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帝国衰亡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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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公司的概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报告，就比这个公司实际上的经济运作要重要得多。

这样一来，凭空根据预期通过你喊价我接盘的数字制造，就齐刷刷把股票存量的价值往上抬——而对于每个微观持股人来说，似乎就收获了大量的虚拟“增值利润”。

虽然说最后的结果，是在当时应运而生的几千家公司里的极少数的长成了雅虎和谷歌，但在金融业上，对于那些参与者来说，似乎短时间的增值利润就已经实现了。

现在出现的房地产危机几乎是同样的路数，但其中的玩法，使得比单纯的股票衍生出来更多层次，更“间接”的金融产品，爆炸起来的危害力就大得多。

这中间的奥秘在于符号货币的变化向实体经济实现了渗透。

就单纯的股票来说，比如说俺将村子里的鸡场放上了互联网，叫做myE。

结果实现上市了，俺还雇了100个软件工程师，写了个销售系统在网上大卖。

当上市的投行们（比如说高盛）巧舌如簧，投资家们一鼓作气，把俺的股票一上市就捧到了100元，炒成了5亿元的市值。

除了大伙儿因为手中持有点原始股，全部在纸面上成了百万富翁外，投资家口袋里的货币，有一大部分是通过以员工工资和奖金的方式，流进实体经济了。

每个星期俺公司请员工用餐时，大家也就毫不客气的一人先点了一大碗鱼翅来漱口。

于是这些钱其实就通过以消费的方式，进了实体经济。

创始员工们可能还卖了些手里的股票，你买房，他买车。

等到股市一跌，大家就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后悔自己为啥不在某个高位，把手中的原始员工持股的股票出光，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后遗症，当坐了次过山车，发一次黄粱美梦而已。

换到房子这事上就大不同了。

卖掉房子的人，当然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由于金融创新玩意很多，弄出来一个HomeEquityLoan，于是连买了房子的人，也开始从房子的净资产值（市价减除你的贷款额）里，拿一部分去抵押贷款，用来消费。

也就是说，股票的涨跌的时候，你还需要通过转卖，找到接盘的人，把这个保障出来的虚拟数字财富落实了——其实是真正的钱在人与人之间的转移；

现在房子价值上涨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找到接盘的人，直接找银行，让银行贷款造出新增货币出来，就可以落实在手，轻松花费了。

危机前美国经济学家对这种业务的效果的解释是，反正美国人都会用信用卡消费，这种办法反而让老百姓用较低的利息去消费，对老百姓是好事。

这套说法就像是你拿着一个股票，以当时的高市价计算其“价值”，然后拿去申请贷款。

当然，你会觉得股票会跌，因为股票每天都在波动，但是房子不会跌——因为房子涨跌的周期至少数年乃至十年，所以这个贷款是“安全”的。

现在你就要真正开眼界了。

三十二

其实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行，特别是其中的消费发动机的增加，不是依赖于提高人们的工资水平，而是依赖于所谓的资本价值这些符号因素（如房地产和股票）。

当然当这些资产重估（尤其是高估的情况，即通过股市的不断攀升，和楼价的不断上涨，来支撑各类贷款包括次级房贷的发放）的时候，其抵押贷款创造出来的货币也会部分流入消费领域，如果这个时候消费领域的生产没有跟上，那么就会在基本消费品产生通胀压力。

如果基础消费品大通胀，那么原来的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就失去了意义。

最佳的状态，应当是把基本消费品的通胀压力化解，让通胀可控，而同时你的虚拟资产品和房产资产品价格大幅攀升。

这就会形成大家所说的“黄金经济”（GoldilocksEconomy）：

在这个纸醉金迷的黄金经济里，你的虚拟资产品和房产资产价格的上涨，便没有人会去解读成经济（投机）贷款的增加，欠债的增加，而是解读成财富的增加。

而低廉的基本消费品价格，就带来了你实际生活的好处。

由于通货膨胀里不包括房子这样的资产品（对住房支出的上涨的统计一般以房租为标准），所以像加州硅谷地区花了50万买了套洗澡还要去公共浴室的“高档住房”的情况，也不会表现在通货膨胀的统计栏目里。

