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劳动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的劳动形态及其内在悖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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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从此成为了“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同义词。
而在莫尔这儿，对完美国家制度的追求和设计，则与莫尔对于劳动制度劳动形态的理解和规定内在地紧密相连。
托马斯·
莫尔在其《乌托邦》的第二部中，借自己在安特卫普偶遇的一个虚构人物——航海家拉斐尔·
希斯拉德之口，描述了一个拥有“完美制度”的国家——乌托邦。
希斯拉德讲述了他在乌托邦所见到的一切，那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其中最先得到介绍的便是劳动制度。
可见，劳动制度在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的构建中是至关重要的。
卡尔·
考茨基在论及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时，也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他们（乌托邦人）的家庭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都依赖于劳动生产制度并由此而产生。
”②［德］考茨基：
《莫尔及其乌托邦》，关其桐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12页。
关于乌托邦中的劳动制度，拉斐尔·
希斯拉德的陈述是从乌托邦中居民的劳动形态类别和职业身份开始的。
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
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
他们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
每人除我所说的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
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冶炼或木作……每户都是做自己的衣服……③参见［英］托马斯·
莫尔：
《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5－56页。
莫尔的《乌托邦》最初以拉丁文写作并出版。
现今学术界最为权威的版本为耶鲁的《莫尔全集》第四卷（ThomasMore，ThecompleteWorksofST，volume4，EdwardSurtz，S．J．andJ．H．Hextered．，NewHavenandLondon：
YaleUniversityPress，1965）中的拉丁语－英译对照本。
本文参考文本即为该版本，中文引用使用商务版，若笔者认为中文有出入，将自行译出并参照英译指出具体问题。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中主要的劳动形态为农耕和手工作业，而且农耕和手工作业是唯一正当的劳动类型和职业。
“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
”①参见［英］托马斯·
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6、50页。
莫尔在此并没有具体表明那些不值得提及的职业是什么。
但在第一部的讨论和第二部此后的段落中，我们得知，僧侣、军人、家仆等均在此不值得提及之列。
在莫尔所设计的乌托邦中，正当的劳动类别与他认为不值一提的职业之间，客观上有着一条界限——凡是被认定为正当的职业都与一种结果直接相联系，那就是生产性结果。
能被称之为正当的劳动，必须要生产出某种具体可用的实物，因此以粮食和蔬果为直接结果的农耕和以具体器物为结果的手工作业，是莫尔所设计的乌托邦中的主要劳动类别。
而不能导致某一具体可用的实物的产生的，无论其活动是否也消耗了体力并对其他人的生活有所助益，比如商人、军人和家仆，都不在正当的劳动类别之中。
莫尔《乌托邦》中关于正当劳动形态的表述，与两个多世纪之后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判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乌托邦中正当劳动形态的标准，翻译成古典经济学的话语，便是——作为具体实物使用价值的来源，才可称为正当的劳动。
尽管在莫尔的时代，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尚未出现，但是关于劳动产生一种以实物形态出现的使用价值并且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来源的思想观念，已经在莫尔的文本中有所表现。
因此，我们在此，对于古典经济学话语的借用，也并非一种不同时代话语的生硬错置。
但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同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来源，并且是商品交换所得以进行的衡量尺度，但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被刻意地去除了。
这一对劳动产品交换价值的去除，首先表现为乌托邦中对劳动形态类型所对应的职业形态分类的排斥，或者说对劳动分工的排斥。
莫尔在《乌托邦》中宣称，唯有农业和手工业才是正当的职业，但乌托邦的职业身份设计中却并没有纯粹的农民和纯粹的手工艺者，这是一处并不显眼的症状。
从这一症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自身内部存在悖论的劳动观——既将劳动从自然能量的循环中抽离出来，看作一种普遍无差别的“量”来进行积累，又排斥将劳动看作能带来交换价值进行市场交换的一种度量性。
而事实上，作为产品价值来源的劳动这一观念，在历史语境中正是在市场交换的运行中才得以产生的一种抽象度量。
现在，让我们再次来审读莫尔给出的关于职业的第一个句子和第二个句子。
“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
