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是我生命的发动机演讲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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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其他秘密，只有靠勤奋。
一点点聪明，加上十点的努力，就足够了。
领导不会讨厌勤奋的人，勤奋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比什么都重要。
在座的大学生，今晚一定要把两个字带回去——勤奋——勤奋会影响你的整个命运。
“4＋1”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激情”。
做什么事都要有热情。
如果你对每一件事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那成功的概率会多很多。
同时，大学时期你要尝试改变“性格”。
大学是什么？
大学是个“小社会”。
跨进校门时就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
如果你连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就离成功差得远了。
什么是好的性格？
没有固定定义。
其实就是那些公认的性格：
热情、关爱、正直、坦诚……如果这些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别人会不喜欢你吗？
为什么性格决定成功？
因为机会跟性格联系在一起。
机会有三种，一种是别人给的；
第二种是争取的；
第三种是运作出来的。
当每个机会出现时，靠什么把这个机会变成你的？
靠的就是你的性格。
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好的性格，让周围的人都认同你。
你要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正直向上、关爱的心态来对待周围每一件事。
因为性格的缘故，我大学时丢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虽然成绩第一，却没有拿到出国资格。
但我没有放弃可能属于我的机会。
因为当时大学的出国名额经常有用不掉的，于是我给每个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
幸运的是，我居然发现了一所学校有——北京广播学院。
当我发现这个机会时，就赶紧把广播学院写上我的第二志愿。
北广的研究生老师问我：
我觉得你的考试成绩很不错呀，为什么要来广院呢？
我说我是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而来的。
他不理解：
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好的分数，居然不在本校，要来广播学院？
我们可以接受你，但你要记住一点：
这里只是研究生班，不能拿硕士文凭。
我当时就：
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
把全部转到北京广播学院后我就开始争取出国机会了。
如果出不了国，我就会变成一个只读过硕士班、没有文凭的学生呀。
我问老师：
听说学校出国研究生名额还没用完。
他说：
对。
但已经过期了。
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
怎么跟出国有关？
我一本正经地说：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虽然已经过期，但我还是立刻准备到教育部去反映这个情况。
我拿着资料跑到教育部出国司。
他们说工作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
于是我开始每天到教育部去上班——当然只是在部门口。
每天早上我都比司长提前到，他7点半上班，我就7点到，每天早上都问候他：
早安。
中午他出来吃饭，我就说：
李司长，您吃饱一点。
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早就不记得我了。
吃完饭，我会说：
中午还早，您休息一会儿。
晚上下班时，我会说：
明天可能下雨，您别忘了带伞。
但他仍然没有理会我。
第二、第三、第四天我继续这么做。
人不怕狠，就怕被惦记。
当时我采取暴力行动，可以吗？
犯法。
我写信有用吗？
没用。
我直接找他，强势姿态对他？
不可能。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
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个人无论成长到什么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
很多天过去了，他已经顶不住了，连我都快顶不住了：
每天这么早上班，还这么晚下班。
第五天，他问我：
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回答：
我就是广播学院那个，关于出国研究生的事曾找过您。
下午时，见我还站在那里，他也开始跟我打招呼：
跟我上来一下！
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有门了。
下午我就把新的资料交给他。
就这样：
通过努力，把一个在外人看上去根本遥不可及的机会，变成了我的机会。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勤奋，靠的是执着，靠的是热情。
当有一个机会离你一步时，你不妨学唐骏的方式试试？
很多人不知道碰到这种壁垒该怎么做？
离它远去？
那机会肯定离你远去。
直接的冲撞？
一定是头破血流。
那既不能去撞，又不能跑开。
到底怎么办？
绕过去！
昨天我在日本跟几大证券公司开会，聊到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事。
他们很奇怪：
没想到唐骏对宏观经济也有了解。
我说不是了解，而是亲身经历过。
1985年1990年，我去日本留学。
当时80年代初的日本，没人看得上。
但是突然有一年，日本经济一下子腾飞了。
1985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
我说：
没什么事。
1985年在世界范围、日本范围确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个细节发生了：
有个人来到日本。