如何把基本消费品价格压下来，就成为这个游戏的最关键要点。

从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方进口廉价消费品，是美国这几年的主要解套方法。

大家都知道，要控制住低价，就要控制住成本。

中国、印度和一大堆东南亚国家的贫穷和巨大的农村人口，解决了劳动力低价的问题。

让这些国家牺牲环境，忽视工人权益，实行低土地租用政策，也是一个出路。

这是美国这种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劳苦大众的生活比中国要差的印度，从来就不会被西方舆论用人权的幌子去攻击，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推动提高劳苦大众待遇的新《劳动合同法》，也依旧不会减少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攻击。

但是，关联终端消费品价格，除了生产的劳动力价格之外，还有两个要素需要解决，一个就是原材料，尤其是能源价格必须受到控制。

与中国和印度似乎无止境的剩余劳动力相比，不可替代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确实是一个瓶颈。

这样看来，美国军队在世界能源地区的操作，其真实意向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生产消费品的底层低端生产国，必须把自己对这些终端产品的消费控制住，不要提一些超出“本份”的生活改善欲望，同美国消费者争食。

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变成西方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几乎就将成为必然。

从美国和西欧的角度来讲，最好保持的局面就是，中国政府坚持以出口廉价产品特别是消费品为导向，保持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处于低下的水平，不以提高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执政目标，最好中国类似于印度、菲律宾和2002年以前的阿根廷那样，产生出一批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塞进并布满中国政府，这些人可以作为合作者，分享一批剩余产品，但就让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不能享受任何经济发展的果实。

其实，在中国也不缺乏这样的候选人。

希望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继续过苦日子，接受超低工资，以保证沿海的出口企业对西方出口有价格上的竞争力，此类种种“继续干几十年”的主张，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

从危机前的几年来看，美国为控制能源低价而进行的国际军事部署，基本上是失败的。

这可以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僵局看出来，2005-2008年间美国同主要产油国家如沙特、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关系的恶化，也是一个表现。

而在中国培养同路人，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财经舆论方面，其进展还有待观察。

不过，在利用舆论操控中国政策方面，在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是遭到了失败的，这就是威胁中国政府放弃货币管制和资本账户的管制的努力。

这一努力，虽然在中国内部，也得到了国际转轨派的大力配合，但只实现了小步骤的改变，而未能彻底冲破中国的防火壁垒。

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实也是这一综合努力中的一部分。

有人也许会问，人民币升值，难道不是在推高运往美国的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吗？

其实不会，因为中国外贸企业在这些消费品出口上，并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被美国和欧洲的大进口商定价，你人民币再升值，货物的美元价格还是巍然不动，或者只有略微的上涨，结果就是货物的人民币价格持续下降；

此外，还可以利用台商和港商，以向越南等地迁厂的威胁，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来阻止中国人民的劳动工资增长。

而中国的这些企业，包括港商台商企业，就会加强出口退税、能源补贴、优惠贷款等等方面的呼声诉求，从中国政府口袋里掏钱，来补偿被美国压价的损失。

三十三

人民币在近年来实行一篮子货币后，已经涨了近20%，仍然不见美国鼓吹的能起到平衡贸易逆差的功效。

所以可见，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如果想保持美国特别是美国上层集团的利益，扭转贸易不平衡带来的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于人民币升值不升值，而是在于可不可以让外资自由兑换，自由出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就是用投资收支的资本利得吸收，来平掉中国的贸易顺差，实现经常收支平衡，达到中国底层人民为美国各阶层免费服务的效果。

现在进入中国的外资，还是主要以外资直接（实业）投资（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的方式，形成的多半是实物资产，不具备立即就走的流动性，投资于证券的QFII（外国机构投资者）总量还不多，再加上在外汇汇出的速度上有限制，因此其难以通过猛然撤除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破坏性打击。

如果能够促成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任由外资任意出入，以及人民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那么通过金融危机的形式，把中国新出炉的中产阶级清除，就是制止中国的（部分）民众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争食的最直接办法。

20多年前日本的情况可做为参考。

日本人开始高消费的80年代，被认为是影响了（或者说至少在心理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干扰了美国的产业。

美国从贸易出发，压迫日元加速升值，又在金融上“亲自教导”日本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敦促实现自由兑换，直到股市楼市破灭，导致1990年日本的金融危机，使日本人的股市和房市财富在后来的数年中缩水过半甚至更多。

而之后的90年代日元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率是高还是低，便也不再被西方作为一个话题。

在后来的在东南亚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是把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剃了一个头。

