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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山抚番未尽事宜，亦当体察情形，次第经理，以为远久之计。
”[2]岑毓英身为少数民族，出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又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多民族杂居地任职，深知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故一到台湾，他便开展民族调查。
并“饬何秀林、邓复胜等，俟开年春暖瘴轻，即设法将路开通，并清查各番社。
凡就抚番目，按所管番户多寡，给予八九品顶戴。
月给饭食银数两，责令约束番民，懔遵教化，果能相安无事，再仿照湖南凤凰三厅成案，奏请分设千把、外委各土职，以示鼓励。
”[3]其目的在于调理好民族关系，壮大抵御外敌的力量。
在派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招安”、开路的基础上，岑毓英还积极做好屯弁缺额的工作。
他亲自“调集考拔，咨部注册”；
同时加强训练“归顺”的少数民族青壮年，使之成为既能下地耕作，又能操枪打仗的战斗集体。
当时台北、台南的“熟番”共有4000名，岑毓英从中挑选1000名，委员管带操防，“以三月为期，轮流更换，不致废农。
原领饷银照旧发足，在防之日，加给口粮，所费亦属不多，于开山抚番颇有裨益。
”[4]岑毓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番民后来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抗法主要战场的“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5]且因高山族人民“矫捷敢死”，抗法将领们认为“可资其力以抗寇”，“务须格外设法抚使可用。
”[6]
在岑毓英开山抚番的基础上，刘铭传继续抚番，他认为加强招抚山中少数民族是巩固台防的重要措施之一。
他自兼台湾抚垦大臣，以当地有名富豪林维源为帮办，设抚垦总局，将全台部落地区分为三路:
埔里以北至宜兰为北路，以南至恒春为南路，台东一带为东路，各置抚垦局及分局，积极开展招抚民众和开拓“番地”的工作。
在1886～1887年间，后山各部共招抚“番社”280个，“番丁”5万余人，前山各路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水尾、花莲港、云林、东势角等处，可垦水旱田数十万亩。
”[7]对于前、后山以外的少数民族，也分别就划定界限、定期交易等问题成立协议。
这种新关系的建立，对于扩大各族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增强民族团结，联合各民族力量办防，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外，刘铭传还致力于发动各“生番”、“熟番”奋起抗法，使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民族同胞踊跃参战。
如林维桢率领的“南番屯军”，“系招募南路生番，参与粤勇。
”[8]各族战士精诚团结，把仗打得十分出色。
沪尾一战，内山张李成领导的500名少数民族战士“散发赤身，嚼槟榔，红沫出其吻”，[9]他们一分为二，分别埋伏在擢胜军之后，擢胜军与敌接仗溃败后，前面的250人“见敌皆仰卧，翘其左足，张趾架枪以待敌。
敌近，二百五十枪齐发，法人死者百数，大骇而循。
山后复出二百五十人，作圆阵包敌，”[10]把法军赶下了海，体现出少数民族在抗法斗争中的英勇善战。
应该说，在安抚少数民族方面，刘铭传的做法是岑毓英的继续。
尽管岑毓英和刘铭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的民族问题，但在战争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他们前后相接的“开山抚番”政策，对于缓和内部矛盾，联合各民族力量一致对外，在抗法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2.海防：
岑修筑炮台，刘续修并守御
岑毓英到台后，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台湾港叉纷歧，四面受敌。
基隆、沪尾等口虽有炮台，但不足资捍卫台湾。
台北、宜兰各县尚无城垣，很可能会被敌人从此地进攻，从后路袭击台湾，于是加强防务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岑毓英在观音山等处监修了一批炮台、营碉，在基隆添修了1座炮城，15座碉楼，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台湾的防御能力。
在任云南、贵州巡抚时期，岑毓英先后在滇省铸造开花大炮56尊。
为了加强台防，他奏请将这56尊开花铜炮由总兵雷应山、余寿康，副将王家彬保护运往福建台湾，以加强台湾的防务，清廷批准了他的奏折。
在岑毓英建设的基础上，刘铭传也加强海口炮台的设置。
他在澎湖设4座炮台，分别安置于西屿东西、金龟头、大域北，这样使澎湖防务面貌一新；
在基隆，刘铭传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在基隆、沪尾各设炮台2座，台南地区安平旗后，大坪山各设炮台1座，高雄四座。
同时用铁、水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以阿姆士顿大炮31尊，沉雷60，碰雷20，火力比前增强数倍。