”第一个句子平淡无奇，“都以务农为业”，这告诉我们，乌托邦这座岛屿上的乌托邦人都与自然保持了紧密而良好的关系。
他们以在土地中耕作为生命中的主要活动——“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②参见［英］托马斯·
。
但第二个句子旋即带来了一个隐藏着的悖论：
“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
”从简单的表面语义上看，第二个句子是出于对第一个句子的解释，以解释“不分男女”都能“以务农为业”的能力，因为他们都从小受到了农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方面的训练——“无不从小学农”。
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很快就浮现了出来——“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
尽管莫尔对于农业给予至高的评价，将其作为乌托邦人人都必须从事的基本劳动，但是他却并不认为乌托邦人或者部分乌托邦人应当是农民——所有的乌托邦人都并不长期居住在农村。
恰恰相反，所有的乌托邦人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
因此，所有这些务农者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并不是自小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然习得的，而是“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
很显然，莫尔想象和设计中的理想居民并非纯粹的农民，在此可将其解读为一种排除性——完全而纯粹的农业耕作从乌托邦中被排除了出去。
事实上，在此后的各种乌托邦方案，从欧文、傅里叶，一直到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纯粹的农业都不是这些乌托邦设计者们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的主要劳动类别，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其刻意排除的对象。
尽管乌托邦的设计者认为符合自然便是善。
“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
符合于自然的生活。
”①［英］托马斯·
《乌托邦》，第73、66页。
但莫尔的“乌托邦居民”并非真正完全处于土地中的自然人。
尽管完全陷入土地和自然状态的人类生活或许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在其中莫尔所需要去克服和消灭的那些现实社会之恶也都将无声湮灭。
在莫尔所生活年代的一千多年前，东亚大陆的一位诗人便设计了这样一个其中成员完全务农的乌托邦——“桃花源”。
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②陶渊明：
《陶渊明集》，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165页。
对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的务农耕作而言，其经济形式必然是自知自足的自耕农自然经济，其生活形式必然是以自然家庭为单位的。
在其中只有具体的耕作，其生活必需品的来源是自然中的所得，并不存在普遍可积存的劳动量和作为使用价值来源的劳动。
但对于这种纯粹务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莫尔将其排除在乌托邦的可能性之外，其背后隐藏着对于自然的不信任感。
莫尔并不认为家庭单位的自给自足是可能的，莫尔也不认为自然是可靠的——“在亚马乌罗提的元老院会议上……确定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③［英］托马斯·
即使在乌托邦，土地也是会发生灾害和粮食歉收的，莫尔的乌托邦并不是古希腊传说的黄金时代，水果和各种食物直接从土地中涌现而出，人生活在一个与神类似的有着超自然的神力的世界。
乌托邦是一处其自然力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任何区别的空间。
莫尔甚至没有描述乌托邦岛是否像热带岛屿那样有果实丰盈源源不断的热带丛林。
因此，具体而现实的经济学计算至关重要，对于莫尔的乌托邦而言，合理的劳动安排和计算，甚至就是保障乌托邦人生存的唯一条件和要素。
很显然，自然家庭所对应的局部小面积的土地，在莫尔看来，完全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粮食产出。
因此，乌托邦居民的生存必须仰赖于一种更具总体性的生产系统。
这个系统并不是简单的耕作面积上的扩大，而是一种总体化的、可储存的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能力。
在这里，个体农民在土地中的耕作，被转换成了集体劳动。
劳动并不是各种不同劳作的简单概括，而是各种具体的劳作被抽象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被转换为数量之后的储存量。
这一观点，在莫尔这儿有了直观的表现，但要成为了一种明确的理论表述，则是在两百多年之后的亚当·
斯密那里：
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是这样的一个基金，它原始地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而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总是由这个劳动的直接生产物，或是由这类生产物从其他国家购得的物品构成。
④［英］亚当·
斯密：
《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其原文为：
Theannuallaborofeverynationisthefundwhichoriginallysuppliesitwithallthenecessariesandconveniencesoflifewhichitannuallyconsumes，andwhichconsistalwayseitherintheimmediateproduceofthatlabor，orinwhatispurchasedwiththatproducefromothernations．⑤Adam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theNations，London：