我接着问他：
日本经济崩溃是哪年？
1990年。
1990年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自己也都糊涂，但是实在不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一下子崩溃了？
提醒一下，有个人离开日本。
我说：
再问你，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开始腾飞？
1990年呀，1990年你在哪里？
我说，你应该能猜出来。
我再问你，美国经济走下坡路是哪一年？
1997年。
你不会是1997年离开美国吧？
我说，你现在还有点脑袋。
问你一下，中国的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你觉得应该从哪一年开始？
他说，差不多是1997年年底吧，那年你回国了？
我开玩笑：
你现在还像个证券分析师，有头脑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
我现在都不敢离开中国。
虽然我知道我离开中国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离开了，发生点什么，我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经过五年日本、七年美国，又回到中国。
再回过头想，挺有意思的。
于是，我经常开玩笑说：
比尔盖茨听了我的故事后，非常担心我离开微软后，微软会出现类似的经济低谷，所以赶紧给了我“微软终身名誉总裁”的称号。
12年前我从美国回来时，搞了个小发明。
当时我很兴奋，但跟中国很多企业沟通时。
他们都说：
这东西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气。
在日本我刚谈了一家，他们就非常有兴趣。
于是大家今天在街上见到了一种叫“大头贴”的机器。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跟大头贴相近、但技术含量高一些的东西——大家常见的卡啦OK中的“计分器”。
经常有人说：
唐骏，原来是你发明的，怪不得不准！
当时我做这个发明时，做了很多数学模式。
同时用自己的标准制定一个体系来打分：
如果我自己唱一个曲子，连自己都感动，那给个90分；
唱得一般就给70多分，唱得不好就给30分。
唱到最后我想多少分就写多少。
所以实际上这是我的标准，如果你唱的效果跟我最相近就能得高分。
所以想得高分？
很简单，在KTV模仿唐骏的声音吧。
但专利发明出来，光自己唱唱歌是没意义的，应该投向市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一无资金，二无市场。
怎么办？
我应该寻找一个买家。
后来我把专利卖给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据说现在还有点名气，叫“三星公司”。
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锋公司，市场份额27%，第二名是三星公司，但只有%的市场份额。
我跟老大合作，他当然不会理我。
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经过一番周折。
他们最终决定给我8万美元。
我跟他们说：
中国人不在乎钱的！
8万也好，7万也好，都不重要。
其实我的心理价位是5万美元，就这么一笔生意，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快倒闭了，却因为拿了我这个专利，市场份额从%涨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
光第一笔使用专利就要了500万美元。
更更重要的是今后先锋公司每用一次专利，就要付3美元！
为什么今天有盖茨？
盖茨不过做了一个DOS，但当时IBM要花XX万美元买下来，XX万美元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诱惑的。
但盖茨比我聪明得多，他没卖。
而是签约：
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
现在我明白了我与盖茨的差距。
但当时我拿了这笔钱内心还是挺感动的。
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万富翁！
当拿到三星公司的钱，我对自己说：
现在的唐骏有了8万美元身价，绝对不能再开600美元的车了。
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到美国时花600美元买的“五手车”换了——花1万美元买了辆“一手车”。
旧车怎么办？
卖掉。
不然是种资源浪费。
我花了8美元把车一洗，拍张照，贴个广告，上面写的很简单：
车很好，价格面谈。
来了一个美国人，问：
这车怎么样？
非常好。
他问：
为什么要卖？
看见那辆新车没？
那是我的。
我不是车要坏才要卖掉，而是因为有了新车。
车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
你放心，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
开完后，你觉得好，回来交钱，不好，把车送回来。
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
他从没听说过这种卖车方式：
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的？
性能一定很过关！
不然你不会这么自信。
多少钱。
我说中国人不在乎钱的！
他说总得有个价格。
很简单，你说多少就多少，你只要开出价，即使不付钱我都让你开回去！
实在不好意思呀，我觉得这车各方面都挺好，我先开一价吧，900块行不行？
我心想：
我买来的时候600美元，我开了1年多还反倒升值50%！
其实我很想往600以下砍。
最后为了保持信用，900块钱成交了。
当时我除了有自己的软件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的公司。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声迷。
当时我就想把中国一流的相声演员都请到美国的十大城市巡演，让美国人也感受一下相声，当时这叫“国际走穴”。
中国人出国需要签证，我就委托洛山矶最有名的律师去办这些签证，他说没问题，结果离演出还有10天时，当我把所有场地包下来后，15场演出的30000张票全卖出去时，意外出现了：
姜昆突然告诉我：
签证没办出来。
我一下子瘫了。
倒不是在乎钱，最多我把场地费赔了，把广告几十万美元赔掉。
但有一个我赔不起的是信誉！
而美国人最喜欢做的就是起诉，这是欺诈行为呀！