他还购置火力大的新式钢炮装备炮台，以沉雷、碰雷分布各海口，使炮台防守力量得到加强。
为了防止敌军封锁，他又在台北设立军械机器局，聘请外国技师，利用台产硝磺，以小机器厂制造枪弹，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并设立军械所为储存之所。
此外，刘铭传在大龙峒设火药局。
在基隆、沪尾设水雷营，更设转输局于上海，以运输兵器及其他军用物质。
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日渐充实，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
3.陆防：
岑调兵守台，刘扩充调整
岑毓英接到赴闽筹办海防的命令后，即意识到闽疆重地，防务紧要。
他深感“用兵之道，必使将识兵心，兵识将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能运调自如。
”[11]他考虑到初到福建，对那儿的将弁优劣缺乏了解，担心在仓促之际用人不当，致使贻误机宜。
因此岑毓英在滇黔省练军中的安义、松桃等营内挑选精锐士兵2000名作为亲军小队调往福建，但不露调兵名色，旨在“于防备之中，仍寓镇静之意。
”[12]这些黔军到台后，使台湾的兵力扩充到1.1万多人。
除留守澎湖、各海口和前、后山外，岑毓英将这些兵力分为3部分：
一部分驻扎台南；
一部分驻扎台北；
另外一部分驻扎台中之彰化县。
在黔省还有一些著名将领，如提督衔记名总兵雷应山、松桃协副将杨国宝、记名总兵请补黎平营、参将丁槐、记名总兵云南楚雄协中军都司张继声、总兵用留黔补用副将何秀峰等，他们均是身经百战、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岑毓英将这些可用之才陆续分带赴闽，以备调遣。
这些优秀将领和精锐士兵的到来，为台湾防务注入了新的活力。
刘铭传接管台湾后，对兵力大力整顿，妥定军制，裁减募勇，剔除绿营积习，汰弱留强，认真训练。
刘铭传还请求朝廷严格赏罚，考察操练枪法，以求将才。
他说：
“朝廷整顿武备，物色将才，必先实技，或枪炮命中，或操练优娴，或明中国地舆，或悉外洋战法，身体强健，才略深长。
”[13]台湾40营防军，经严汰老病之后，刘铭传只留35营，全部改用洋枪，“严肃营规，认真操练”，[14]并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
他废除以前的绿营旧规，改为勇营制度。
重新部署兵力，以定海4营驻北路，铭字4营驻基隆，栋字3营驻中路，练勇4营驻南路，镇海8营驻后山，宏字4营及水师驻澎湖。
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没团，分段自卫，维持治安。
二、防御策略之异
前后继承既表现在岑毓英与刘铭传办理台防的时序上，又反映在两人办防的某些做法中。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在办防过程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防御策略不完全相同便是其中之一。
1.岑通盘考量，刘突出重点
岑毓英接到任命后抵台，经过实地调查，他认为，“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
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戒心易启；
不量予变通之策，则兵气不扬。
”[15]通过实地深入调查，他发现台湾自北而南，沃野数百里，粮食、茶、糖、煤炭皆出其间，海滨居民，有渔盐之利，前、后山又出樟脑、硫磺及各种竹木，可谓得天独厚，难怪外国侵略者垂涎。
而且台湾防务与内地不同，内地各省仅一二面临海，所备者寡；
台一孤岛，港叉纷歧，四面皆为受敌之区。
台北、宜兰各县尚无城垣，战争中敌人常常出其不易，攻其不备，因此敌人很可能由无炮台之处舍舟登陆，抄袭后路登台。
而台湾自归版图以来，屡有变乱。
这些都是办理防御的难点。
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岑毓英认为，“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
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
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
而三者俱宜相辅相行，不可偏废。
”[16]这是岑毓英经过亲身调查，周密研究之后得出的筹办台防的总设想。
这个设想打破了单纯的军事防御观念，熔政治、经济、军事于一炉，是岑毓英军事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中，把减轻老百姓负担，团结台湾各族人民放在首要的地位，表现了他在办防中紧紧抓住了人这个重要的因素，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
以是言之，岑毓英强调团结，依靠民众；
守陆地和保海口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相辅而行，不得偏废，是他实地勘探，精心研究的结果。
而刘铭传则主张对台湾实行重点设防，同时兼顾台湾岛上其他重要海口的防御，形成一个有主有次、合理的防务体系。
这是刘铭传台湾防务思想的重要内容。
他指出:
“综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锁钥，台北以基隆为咽喉。
澎湖一岛，独屿孤悬，皆非兵船不能扼守。
”[17]这一重点设防主张可概括为“南澎北基，澎岛尤重”。
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全长千余公里。
台湾西部海岸是平坦的沙滩，东部海岸是悬崖屹立的山脉。
