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观中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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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长期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她的文化信仰、文明发展、奠定了以和为贵的主基调。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佛教极容易在中国华夏大地扎根，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佛教秉顺自然、留去自由，与其它众教派不起波澜、不发生冲突，完全符合了东方中国人的精神理念，追求因果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附合中国人向善、求善的民族特质。

在中华文明文化当中，原始道教的地位是特殊的，它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它崇尚自然，更崇尚和谐，一切阴阳和合。

自然界的生克循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的推演变化，天上星座、星相、日月星辰的关系，二十八宿、天星地煞、天人合一。

以及极其独特的宇宙观，在无限的宇宙中可采聚无限能量，天地灵气可集于人身的先天之气，可具神功、神力超自然的玄妙无比的力量现象，只有达到天、地、人的和谐才能实现道主张的和谐。

道是保护我华夏大地几千年万年不被邪恶所制，不受列强所并的护法大教，道教无为，是中国深奥玄妙文化的一部分。

道家有治国大法，治国者懂法道、懂自然大法、天地和谐之法。

道家秘法不是普通人通晓的学问，所以内修内练者多，外传者少，但中国的道家是保家护国的大道，关键时刻自会彰显，其意顺天时、顺自然、顺国运、顺天道，常隐于山林、隐于民间，明中暗中护佑我华夏子孙。

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道教，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是儒教，研究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佛教，佛、儒、道都已成为中华文化当中最坚实的文化基础，其它教派伊斯兰教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当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几千年和谐共容相处至今。

还有近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也在中国发展了很多信仰者，相安共处。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可谓巨大，四大佛教圣地都有一千多年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从尼泊尔、从印度传到中国，逐步为华夏中原人所认可敬仰，是因为佛教的博大胸怀，教人修好向善，佛祖、佛祖弟子在中国扎根，是因为中国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中国人。

中国成为佛教的主要继承国，是佛教的一大兴事，也是中国的一大兴事，佛教的弃恶从善，道教的惩恶扬善，儒教的忌恶修善，都有着一种向善向好，摒弃恶行的共同点，并且都有求和平、求和谐，建立美好人间社会的愿望。

佛教并不主张政教合一，政教合一的教派容易走向极端，完全违背了佛祖教义，所以西藏原先政教合一的体制是落后的，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不符合佛教本意的。

如果原先传入华夏佛教的本意是政教合一的形式，那么佛教的传播很可能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到处是佛庙，到处是佛家善男信女。

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由于她的博爱、仁慈、慈悲，完全符合了中国人的和谐善良的信念。

东方、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结合体，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在音乐舞蹈方面的影响和传播是很典型的，中原文化即中国文化又对周边民族、国家的影响，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都有着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记，特别是文字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佛家道家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主导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并没有因为这种文化而衰亡。

而这种文明文化一直是东方各国学习效仿的榜样，是社会和平、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

自西方发展起来以后，十五世纪西方文化直接对东方华夏文化、中国文明文化造成冲击，西方以炮舰武力政策打破了东方古国文化的安宁，国家的安宁，在屈辱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在不断地修正自己，调整自己，探索新的文化理论，救国理论，中国终于在危亡之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

调整后的中国适应了世界发展形势，学习并超出了西方的文化理论、经济理论、科技理论、政治理论，以一种科学发展观理论应对了其它所有的理论，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发展的强劲势头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被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是计划经济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是以全民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

东方的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一定是人类未来，全世界认可的普世价值观的核心。

正当西方海洋文化如火如荼地向世界各地开进，抢占土地，大举殖民、掠夺东方财宝的时候，在西方科学技术，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强大起来的时候，18世纪的中国却在歌舞升平，不求进取，没有感到危机，更没有一支认真研究西方文明、重视西方发展的世界级战略大师队伍，19世纪终因生产力、武力差距越来越大，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

而且是一旦走向失败，即是节节败退，从此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大幕、任人欺辱宰割的大幕。

中英战争、英法入侵、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割地赔款加重了中国的衰败，租借地林立，无条件开放口岸，使中国很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在西方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乱期间，中国得以喘息。