对中国的剃头行动无法完成，这对于英美某些的派别的领导人和“学者”来说，就成了美国和西方经济在长远难逃衰退或实质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最重要潜在威胁。

原因很简单，虽然今天中国的大批加工产品，是为他人即英美欧作衣裳，但是谁能保证中国不逐渐转向自己消费呢？

虽然今天中国的外汇收支是只流入不流出天天积累着英美欧的货币，谁能保证有一天这些货币不在中国的对外采购中集体涌向英美欧造成通货膨胀呢？

甚至及时不流入，这些信用卡负债造成的货币流出如果不能及时流回，则下层老百姓寅吃卯粮搞出来的负债问题，更没有办法解决。

果然，在这几年，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拉克战争不能有效的搞定，使得伊拉克石油无法足够出产以冲击市场，于是石油的价格持续不断的攀升，原材料价格也不断突破天花板，人民币则大部分时间处于升而不飞的控制状态，再加上中国政府开始在经济转型方面施加努力，积极推行《劳动合同法》保障人民大众的权益，这就导致对美国输入基本消费品或多或少有价格压力。

而在美国的跨国集团中间商继续顶着压力当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时候，无法用销售价格转移原材料成本的中国的出口企业就成了压力千斤顶。

于是在2007年的8月份，就在一些玩具商里，开始爆料出以带铅油漆替代价格高的无铅油漆使消费品质量受到了影响的事情，并进一步闹出来其中比较老实的一些香港小企业家自杀的事情，引发了所谓“中国有毒制造”的风波。

当世界体系运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预示了简单依靠外来廉价消费品维持低通胀，而保护以金融符号为渠道过度贷款货币创造支持各类资产“财富”无休止上涨的歌舞升平局面的办法走到了尽头，货币的创造终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素的抬头。

“财富接力棒”中最薄弱一环的次贷，就开始破裂（其实很多次贷才开始兴建，还没有转完第一棒，就鼓点落下了——因为黑人大妈们发现当自己不是可以只付头两年的低利息而是要货真价实的开始支付房贷本金利息的时候立即发现自己压根不可能继续呆在屋子里了），造成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下滑。

而所有建筑在房地产贷款和债券市场的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就因为地基晃动，一下子就塌了下来。

那么为啥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呢？

当年日本从为美国提供基本消费品爬到提供高级工业品的整个路径的过程中，日本还是美国的奴才，所以美国很容易给日本剃头，就算有些右翼分子和左翼的日本共产党在那里叫唤也要整得服服帖帖，而且接下来还有四小龙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等来排队接替给美国老太爷提供廉价消费品的任务。

在1997年替这些东南亚国家剃头的时候，就由中国开始接盘变成世界工厂。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给中国剃头，同时让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来取代中国供应廉价商品的任务。

可是这个过程目前进行的很不顺利，虽然不能说没有成效，但总体比较艰难。

因为要实现剪头，一来你必须要服服帖帖的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忽悠，让所有的投资于资产品的外资可以自由进来炒高你的楼市和股市，让外币自由兑换。

因为那些对冲基金的索家军（索罗斯领军的对冲基金集团），总是比你政府官员反应快。

如果你那个政府是个效法美国的“民主政府”，就可以让几个收买了的国会议员在各种议案上多使几个绊子，再加上你新闻自由的舆论，像香港那种“洋人就是对”的媒体一样造造势，玩几个扫堂腿，等你政府明白过来（本来官僚的特性就是慢半拍），人家已经把你国家的财宝装满大船小艇，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整个政府的高官们，都是西方的好学生，绝对放任自由经济的忠实信徒，相信金融活动和市场机制都可以“自己得到修补”而不需政府的干预。

当你的各种资产市场和本国货币在抛盘的压力下突然爆破，让外资拿着王大妈和李大姐在高位站岗的钱凯旋而归的时候，你自己的国家却因为汇率贬值，进口支出飙升导致国内原料本币价格暴涨和物价暴涨而经济运转濒于停摆。

这个时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过来，让你签署卖国条约的时候，让你的曾经的优质资产，当废铜烂铁一样，卖给杀回来的高家军（高盛带队的投行和私人基金），而且还要再踏上一脚，美其名曰以保证贵国货币在国际自由兑换货币市场上的“吸引力”以稳定汇率防止贬值的名义，让你服下对本国经济网络的健康来说是剧毒毒药的“大幅提高利率”的药方，让你的企业更大批的破产，好让卖出价格是地板价中的地板价，给主子国的资本家们来一个开怀盛宴。