台湾这种地形，客观上为刘铭传在台湾实行重点设防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策略上看，岑毓英关注更多的是全局性的问题，刘铭传则把问题细化，表面上有不少差别，实际上目的是一样的。
2.岑关注民生，刘强调治兵
为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和提高台湾防务效能，岑毓英将争取民心放在防务建设的首位。
他围绕台防所进行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民本措施，如整顿吏治，赈济灾民，调理民族关系，等便民方案。
光绪七年（1881）春夏之交，台湾部分地区叠遭地震和飓风、大雨的袭击，影响较大的就有4次。
数次自然灾害，对澎湖地区影响尤巨。
因为这里不适宜种植禾麦，老百姓全望花生、地瓜等生活，而这些农作物在生长期频繁遭受烈风狂雨，藤叶根株大都霉烂，有碍收成。
眼看成千上万的人将要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身为福建巡抚的岑毓英深表怜悯，批示由原台湾道升任福建臬司的张梦元筹拨粮米赈济。
张即从义仓谷中提出2000石碾米运往赈济。
他又令新任台湾道刘璈从台局货厘项下提银5000两，派人携往浙江温州府采购薯丝、小米等物资加以接济。
考虑到当时彭湖列岛饥民达8万余众，这些粮米不敷发放，岑毓英又奏请从福建省城增广仓义谷中提陈谷2万石碾米前往救济。
岑毓英的奏请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令他“妥为赈济，毋任所失”。
嗷嗷待哺的饥民即得救济，并得以重建家园。
同年12月，台湾的彰化、嘉义县由于逼近海边，亦叠遭狂风暴雨，所种杂粮，收成歉薄，饥民甚多。
岑毓英了解实际情况后，即饬该县官绅，分别周济。
他雇佣年轻力壮者来修大甲溪河堤，以工代赈；
对于众多老弱病残及不能工作的妇女，他则饬司道将省城增广仓存谷酌提碾米，运往赈济。
岑毓英的这些安抚措施，体现了他为民着想的精神。
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通过重视安抚，尽可能减少内乱，加强边疆的防务，这无疑是岑毓英防务建设的出发点。
极力推进与防务建设有关的近代化建设，是刘铭传台湾防务的基本内容。
他着眼于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建设了一系列的军事设施，逐渐形成台湾的军事经济体系。
刘铭传非常重视军事设施的建设。
他强调“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
[18]因此，要加强海防，就必须首先添购兵轮。
同时，应改建沿海各炮台，以加强防守。
但除了要有坚实的炮台，“尤须炮利”，因此他主张筹购和自造大批枪炮，以节省经费。
他请求总理衙门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款四、五百万两，派熟悉洋务、精通枪炮人员，赴西洋各厂订购枪炮，并建议用中国本土材料，开台湾铁矿，采后山木材，自造枪炮，推广制造之学使制造技术逐步提高。
当然，还得对这些军械加强管理严格稽查军械，于是他设军器局，统一管理军械。
抵台后，刘铭传多方筹款，相继购买了“威利”号、“威定”号、“南通”号、“北达”号、“前美”号、“川如”号等兵轮。
光绪十二年正月，各口炮台开始兴工建筑。
到光绪十四年，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5海口共造炮台10座，，并且配备英制阿马士庄大炮31尊。
为了加强炮台防守的能力，还配置了水雷。
在刘铭传的主持下，台湾先后购买后膛洋枪1万多杆，极大地充实了台湾的国防力量。
光绪十一年三月，刘铭传饬令记名提督刘朝干在台北大稻埕建造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军事工业。
机器局自制弹药、枪弹和炮弹，聘请德国人彼德兰为工程师。
此外，刘铭传在大隆同设立火药局，以淡水所产的硫磺为原料制造火药。
又在基隆和沪尾两地设立水雷和水雷营，制造和安设水雷。
台湾自制枪炮使台湾的军需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
3.岑立足台岛，刘主张联防
台湾“悬于海上”而又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岑毓英早就意识到，台湾的防务是中国海防的关键，台湾的存亡直接影响到大陆的安危。
1881年岑毓英赴闽任职时，就首先视察台湾。
他在《会商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中写道：
“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
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戎心易启；
臣毓英奉命督办，责无旁贷，惟有懔遵圣训，随时亲往查勘，认真经营。
”[19]因此，岑毓英的防务建设立足台岛，他将滇、黔的精兵强将调入台湾，将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加强台岛的兵力和军需。
此外，他强调团结，依靠民众；
守陆地和保海口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相辅而行，不得偏废，在全岛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局面。
而刘铭传针对台湾设防，则主张台湾防务以大陆为依托，实行“台闽联防”。
这是他台湾防务思想的核心内容。
