查是难以做一个比较准备的或是比较可靠的概括。
《人民论坛》是《人民日报》集团下面的一个权威杂志。
这个杂志我觉得挺好，它很高层、很正规，但是它已经卖到摊子上了，说明被广大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在北京的很多报亭都有卖的。
《人民论坛》做了一系列的调查问卷，其中有一个调查问卷是当前中国社会公众最关注的思潮？
它调查了300多位专家和网友，对这些样本进行了统计，它每年都做调查，2011年—2012年最新调查显示，大家关注的社会思潮：
第一是普世价值论。
在社会上，在内部、在一些重要的媒体上，这个已经议论的比较多。
第二是新自由主义。
第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
因为我们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
第四是道德相对主义。
第五是社会民主主义。
第六是文化保守主义。
第七是新国家干预主义。
第八是民族主义。
第九是民粹主义。
第十是公平正义。
在我们看来公平正义是当前社会最大的诉求，但是在这300多位专家和网友里面，它排到第十位。
这些词不做社会科学的人不一定非常了解，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比较了解的，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什么是普世价值论？
就是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否认现实的阶级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这与我们一贯的主张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它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但是，这个普世价值论有它好的一面，但是我们要警惕少数国家借这个来推销他们的价值，去垄断，这就是西方的一些大国妄图利用普世价值论把他们的价值裹进来，强加给我们。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主张放任的市场经济，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流行最广的社会思潮之一。
这在中国肯定是不行的，尽管有些学者拼命地提倡，而且成为流行最广的思潮，但是，这么大一个大国，没有国家干预行吗？
肯定不行，美国不行，中国也不行，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
创新马克思主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能够在现实的基础上，比如十八大会有更新的一些进展，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毕竟有8000多万党员，毕竟有那么多的人拥护共产党。
简单概括，就是以世情为鉴、以国情为据、以党情为要、综合创新，这是广大人民或者是学者的期待。
要考虑到世界的情况，要考虑到我们的国情，要考虑到我们的党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去创新。
道德相对主义是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同等增长，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价值观都增长，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些论点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都有它自己的道理。
民主社会也是炒得比较热的，因为现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比如北欧的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丹麦非常好，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几百万人口，大家丰衣足食，人均GDP，3万、4万，日子过得非常好，路不拾遗，大家和睦相处，非常地和谐。
我也去考察过。
这些基本上都是崇尚民主社会主义，也有很多的人建议我们仿效。
它是主张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观，国家对经济事务有必要的干预。
这些内容就比较容易让大家接受，所以民主社会主义也有不少的人赞同。
文化保护主义，这个大家可能也有感受，主张在重建儒家价值体系、系统的基础上，吸纳、融合和汇通西学，谋求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当前的国学热，大家持不同的观点。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尚没有把中国治理好，国学（孔老二）能把中国治理好吗？
很多人有这样的质疑。
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矛盾的。
现在通过一种因素、一种办法就把一个复杂的社会搞好，世界历史从来没有这样证明过，要有很多的东西综合起来系统地考虑。
新国家干预主义，因为现在乱，控制不住，反对放任制，主张扩大国家和政府的机能，限制私人经济。
比凯恩斯主义还要彻底，这也是看到了当前的问题。
比如美国这些大的公司，就把国家的经济搞乱了，为什么人民要买单呢？
少数人搞乱了，然后让人民去买单，让国家去吃亏，所以新国家干预主义又上来了，凯恩斯主义当时是非常盛行的。
民族主义，反对崇洋媚外，维护国家利益。
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国家体制工具应当离开自私的精英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福祉上。
有道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如果要发展，要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科技精英和军事精英，如果离开精英，让一些打工的同胞们去治理国家是肯定不行的。
不同的阶层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公平正义，当今的国际思潮由追求平等自由转向公平正义。
平等自由为什么要转向公平正义呢？
它认为自由平等竞争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个实际上是被世界许多国家所证明的，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要均贫富，实际上我们经常背诵的一些观点，在西方有些社会做的是非常好的。
比如钱多了，是要多收税的；
当了国家的总理要收50％的税，工人可能是30％，因为没到收入界限上。
这样就导致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能当总理比矿工只2倍的工资，他10万，你5万，顶多也就如此。
如果是自由，大家都一样的话，贫富差就非常大。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也日益摆在我们面前。
这些仅仅是一个调查，也就是那些人的观点，是不是一定有代表了社会思潮，我觉得很难说。
但是它至少从一个层面告诉我们，社会上有这样一些思潮。
而且我个人也感到，这些思潮在暗流涌动。
（三）改革开放后两次科技价值观的大扭曲。
我在科学院工作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科技界我总结有两次科技价值观的大扭曲。
1、第一次科技价值观的大扭曲