MLIHULN＆Co，1904，p．1．
将中英文对照放置，在于笔者认为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词语存有讨论的余地，并与我们此后的论述有关。
Fund一词，直接译为“基金”虽然并无大误，但以“基金”一词的表述将劳动当作具体的金融货币，显然有着某种牵强之意。
事实上，fund一词在英语中的另一涵义可能更适合斯密在此的用意：
storeorsupply（ofnon－materialthings）①《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70页。
——非物质性存储（量）。
劳动，是一种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供给能力的来源和储存量，这种储存量甚至是在抽象层面上而言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些劳动产品的储存。
换言之，整体上满足人类需要的不再是具体物质，而是一种可以普遍抽象的储存量和能力，这抽象的量便是劳动。
对于纯粹的农业土地耕作而言，所获得的成果很难将其与土地本身的自然力相分离，与一年四季变幻不定的气候相分离。
因为，很难以一种完整分离的方式来衡量一个农民在一片土地中究竟投入多少体力消耗量与其终所收获的粮食之间的数量关系。
在斯密的世纪，工业革命已经发生：
“比之于自耕自种的生存农业和小规模的商业活动来说，领取工资的就业现象当时已经显得普遍得多。
”②［英］约翰·
米尔斯：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6页。
大规模的工业，使得原先直接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劳作变成了普遍可替换和移动的工业生产。
对于工业生产而言，所有偶然的自然变化几乎被全面去除，因此，其生产的产品价值，与生产者体力上的投入和消耗便呈现出一种清晰而确定的对应性数量关系。
这种对应的数量关系导致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结果：
其一，所有的投入与产出收益有了一个稳定可控的对应框架关系；
其二，收益与投入尤其是身体能量上的投入有了一个稳定的对应关系，因此，收获不再是来自自然的馈赠，而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勤奋和辛劳，这也使得产出收获具有了一种伦理学上的意义，一种善。
劳动便是这种被允若了收获的善的投入。
在莫尔写作《乌托邦》（1516年）的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尚未发生，但地理大发现已经开始。
1498年，哥伦布抵达了当今被称为委内瑞拉的帕里亚湾，发现了新大陆。
而《乌托邦》中的亲历并讲述了“乌托邦”的希斯拉德本人，也被设定为一个航海家，并曾经加入美洲的发现者亚美利加·
韦斯浦契（AmerigoVespucci1454－1512）一行，“作为他四次出航中后三次的游伴”③［英］托马斯·
《乌托邦》，第11、61－62页。
因此，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广阔海外市场的发现，使得莫尔所在的时代其土地上的耕作往往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而是一种面向远端市场的商品生产。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尽管莫尔尚未目睹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集体劳动，但是他对于大宗商品的总体性生产，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必然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莫尔这儿，“桃花源”这类以自然家庭为单位以期望自给自足的农耕劳作，显然不是解决人类生存需要的理想方案。
莫尔所设计和规划的是一种共同的总体性劳动。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体力和技术投放和贡献出来，汇总成为一个总量，这个总量是永远充足而稳定的，以满足所有人生存的需要。
“（城市）每一区的中心是百货汇聚的市场。
任何一户的制品都运到市场的指定建筑物中。
各种货物在仓库中是按类存放。
每一户的户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
……在我所说的那市场的近旁是食品市场。
运到这儿的不但有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和牲畜。
”④［英］托马斯·
但有意味的是，以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公有、各取所需的无偿分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的反面。
在此，我们需要首先对劳动这一概念作出一个理清，将其从马克思作为人类本质化实践的劳动观中分离出来。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改造无机界”⑤［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131、121页。
的活动。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⑥［德］马克思、恩格斯：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⑦［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劳动放置在人类历史的开端位置，并判定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因此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历史便是一场劳动史，所有历史阶段上人类消耗自己的体力来改造自然界中的对象，以使得其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劳动。
但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对应于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的，同时也对应于一整套特殊的观念。