1885年7月，刘铭传根据在台一年的考察，向朝廷上《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明确提出了“澎厦联防”的主张。
他说:
“臣到台一年，综观全局，澎湖一岛非独全台门户，实亦南北洋关键要区。
守台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须以澎厦为莞钥。
澎厦驻泊兵轮，防务严密，敌船无能停泊，万不敢悬军深入，自蹈危机。
此澎厦设防，实关系全局，非仅为台湾计也。
”[20]刘铭传的这一防务思想，是从中法战争教训中取得的，又是战争教训的理性化。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廷在上海设立台湾军械粮饷总局、转输局，专门向台湾输送军械粮饷。
大陆人民，特别是海上渔民，更是冒着生命危险，运兵、运械到台湾。
法军封锁期间，大陆共向台湾输送了军队2000余人，白银70余万两，另外还有大量枪支弹药。
这些援助缓解了台湾军民在抗法斗争中的军需供应紧张问题。
实际上，没有大陆尤其福建的支援，台湾防务必然是无本之木；
失去台湾的屏蔽，福建的战备也难以稳固。
两地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基于这一认识，是刘铭传才提出联闽防台，建设台湾防务。
“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联络，痛痒相关”，[21]甚至为了加强台闽两地的联系，刘铭传曾经上书清廷，反对将台湾从福建划出单独建省，“司道以下，畛域分明，势必不相关顾。
”[22]清政府否定了刘铭传的这一建议，但对他联闽防台的思想给予了肯定，指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庶可内外相维”。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非常重视与福建合作，他和当时闽浙总督杨昌浚经常就两省防务及其他建设问题交换意见，1886年7月14日，杨、刘二人联衔上奏《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折中再次明确了台闽联防的基本原则，“闽台本为一省，今虽分疆划界，仍需唇齿相依，方可以资臂助。
应遵旨内外相维，不分畛域，乃能相与有成。
”[23]而且福建每年还向台湾提供白银45万两。
福建的支持和帮助，为刘铭传的防务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三、防务措施之别
在不同的防务策略指导下，岑、刘二人的防务措施也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如下。
1.增强实力：
岑兴修水利，刘筑路办矿
在福建巡抚任内，兴修水利是岑毓英加强防务，增强实力的一大举措。
他看到彰化、新竹两县交界之大甲溪，地当冲要，每遇春夏之交，溪水泛滥异常，田地多被冲没，遭溺的行人，亦复不少，久为地方之患。
于是他筹款修筑大甲溪河堤，开挖河道，以溪中乱石，和篾笼间杂铁笼装筑长堤，形如八字，将各股溪水束归河中流入海，使大甲溪舟船能过，不再危害人民。
为人民的生活、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他还另开堰沟，以溉田亩，并将两岸荒地招佃开垦，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于民生实有裨益。
而刘铭传着眼于增强台湾防务实力，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建设，逐渐形成台湾的军事经济体系。
如修筑铁路，开办矿务，创立制造局等。
1887年4月27日，他上奏朝廷，明确指出在台湾修筑铁路“有裨于海防”，因为，台湾“新竹、彰化一带海口纷歧，万无此兵力处处设守”，“如遇海疆有事，敌船以军队猝然登岸，隔绝南北声气，内外夹攻，立见危迫。
若修铁路，调兵灵便，何处有警，瞬息即至，无虞敌兵由中路登岸。
”[24]1889年3月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中，刘铭传再一次指出：
“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
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
”[25]
当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获准后，刘铭传便在台湾设立铁路关局，聘请德籍工程师毕克尔为监督，向民间发行铁路股票，自1887年7月开始修筑。
经几年努力，至1893年12月，筑成台北至基隆、台北经台南至新竹两段铁路，全长约100公里。
早在赴台前夕，刘铭传即于1884年6月上奏《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条陈海防十事。
其中一事为“稽查军械，整顿矿务，宜特设军器局，切实经营，以专责成。
”他认为：
“制造为自强之本，矿务为制造之源。
”[26]刘铭传在抚台期间，极力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力图通过开办矿务，创立制造局，建立近代化的国防体系，以强化台湾防务实力。
他在抚台6年中，设立煤务局，恢复基隆煤矿；
创立台湾军器局，开办台湾大机器厂，独立制造和修理枪炮子弹。
此外，还设立军装局、火药局、硝药局、水雷局、转运局等。
2.军事设施：
岑重台北，刘重澎湖
在做好安抚工作，团结民心，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岑、刘二人的防御重点也各有千秋。
岑毓英将战略防御重点放在台北，他在此增添了许多军事设施，如在观音山等处监修了一批炮台、营碉，以防止来犯之敌直插台北府。