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主观上是好的，但是客观上我们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难免走一些弯路，会有一些认识不清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耽误了几十年。
那么过度追求创收水平的提高，一下子掀起了下海的大潮。
那时候在科学院、在中央的科研机构里面，创收的一个风气、下海的大潮可能难以想象，一时间大家都以为马上到处都是金子。
当时我还是处长的时候，党委书记就说，咱们到浦东去看看，能不能拿块地，到海南去看看，能不能弄块地。
我这个人向来思想保守，不太适合做开发，也不适合做公司，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判断。
现在的浦东都是大楼，当时是一片稻田，那时候要地真的就给你，拿10万块钱、20万块钱就会给你一块地，但是我们不敢弄。
因为我们毕竟是科学院，是研究所，不是去做地的。
那个大潮，科学院有一大批的科学家、管理人员开办了公司，当时开了多少公司也无法统计。
绝大多数公司现在都不存在了，留下来的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柳传志和联想，这就是当时留下的公司，其他很多公司都已经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大潮卷走了。
当时满足科技人员第一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发财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穷的窘况，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科研生态机能。
把整个科研机构搅乱了，大家静不下来搞科研，本来我们的科研就落后几十年，都去做买卖，都想发财。
当时的穷困窘况是什么呢？
我们为了接待一个外国的学者，现在也就很平常了，我们随便找一个饭馆就可以请他们去吃饭，那时候我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事，那时候是在北京的房山，在北海，现在没有人去，那么难走、那么高档、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现在清华要请客，旁边的饭馆哪个都可以请外国人，但当时就是这样。
比如颐和园什么地方，动物园的避风塘、北京饭店，就是这些著名的饭店才能请外国人，一般的是请不了的。
请的外国人要到我们一个科技人员家里，那时候是很惨的，我们的科技人员大概是50、60平米住房，怎么办？
单位现买的沙发，搬到他家，借你使一下，摆好了，等外国人来了，单位借了一套杯子，外国人走了，再搬回来。
当时就是那么穷困，知识分子就是那么穷困。
当时出国拿了钱，坦率地讲科学院比其他的研究所还是有钱的，一出国拿了几十万的日元放在兜里，但哪儿都不会花。
因为一花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下了飞机到了日本一打听，5000块钱没有了，日元当时也很厉害，因为当时日元的价值很高。
那个窘况现在我们历历在目。
当时大家想发财，想改变贫穷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了，但是它破坏了我们科研机构的规律跟生态。
2、第二次科技价值观的大扭曲
第二次科技价值观的大扭曲是本世纪的近五年。
主要的特征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经费、论文、奖励三足鼎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人情社会的行为原则和过度行政化的管理方式组成的混合力量，极大的冲击和瓦解了二十多年建立和经营的仍然比较脆弱的现代科研生态系统。
在学术交流的时候，很多学者非常赞同我这样一个判断。
现在大家比原来有钱了，前五年大家每个月的收入都在万这个数量级了，我们有些学者年薪几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功利主义的导向、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
为什么还把经费、论文、奖励这些作为重要的评价体系呢？
这就是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我们知识界把持不住自己的原因。
其实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收入通常不会很高，他在社会里面也就是平等的。
很久以前我去国外的时候问过他们，也到过国外的教授家里。
在日本东京，当然东京的经费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教授养两个孩子上大学就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我们在东京瑞肯（音）研究机构，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机构，这个教授是打了两份工，在这个研究所里是当研究员，也相当于教授，然后在另外一个大学里面教授，他打两份工才能养活他的两个孩子上比较好的学校，不是一般的学校，交费就比较多。
两次价值观的大扭曲，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现代的科技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跟冲击，不管怎么样，这是历史的事实。
两次价值观的扭曲，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但都是为了生存和发展。
前一次是低层次的生存，现在是激烈的竞争，快速的发展，是高层次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这个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国家负有体制改革滞后和政策导向偏差的责任。
国家肯定也承认，在一些领导的讲话里面，也承认。
去年以来，国务院组织专门的机构研究体制改革。
前不久，中央发了关于体制改革的文件，说明中央还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做了很大的努力。
那么科技共同体（包括科学院、整个科技界）负有被动随从、抵制不利，甚至推波助澜的责任。
因为指标是我们自己弄。
所以对新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前面讲的背景情况更多的是负向的，我觉得正向的背景更加强大。
“进入本世纪以来”，因为新文化是本世纪正式全面提出的。
“我们党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创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环境条件”，这是我真切的感受。
“党提出的一系列创新战略和理念为创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引导与支撑”，这些年稍微弱了一点。
“我们这个在历史上有过深刻教训的民族的创新意识、理念和文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我的措词比较考究，为什么说是更多的人所接受？
肯定不是所有的人们所接受，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
在我们国内自己比，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跟国外比，跟整个国家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有很大的差距。
二、创新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创新文化的现状与问题，实际上是第一个问题的细化。
创新文化的现状和问题我想分成几个方面：
一个是在科技界，因为创新文化是在科技界提出来的。