但是随后的中国却进入了军阀混战，国内战乱不断，各种力量角力，日本用侵华战争赔款武装起来的军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既而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百年列强欺辱的中国终于在1949年站立了起来。

一个历史上伟大，现在依然伟大的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现今已成为事实。

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世人，世界的东方有一个民族她就是中华民族，永远打不死、击不碎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将会与世界人民一起共建地球家园，一切污泥浊水都会被冲洗净化。

前三十年韬光养晦的发展是成功的，后三十年的发展是艰难的，因为有西方、美国的干扰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中国只要与俄罗斯结成铁臂联盟，其后三十年、五十年都是可以快速发展的。

因此中俄联手至关重要，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中俄大帝国，与世界人民一道建立世上最文明最公道的和谐社会。

东方的中国人已从百年屈辱的苦难中走出来，现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崛起，我们的朋友们在欢呼，在振奋，反对者们在颤抖。

我们要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追求世界和谐、世界和平的国家；

反对并坚决反对一切敌对势力再用西方式的霸权口吻攻击中国、干涉中国国内事物；

一切妄图分裂中国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对中国发出的威胁和挑战，都应视为是中国的敌对势力，是对中国发出的战争挑衅；

中华民族屈从敌对势力周旋于敌对势力的日子已经进入尾声，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应由西方人自己去享受，无需强行推行和以此干涉别国内政；

好的东西终归是好东西，迟早会被世人所接受，不是好东西，自然会受到抵制，强行推广本身就不附合你们的“民主、自由、人权”，严重违背了你们的“民主、自由、人权”；

中国人有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公道、和谐、责任”，中国人东方人历来都是自由选择运用这些理论，而不是强加于人，西方人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日子已经过去。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大发展，经济实力、国防力量、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信。

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此次美国走进金融风暴给世界带来经济危机，突显出西方、美国资本主义的脆弱及其致命的缺陷，西方的无限自由，个人利己主义的无限放大和膨胀，西方世界以我为中心的自由，极度自私的自由是有害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完善，存在巨大缺陷的必须反映。

西方、美国推崇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遭到再次质疑。

在东方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文化中一定会有较之西方更加合理、更具有普世文明的价值理论，为此，比较了中华几千年关于人们追求向往而又相互关连的一些词汇，通俗易懂、哲理性强、人人认可并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公道、和谐、责任”就是被认为最具哲理又附合人们追求向往的普世价值观，可亘古不变、具有万世不竭的生命力。

因此“公道、和谐、责任”应该成为东方大陆文化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观，也可能会成为人类世界共同认可的普世文明，这种普世文明一定会对世界文化、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七、东方普世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比较

在“责任、公道、和谐”中，和谐由公道而生，公道由责任而来，责任生出公道，公道生出和谐，突出的是公。

在“民主、人权、自由”当中，自由源自人权，人权由民主来维护，民主保障人权，人权保障自由，突出的是私。

“责任、公道、和谐”倡导的是先付出，人人理应付出，向社会付出，然后得到公道、和谐，结出公道、和谐之果。

“民主、人权、自由”要求的是必须负于个人享受人权，享受民主、自由。

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所以必须要民主，民主的目的是自由，民主是过程、是手段、是方法，自由是终极目标，是目的，人权是衡量的标准。

而在“责任、公道、和谐”里，和谐是最终的目标、目的，公道是衡量标准，责任是在工作中以负责任的态度达到和谐目标目的的手段、方法、过程。

“民主、人权、自由”是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来维护保障其自由人权的实施，而“责任、公道、和谐”是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建立起制度去规范、去实施。

而在其“自由”、“和谐”两者间，自由包涵不了和谐，而和谐完全可以包涵自由。

和谐还可以包涵民主、人权，因为和谐的前提是责任与公道，责任与公道下的民主、人权必然是和谐及和谐下的自由。

西方放任的自由与东方责任、公道下的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一种是自私的，可不断产生各种矛盾的“自由”，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自由，显然“和谐”的优点要大于单纯的“自由”，“公道、和谐、责任”普世文明应优于“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