三十四

而这个过程，你的中产阶级失业的失业，跳楼的跳楼，负资产的负资产，就把你十年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生力军给清理了，于是一个国家就再次变成少数几个外国或半外国的经济寡头、外资买办统治一大群穷人，这样也就可以再次回来服服帖帖给西方人再做几十年奴隶工人了，也不会和西方消费者们抢盘中餐了。

这个就是为啥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个十恶不赦的东西。

因为没有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就不能轻易的公开搞政治渗透。

没有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就无法进行公开的舆论上的政治操作（这个在1997年回归的香港，以及独立后的印度和伊朗在长时间内都做得到）。

虽然中国的财经界和金融界，有不少人是所谓国际接轨派，和国外的精英们惺惺相惜，而所有西方金融大鳄如高盛和大摩等等的买办们也在呼风唤雨，但是全面开放中国给西方剃头的企图最终还是没有得逞，或者说没有在这次2007-2008年的危机前得逞。

虽然说现在中国的决策方式也有相当多毛病，但是在外部势力想介入运作的企图，比起其他国家难度还是要高一些。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进行明箱作业，那么那些想影响中国政府行为的企图，有时就会是狗咬刺猬，不知从哪里下口。

而中国只要保持住这个“拎不清”的局面多一段时间，美国搭建的这一不可持续的金融霸业和金元帝国，无法找到合适的实物支撑，与其过不了十年，也就会土崩瓦解了。

所以在第一卷《大国游戏》里，笔者谈到伊朗用了或者等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在1979年革命才清除了内部的“西方人”影响，而印度在今天是否完成了这个清光任务，恐怕很难说——甚至可能是已经融入骨髓，想清都清不掉了。

中国的新疆北部，也是花了近20年才清除掉了俄国势力。

估计在香港的英美势力，也要至少20年才可以完成清除。

中国大陆虽然在共产党建国后，成功的清除了外国势力代理人，但显然在近20多年来，政治上的无条件普世价值派和经济上的无条件国际接轨派大批涌现，这些人是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的最大威胁，比中下层的贪官污吏造成的损害可能更要严重。

虽然在美国金元帝国崩溃启动之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已经因为幸运而躲过了一次大劫，但前路仍然困难重重，遍地地雷暗藏，建设性的目标方案尚且在争鸣中，因此笔者只能是谨慎的乐观。

在这个世界经济改序的当头，看一看美国手下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轨迹，应该会对将来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运作，以及中国处理和世界经济关系的方向，提供非常有益的研究价值。

在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44个国家在领头大哥美国的家里开会，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奠定了战后世界经济和金融次序。

那么这个布雷顿森林里长的什么树呢？

就是一棵金元帝国的大树。

上面飘的绿花花的叶子是美元，结的黄澄澄的果子是黄金。

这个体系的机理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然后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

当然美国早就在自己国内放弃了金本位制，这里的美元挂钩黄金，就是保证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拿美元和美联储换黄金，如假包换，用一个承诺建立了信心，所以咱中国才有了“美金”一说。

当时的美国靠二战早期卖军火给交战双方，所以把世界黄金都收得差不多了。

加上美国战争年代的制造能力庞大，又不想因为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得军方采购萎缩，导致这些军需或关联企业大幅关闭造成大量失业，再次带来3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所以必须寻找购买力。

而欧洲在二战中全部打成了废墟，但缺乏资金重建。

于是创造需求的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由美国向欧洲各国提供130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援助，然后用援助资金采购美国货，由美国企业把将美国货出口到欧洲，一方面帮助欧洲重建，抵抗来自苏联的威胁，一方面帮助美国企业继续生产，造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的“国外应用国内繁荣”的版本。

在这个时期，欧洲需要进口美国产品来重建家园，甚至到了连美国援助的美金都不够付账的美元荒的地步。

而那时的美国国势真是如日中天，但就像中国古代的西周一般，天子的军队要用来保护各国诸侯。

但美国很快卷入各场战争。

先是在朝鲜用兵，后又在越南用兵，大量的军需品采购，国内不够供应或者不方便供应，就使过去的敌手，现在的傀儡跟班联邦德国和日本那边的企业有了订单，经济逐渐恢复，同时逐渐开始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形成了挑战。