创新文化建设的提出与十余年的实践探索，是中国科技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科教兴国战略、创新性国家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引导和保障，也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这是我今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
这样一个创新文化，为过去十余年重大的科研机构建设和科技进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和软实力。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现在它的规模是三个“五”，有五、六万的科研人员，有五、六万的退休人员和大概五、六万的研究生，这样十几万人的队伍，现在有一百多个科研机构。
我们感到这个支撑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创新文化，科学院这些年来不会这么发展，不会在国家发挥科技创新的火车头的作用。
为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我在中纪委退了以后在做一些党建的工作，我们把全国带“中国”字头的大院大所，比如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汇集起来，一起研究党的建设。
这个组织当中，我做一些组织的工作。
我感到科学院以外的一些机构，包括地方的一些大院大所，在科学工程的组织和管理，包括质量控制、流程管理方面，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理念、方式和管理方面都要好于中国科学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前面讲的是具体的，创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成果，同时我想也毫不隐讳地跟大家交流，也看到一些问题。
近年来，创新文化建设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比较复杂微妙的阶段。
既呈现出深入探索的一些特征，又凸现出曲折发展的客观现实状况，同时也在某些局部一定程度地显露出停滞和倒退的些许迹象，引起了一些创新文化建设与实践者的一些焦虑和担忧。
这些年来，在我们的社会上，甚至在科技教育界，大家都忙于抓经费，忙于抓钱、抓项目、抓论文、抓奖励，大家就就很少有精力做创新文化。
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在战略方向上，对原则有阐述，但具体指导性又不清楚；
在价值观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还是非常严重的；
在科研道德方面，有很多的情况，比如抄来抄去，有很多人被撤职、查办，这种情况就比较多，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普遍的状况，但是这种暗流涌动已经使我们的科研受到很大的威胁。
在其他几个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创新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如果把视野稍微扩大一点，不在科技界，向社会做一些扩展的话，那么创新文化主要的问题跟障碍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对立不一定是冲突，是有一些矛盾，表面上看会有一些冲突，实际上应该是结合比较好的。
比如课前大家诵读国学，现在又是创新文化，这两个完全是传统跟现代的一个过渡，其实也不要紧。
比如贝聿铭与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在香山红叶的香山上，是一个非常老的饭店。
改革开放，我们就请世界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搞一个建设，就是香山饭店。
现在香山饭店已经是老的不能再老了，因为它建的比较早，那个地方也不适合盖高楼，影响整个的景观。
他在国外建了很多高的大楼，包括香港很多耸立如云的大厦。
但是，到了中国，他看到这样的一片山，然后建的香山饭店就非常矮，高低错落在山上，然后用白色的，非常用心地去找具有中国文化的东西镶嵌在里面，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和更多的人不满意，说为什么不给盖一个大高楼呢？
当时最高的楼是北京饭店，是17层，现在我家院子里的宿舍楼差不多30、40层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状况。
荷兰有一个风车村，那个村子很简陋，好多都是板房子，木板贴房子。
今年去它是这样，明年还是这样。
全世界那么多人去参观，要是在我们中国，放在我们地方，早就把它扩大规模，修得已经非常了得，台阶早就弄好了，但是它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些破板房，一条土的路，就这么小的规模，几个破风车。
其实这就是对文化的理解，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化融合的非常好，可能人家发展的历史比较久。
我们处处从头开始，现在我们所有的城市几乎是千城一律，全是高楼，看不出来这是北京的城市，还是南方的城市，没有差别，全是高楼。
俄罗斯大家可能也去过，托尔斯泰是我比较崇拜的一个大文豪。
我带了一个团到他的故乡看了一下，感慨非常深。
他的博物馆、展览室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房子，很窄的楼梯。
托尔斯泰的墓很难找，没有碑，没有台阶，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树林里面有一块地，这块地上有一个小的范围，大概不到十平方米，比其他的地稍微高出来一块，上面有一些草和花儿，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墓。
现在我们雷锋的墓已经修得非常豪华了，且不说总理，到淮阳一看，总理的墓跟美国总统差不多，占地非常大。
这就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新加坡的情况也可以举例。
第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立。
现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有非常大的对立，我们更多的是一概照搬，本土文化已经被搞得非常狼狈，已经没有角落了。
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诵读国学的大作，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三，形式主义对现代化的冲突。
现在形式主义泛滥成灾。
第四，把一些落后文化当成创新文化。
崇洋、崇大、崇特、崇怪，这些现象都比较突出。
（二）新加坡的创新与成功
新加坡71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的/1/24，由新加坡岛和其他63个岛所组成。
人口现在是526万，人均GDP50000多美元（2011年的最新统计）。
是世界第二大商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世界电子工业中心、全世界最廉政的国家之一。
每年透明国际组织评全世界的清廉指数，新加坡连续多年没出过前五名，都是前几名，是最廉政的国家。
而中国大陆是排在七十多名，这几年一直是七十五、七十六、七十八、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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