东方普世价值观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过去没有，现在才冒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海洋文化在五百年的强盛发展过程中，从西方文艺复兴重科学、重教育开始，到工业革命、海上贸易、开辟殖民地、进行海盗掠夺，开启了双重的至富道路，一方面，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是以贸易、探险、发现新大陆为契机，大肆殖民掠夺，掠夺一切可以掠夺的资源、物品、奴隶，使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各个方面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其它国家。

东方古国、华夏大地也被西方列强最终侵入，使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

在西方经济发展，贸易发达的时候，资本主义走向强盛，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以后，在不断地大肆扩张中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经济、金融、信贷、保险等，自由市场经济又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高，资本主义在物资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精神文化，普世价值观推到了台前，以一种“合法的”自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普世说推向世界。

在中国“不幸”的日子里，一些人一切向西方看齐、向西方学习，使精神、物质文明的价值取向全面倾向西方，走西方已经“成熟”的现成的道路，全面地否定世界其它文明的价值观，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捧为圣明，从而严重影响、制约了东方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

民主的缺点就是民主对自由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利用民主达到放任自由，无限自由，直至自由失控。

实践证明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也是对世界剥削掠夺最厉害的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文化”优势、用自私不平等的手段对待其它国家，因此，西方的民主自由是以私利为基础，是西方民族利己主义的产物，是不公道的产物，不是建立在世界公平、公正、公道及和谐价值观之上的。

民主可以代表一个集团的利益，但它并不能代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甚至是对另一个集团利益的损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有一定的局限性，民主并产生不了最公平合理的行为，民主的形式并不是最好的。

而公道可以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有一个对世界万物负责任的心才会产生对事物公道处理的结果。

责任、公道的结果是和谐，民主人权的结果是自由，比民主更好的东西是责任与公道。

“公道、和谐、责任”比“民主、自由、人权”更伟大，更具有利他性，不单利己而且利人，先利人同时利己。

“民主、自由、人权”则是先利己后利人，更强调的是人性的自私，私欲的正当化、合法化、公开化。

同样都是普世价值观，东方的普世价值观应该是更合理一些，奉献更多一些，社会更安稳一些。

关于人权的问题，第一，西方、美国自己的人权仍存在很多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服。

第二，西方、美国刚改了的毛病，马上就反过头来教训别人，不具备说服力，自己刚刚学会走步就指责别人不会走路，一定要跟它学，是强盗逻辑。

第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力上一律平等，我们认为人人生而自由是应该的，但必须是负责任的自由，不是放任的自由，在尊严和权力上一律平等，平等是好听的，但却是永远做不到的，实践只能证明公道还是可以做到的。

“人人有权享受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侮辱性待遇和刑罚，不得奴役”，实践证明西方、美国并没有做到，并由于四不象而使社会犯罪率更高，免除死刑而道德教育又没有跟上，致使凶杀大大增加，是西方人权观的失败。

“迁徙自由”、“不得剥夺财产”迁徙自由是无政府状态，原则上是可以自由迁徙，但当一个地区、城市由于人口无限膨胀而产生巨大压力，不用强制性政府行政行为不足以使社会安定的时候，干预干涉迁徙自由应该是正常的，而绝不能因为有人权的“迁徙自由”问题而使社会管理失去调控，造成社会紊乱，这样的理论是不能支持的，也是错误的。

西方“迁徙自由”是有诱惑力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漫延，破坏社会和谐，是自由主义分子追求的，在公道、和谐社会中是不能允许的。

“不得剥夺财产”在公道社会里是有前提的，违法得到的财富就是要剥夺它的财产，而不是保护他（她）们。

“和平集会、结社自由”和平集会的最终结果，往往走到非和平集会，所以和平集会，也不能提倡，在一个真正的公道、和谐的社会里，人人负责任的社会里，是不会和平集会去闹事，向政府使压的，那种现像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民主、自由、人权”在放任自由当中出现的问题，是个人私欲膨胀产生的社会现象。

“结社自由”同样在公道、和谐的社会里也不是无限的，凡有损于社会安定、有损于道德建设的歪门邪道的自由结社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

应该提示的问题是，一个公道的社会一定是在矛盾出现之前就已经把问题处理好，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所以也就不可能再产生集会、结社问题。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不是一个公道的社会。