而基隆又是台北设防的要害之区，是从海上进犯台北的通道，这里有提供船舰停泊的港口，还有年产5万多吨的煤矿。
失去基隆，意味着把军事基地和军舰所需的燃料让给外敌，事关大局，故有台湾“近防三林、鹿子，远控淡水、基隆”之称。
[27]因此基隆军事设施的添设，是岑毓英台防中最大的一项。
他添修了1座炮城，15座碉楼，并从贵州铸造的56尊开花铜炮中拣选8尊安置在基隆防御工事上，使之有台有炮，防守自如。
而刘铭传把设防的重点放在澎湖。
他认为:
“全台各海口，大甲以南至凤山，沙线辽澎湖阔，兵船不能拢岸，远隔四五十里，近亦二三十里，设防较易。
而大甲以北，新竹一带海口纷歧，直至宜兰，至远不过三五里。
基隆、沪尾虽能停泊兵轮，尚多山险，如有水雷巨炮，设防尚有余力。
惟新竹沿海平沙，后垄中港皆可出入3号兵船，地势平衍，全恃兵力，颇难着手，然犹较胜于澎湖。
”因此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
”[28]为此，他将训练有素的宏字3营驻守在澎湖，并把守将级衔由副将提升为总兵。
3营水师分驻于妈宫、嵌里、八罩、将军澳、西屿等地。
增设炮台4座，配各17尊阿马士顿后膛炮以及若干加农炮；
他还将台湾当时仅有的一艘“海镜”号兵舰专供澎湖驻军差遣，添购“威利”号、“威定”号、“飞捷”号、“南通”号、“北达”号等一批兵轮商船，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
在澎湖妈宫依山凭海处构筑城堰，等等。
这一系列时防务建设，大大地增强了澎湖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
岑毓英在治理台防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澎湖防守的重要性。
“澎湖一岛，乃台郡之门户。
门户固则堂奥清宁。
是所谓扼寨之大者，澎湖若也。
”[29]“台湾环海依山，延袤二千余里，择其要而扼之，择则莫若澎湖一岛。
”[30]遗憾的是，他来去匆匆，未来得及在澎湖添设必要的军事设施，仅将保障澎湖人民的生活作为台湾防务的一个重要前提。
而刘铭传弥补了这个遗憾，在岑毓英台防的基础上，他将台湾防务进一步完善。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岑毓英建设台防的基础上，刘铭传基本上建起了陆地、海口、海上相结合的近代化防御体系。
这使台湾，尤其是在台北、澎湖等地增加了防御层次，拓宽了防御领域，加强了防御的稳固性，从而使台湾的防御空间大大延伸，对维护国家主权，巩固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差异存在的原因
诚然，无论从其防御规模和投入而言，岑毓英与刘铭传是无可比拟的。
这是由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内在因素所造成的。
1.办防形势不同
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杀害的事件，武力侵台。
由于清政府苟安软弱，在双方力量对比完全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签订《台事专条》，日本获得50万两赔款。
这一让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认为在东亚耀武扬威的时刻到了。
1879年，日本废琉球蕃，改为冲绳县，将其正式吞并。
显然，台湾成为日本侵略者所觊觎的地方。
中法战争前夕，加强台湾的防务力量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在清朝的众多大臣中，岑毓英的骁勇善战颇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1881年5月5日）清廷的“上谕”云：
“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日本前议琉球一案，未允所请，该使臣悻悻而去，难保不藉端生衅，自应思患预防，严行戒备。
岑毓英历久戎行，谙习兵事，即著责成该抚臣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璟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
”[31]当时台湾尚未建省，隶属福建，形势的紧迫决定了岑毓英接任福建巡抚的主要职责是经营台湾，督办台防，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然而遗憾的是，中法战争爆发，西南边疆危在旦夕，因此岑毓英又被匆忙的赶回云南，台湾的防务也被迫放下了。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
法舰进逼台湾，南中国海战云密布，清廷“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
”[32]1884年6月，清政府诏任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以台湾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
刘铭传临危渡台，在广大爱国军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基隆保卫战的胜利，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法军决计攻闽江下游的第三重门户——马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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