三十五

无论其中隐藏着多少摩擦和潜在的不平衡（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和美国从传统产业开始的逐渐萎缩），在1950-60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可以说是享受了真正的黄金年代，整个经济靠内需拉动，工人收入不断上升，企业利润节节向上，工会和资方关系融洽。

广大工人成为有产者、中产阶级。

加上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政策仍然实行，由美国国防军工业为主的大企业群，享受美国因为到处用兵和与苏联军备竞赛以及太空竞赛的政府采购订单。

各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日本，同样利用政府力量，大量干预和引导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同时对农业进行保护主义的财政补贴，这都形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迅速富裕。

而日本和德国依靠大宗消费品如汽车和电器，资本品如船舶，其他重工业产品如钢铁，对美国大量出口，出现了快过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黄金时代中，政府的强烈参与是西方发展的主要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形成了购买力的消费拉动，而政府的金融低利率政策则鼓励了银行金融系统，积极的在实体经济领域里，扩张贷款，创造货币，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但一个潜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主要覆盖的还是中游的半成品和机器设备以及下游的最终产品。

上游产业，如能源和原材料，随着生产的覆盖，比较依赖于海外的地区，这就形成了瓶颈。

尤其是中东的石油。

刚开始，中东处于美国的强力控制下。

美国通过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三把钳子，牢牢钳住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心甘情愿的接受低油价以支持西方的整个经济运行的价格体系，但随着地区政治事件的不断恶化，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几次战争，加上苏联在该地区的博弈，最终在1973年导致了中东石油禁运的经济危机。

而以上游产品价格大幅变动带来的蝴蝶效应，就将整个西方经济建构的价格体系冲乱。

在这个价格体系乱局中，各国企业为了保住自己的货币利润，纷纷提价，就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两难局面。

而经济问题自然引发社会动荡，加上当时西方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欧洲的左派风潮，给当时的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带来了重大挑战。

在比这个能源冲击更早一些，美国经济在1971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越战的经济负担也比较沉重，导致了美元的贬值，最后导致了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算是崩溃。

在这之后出现的货币自由兑换的后布雷顿森林系统，这就造成了战后的国际次序的第一次大变更。

对于这一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的大变天，一些头脑简单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当时认定，货币汇率之间只要能够自由浮动，就能交给外汇市场找到“均衡价格”、“均衡汇率”，所以不仅能够避免汇率的巨幅波动，而且还能够避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矛盾。

事实证明，这些木头脑袋学者的语言成了经典大笑话。

这里要指出的是，正如现在俺们面临的这个国际大变动，和1945年，1971年的国际秩序一样，是世界强国势力重新洗牌的过程。

今天中国对所处的国际环境，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的未来国际秩序演化判断，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这就要求中国的当政者，在对策考虑上，必须有一个全盘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像一个小家子的商人，把眼光仅仅停留在蝇头小利上，或者以在商言商的鼠目寸光来看待一个大时代的变迁。

中国如何考虑自己的国家在未来国际秩序里的地位，如何考虑以何种方式来最大化的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以最优化的实际步骤达到这些意图，对中国现任的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现在这个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的认识，切不可以简单的归结于什么美国政府或美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监管不足，透明度不好等等肤浅的技术性问题，也不能停止在对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应该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这个国际体系建立在以发达西方国家订立规矩，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借用这种强势，顶层国家经常逼迫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强令必须遵守西方订立的实质不平等规则，使西方强国对发展中国家欲取欲求。

这套旧体制，必须彻底打烂，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三十六

这个旧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自然倾向于仅仅承认自己的技术错误，监管不力，在大家出钱替他买了单后，国会通过一个法律，那么就万事大吉，可以重操旧业了。

而同样是半受益的英国，自然就是为这个英美体系保驾护航，大声鼓噪：

你看中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又是大伙儿公认的这次风险里最佳表现者，已经在用他的融资融券之类的自由化改革，背书俺们的那套游戏规则体系，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咱们这套西方先进制度，只是几个家伙玩过火而已，换了人就天下太平了。

而在这个体系里希望夺权的法国和德国，就会大力批判美元独霸这个技术性问题，批判英美式体系是一套有利于英美利益的操作方法。

他们的要求，就是以自己的欧元替换美元，由欧盟主导来主导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

但他们仍然会继续捍卫由西方世界控制的国际金融秩序，维护建立在此之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

他们的信息就是，美国和英国的具体玩法是问题，但是俺们西方的经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