一个不公道的社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和平集会、结社自由”就是难免的。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缺点是排外，内部较团结，强调法治，缺乏对私欲的道德约束和道德要求。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有局限性的，“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精华，而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局限性，不完善性。

“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观也只能是资本主义阶段的普世价值观，不能完全成为也不能代替全人类的普世文明。

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必须要由全人类的共同认同，才可以称之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而“民主、自由、人权”只是西方资本主义认同的价值观，西方理论攻击性强，有打倒一切唯我独尊的气势，很不利于世界的和谐发展。

这些缺陷是西方文化与生俱来的，需要认真学习一点东方文化的柔和、中庸，与世界文明文化一并发展，世界岂不更完美。

中国文明最讲究伦理道德，但为什么现实中的中国人现在却严重缺乏，有些方面还不如西方人讲文明、讲礼貌，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贪污腐败等等问题很多，这个问题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社会大问题。

这虽然并不会影响中华文明文化的真正价值，但中国要想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最佳形象，还需要做出各种努力，我想中国完全可以经过下一步的严格整治，彻底恢复中华文明。

“公道、和谐、责任”一定会大放异彩。

我们绝不能引进西方、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更不能盲目照搬。

西方、美国正在利用这种缺陷百出的价值观干扰破坏其它国家，时时试图分裂干涉其它国家，并有随时准备进一步进行战争干预的匪霸行为。

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下“给世界带去和平和进步口号下，美国政府只能是不得不制造更多战争”，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

在各种势力竞争中只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逻辑。

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当中的民主过程主要是通过举手表决、投票表决，用这种方法即手段去衡量人权、自由程度，衡量在民主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背人权，是否有被限制参加投票失去表达意愿的机会。

而是否自由又是西方衡量人权大小多少的标准。

视其自由的程度，即社会制度制定者对自由的开放程度来衡量其国家民族的人权状况，西方自由的界定是不违法犯法就是合理的自由，而实践证明这种放任的自由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害的自由。

这种对自由度的界定一定是会对社会道德造成负面影响，对社会公德造成压力，这也就是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所在，这一致命的弱点无法改变和克服，这种自由私欲的放纵导致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走到终点，无路可走。

东方文化中华文明的特性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古老的黄河中原文化发展起来，属典型的大陆文化、内陆文化，中华大陆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道法自然，宇宙万物中庸、和谐，阴阳互辨、五行生克循环轮转。

博爱向善的儒家思想、佛家思想在这块土地上千年不衰，兴旺发达。

从赋予阳刚之气的仁、义、礼、智、信到阴柔贤慧的温、良、恭、俭、让，推崇忠信、道德，崇信人之初性本善、注重因果关系，文可治国、武可安天下，侠肝义胆，行侠仗义、驱邪扶正，匡扶正义，刚柔相济，为人忠实厚道。

近代人的变化在很多地方已远远背离了中华文明文化传统中的忠孝、道德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砸烂“旧世界”打破旧框框，但又没有立起好的确实可行的道德标准，思想混乱出现信仰危机、文明信念的危机，社会上到处是不公平、不公道等问题造成的，需要治理。

东西方文化的两支不同的人类文明各自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人类文明文化遗产中最合理的，最易让人接受的一种文化，她仁爱、爱世界、爱和平、爱人类本身、行善积德，忠君爱国等等优秀传统和优秀品格。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卫第一，防卫为主，不主动出击，袭击别人，伤害别人，是非常“君子”的一种理论，富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人生活在内陆，却具有着水一样的性格，大山一样胸怀。

而西方人生活在以海洋为伍，以水为伍的环境却有着火一样的性格，激烈燃烧奔放，西方天生更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探索冒险。

西方人的文化性格是直白的，直截了当地豪放“民主、自由、人权”。

而东方人的文化性格是含蓄的、保守的、内敛的“公道、和谐、责任”。

八、“公道、和谐、责任”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再比较

责任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

当个人意志通过民主形式表达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定要具有责任心、责任感，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民主过程，使民主成为一种正义的意见统一，达到正确意愿的集中统一。