我又碰到壁垒了：
面临进监狱。
就剩下十天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
但毕竟我在美国也混了两年，对美国社会有些了解：
美国是一个政治的社会，他们的国会议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我把56个众议院、参议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
做什么？
给每个议员写信。
当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注明：
在两天之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信转抄给《纽约时报》等报纸。
很多人给我回了信，说很关注这些事情。
也有一些议员直接给白宫、国务院、移民局、驻华使馆打电话、发电传，都询问这件事。
因为总统最怕参议院、众议院。
所以总统也发传真到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
如果你是驻华大使，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他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历不小呀，连美国的国家机器都被他动用了，背景一定很强！
于是，所有签证很快拿下。
花了19000美元请的最大的律师没有做成的事，我却做成了。
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了。
于是我马上花100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
让人感觉还有第二、第三。
把名字弄得响一点。
但美国是一个律师市场很成熟的竞争社会。
人家介绍律师时，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
唐骏算什么？
计算机科学的博士。
有人理你吗？
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
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一小时300美元。
所以，如果他缺钱就给我打个电话，随便侃一小时，你就要准备300美元支票。
但有时候你谈几次、花很多个300美元，也不一定办下来。
所以我跟他们玩得不一样，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
怎么透明？
把签证收费写清楚：
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
明码标价总比含糊其词容易让人信服。
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
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
不成功不收费！
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
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
而我则说：
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是100%。
没有想到吸引了一大群人。
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
我赶紧跟自己另外一个软件公司的部下说：
你们先别做软件了，都过来帮我接电话！
统一接电话模式是：
当客户想跟律师谈一下时就回答说“我们律师很忙，所以你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来交给我们。
”总共就一个律师，当然很忙！
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意很好。
当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
我在做什么？
我在读书呀。
虽然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
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啃。
大学里什么最重要？
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学习方式。
社会上需要的也是懂学习方式、有学习能力的人。
尤其要学会快速学习方式，要学会抓重点。
这么厚的律师书，我在看什么？
目录，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
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那只要听到一个案子时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到时再临时攻关。
最后，越来越多人都要我这里来办理，一下子变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
我突然有种失落感：
我是做软件出身的，结果软件没有做出什么来，做律所反倒成功了。
而这个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创意就是它的高姿态广告——抓住了消费者的心态。
我喜欢挑战，虽然律师事务所做的还不错，但不是我的追求。
我的追求是什么？
做软件。
但我觉得做软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没有成就感。
1994年，到了事业顶峰时，我选择了放弃。
虽然在洛杉矶有三份事业，可是我觉得做三个“小公司”，没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
当时恰好因为在日本发明的“婚姻配对机”引起了微软注意，在接到了来自微软的两个招聘电话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洛杉矶的三家公司，结束忙碌而无为的“小老板”生活。
但加入微软时，我只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很多人不理解，放弃自己公司的总裁位置，去做工程师？
我觉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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