而不应该是以民主形式为过程达到盲目的、不负责任的自由。

自由必须是有前提条件的自由，是在责任条件下的自由。

责任对人权来说也是如此，仍然是在负有责任心、责任感下的人权，而不单单是只要不触犯法律，那样的条件是不够的，标准太低，解决不了社会犯罪问题。

因此，责任是一切普世价值当中最基本的要素，责任较之“民主、自由、人权”要重要的多。

公道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

公道应该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标准。

民主的过程是一部分利益人共同意愿的表达，但是否符合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民主过程并不能完善地表达，因此把公道做为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有失公道，只是一部分人、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利益为意愿的表达，而不是建立在公道的基础之上的表达，其本身就失去了公道，而失去公道的民主是不能普世的。

民主不能替代公道，而公道可以包含民主，其因果关系也必然是公道在上民主在下，人们对公道的认可程度应该大于对民主的认可程度，所以公道更具普世价值。

至于公道对人权、对自由则更是如此，自由是民主的产物，人权是衡量西方自由的标准，民主过程尚逊色于公道，那人权、自由则更应在公道之下。

和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

和谐是一切的归宿，是万物的归宿。

民主的过程、手段也是为了达到“和谐”，只不过是这种民主过程的和谐是局部的和谐、一部分人的和谐，民主达不到局部和谐以外的和谐，和谐能囊括民主而民主远远包括不了和谐的内容，和谐与民主不是在同一个级别档次上，民主是人为的、和谐是自然的。

西方的人权、自由也必须是以达到和谐为目的，以和谐为基础。

过度的自由，过度的人权要求，只能破坏和谐，影响别人，损人利己的人权、自由不但构不成和谐反而是和谐的大敌。

因此，“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超越不了东方的中华文明文化当中的“和谐”两个字。

民主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

民主是西方最引以自豪的一种政治制度，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它是西方海洋文化文明的产物，是民意的表达，准确地说是参与表达者的民意表达。

但是由于参与者的水平高低不同，个人利益不同，道德良莠不齐等等问题，其民主表达的结果也必然不同，在一个缺乏人人具有责任心，不能公道看问题，缺乏衡量是非标准前提下的民主是否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其结果着实令人置疑。

如果不是以责任心，人人负有责任心，公道行事，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偏离的，只是一部分人利益的表达，是以一部分人的利益去牺牲另一部分人即另一集团利益的民意表达，部分人的暂时“和谐”，构成对其它人的不和谐，总体讲是不会达到大的和谐，所以民主的前提是责任、公道，没有责任、公道的民主是不会产生和谐世界的。

民主只能是西方式的一个自由、人权的保障过程。

人权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

人权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人到世间，人在世间应享受到的权力，即自由、平等、生存、尊严、人格，不被虐待的权力等等。

但享受人权的前提应该离不开责任、公道，人人负有责任心、公道办事最终达到和谐的目的，如果追求人权离开了责任、公道，只追求人权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人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如果社会处处公道、和谐、负责任，那么西方的人权自然是享受着最好的人权。

公道就是最好的人权，只是目前人们对公道做得不够，表面看人权比公道要好、要实惠，而实际上享受人权必须是要在“公道、和谐、责任”的前提下去实现。

自由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

自由是西方价值观当中的核心目的，是西方世界的最高追求。

但可惜的是西方的自由，早就存在问题，现在又出现大问题，是该认真反醒的时候了，过度的自由放任使自由给自己、给别人，对本国、对别国都已造成危害，这些问题都是源自于自私、自利、无度的自由。

实践证明社会缺乏责任、公道，没有责任、公道的自由是失败的自由，产生不出和谐下的自由。

一个失败的自由又怎么能成为普世文明，存在问题的西方“自由”是到了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盲目的自由根本无法与东方大陆文化中华文明“公道、和谐、责任”普世价值观相提并论。

九、建立公道、和谐的中国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给人类的贡献和启示是巨大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几乎人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物品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电灯、电话、冰箱、彩电、洗衣机，外出办事旅行乘坐的飞机、汽车、火车等等等等，西方世界对人类世界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