按照福柯在《词与物》中的分析，劳动这一被当作实践的观念来自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断裂，“这个断裂深入地划分了西方世界的认识型，并为我们分离出了对经验型（lesempiricité
s）进行认识的某种现代方式的开端……构建对我们而言是……大写的劳动……这‘准先验物’（quasi－transcendantaux）”①［法］米歇尔·
福柯：
《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25页。
当福柯提到劳动来自某种意义上的经验型时，他所指的是，劳动是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近代世界的一种特有的经验类型，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这种亚当·
斯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实践。
以希腊学专家和古代史专家让－皮埃尔·
维尔南的判断，古希腊语中没有与“劳动”（英语labor或法语travail，德语Arbeit）相对应的词汇。
类似的词汇Πονοζ一词指的是“所有须付出艰辛努力的活动，而不仅指对社会有益的生产劳动。
动词εργαξεσθαι专门用在两个经济活动领域：
农业活动、田间劳作（ταεργα）和金融活动（εργασιαχρηματωυ），即资本利息。
……它（εργαξεσθαι）还有更为宽泛的意思：
εργον，即每一产品的本质特性——它的αρετη（善）。
从印欧语系词根tek派生的诸词汇是另一种含义：
它们指工匠的生产活动，即ποιειυ——技术制造之类的活动，它与πραττειυ相对，后者指自然的创作，这一创作与生产性行为不同，它不是以生产某种外在的物品为目的，而是一种自为的活动，其唯一的目的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因此，ερνου一词尽管有刚才提到的两种用法，但它可以表明活动、事务（πραξιζ）的‘完成’和工匠产品之间的对立”②［法］让－皮埃尔·
维尔南：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黄艳红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4－285、287页。
按照维尔南的论述，Εργα一词在希腊语中既指田野又指田野中的耕作。
“就赫西俄德笔下的农夫来说，当他以自己的辛劳使小麦征收时，他并不觉得是在土地上运用某种耕种技术，也不觉得他是在从事某种职业。
他深信自己是在服从一种严格的律法，这种律法支配着他同神的关系。
对他而言，劳作就是一种精神生活形式，与武士的理想相对；
同时劳作也是一种为祈求正义而履行的严格的宗教体验形式，这种体验不是在节日的盛典中激发起来的，而是通过克尽日常劳作而渗透到整个生活中。
”③［法］让－皮埃尔·
同样，在中世纪，关于劳动的观念和话语也没有真正的发育。
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基础就在于马克公社范围以内所进行的农民和手工业的生产”④［德］卡尔·
考茨基：
《莫尔及其乌托邦》，第8、8－9页。
在考茨基对于中世纪物质生产方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的经济单位往往是“一个或几个村子构成的马克公社，以森林、草地和池川为公有财产，而起先连耕地也是公有财产。
在这个公社以内进行着全部中世纪的生产过程。
公有的地产和移交私人的田亩田园，供给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即农耕、畜牧、渔猎的产品，以及在宗法制农民家庭或由农村手艺人所加工过的原料，如木材、羊毛等。
在这种公社中，不论私人的或共同的活动，目的都是为了给生产者，或其家属，或其公社，提供自用的消费品”⑤［德］卡尔·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公社内的所有物质收获，都与土地直接捆绑在一起，甚至农民们的出生和死亡都处于这一土地之中。
而公社的土地，与专作为耕地的农业生产用地还有着微妙的区别，在那里耕地是与森林、草地和池川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整体存在，是一种更接近自然概念的土地。
在这里，农民的收获很难被边界清晰地描述为来自农民在土地中的体力消耗，而不是这片土地本身自然力的涌现。
而在中世纪欧洲的官方语言——拉丁文中，与劳动、劳作、工业相关的词汇，与近代之后作为商品或物品价值来源的labor一词，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罗贝尔·
福西耶（RobertFossier）在《中世纪劳动史》一书中所梳理的，在中世纪有关劳动、工作的文书中，与劳作相关的词汇有三类：
第一类，是“无任何倾向性的，属于中性词，例如opus（活动），operatio（宗教活动），这些词都表示在进行一种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在‘干活’，就像单词opuspium（施舍）与co－opera（劳役）一样”。
这些词所指的意义相当广泛，比如“opusmanuale指体力活，opusdivinum指的是占卜活动，opusmechanicum指的是机械活动”。
第二类，则是“突出这一动作的灵巧，或者强调是专门为人服务效劳的，就是cura（关照），industri（技艺）和ministerium（服务）”。
与这些活动相关的职业是“神甫，有手艺的人以及艺术家或建筑师等等”。
第三类，则是艰辛的和惩罚性的。
有的工作是“艰辛的。
人们若能取得成果，并从中得到享受，这在拉丁文中就叫laborare。
因此，labor就是形容劳动生产的词，当然，这是经过辛苦努力才获得的劳动成果。
《圣经》已经特别强调labor这种活动令人不快的特点：
在伊甸园，亚当犯错之前，过着愉快的生活，因为犯下错过，才收到惩罚，该惩罚一词拉丁文为laberat。
这也一直是labeur（艰苦繁重的劳动）的含义。
只是到了14世纪，labor一词才完全表示‘田间劳作’的意思”。
在那些中世纪文书中，与labeur有关的词汇还有“如poena（惩罚）和tribulatio（苦役）”。
①［法］罗贝尔·
福西耶：
《中世纪劳动史》，陈青瑶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因此，对于中世纪欧洲而言，并不存在一种统一了各种工作活动和劳作的单一概念labor，而labor一词更没有作为人类生活所需的价值来源甚至是人类生活善的表现的含义。
同样，在中世纪的餐前祈祷中，所说的是“上帝基督，请降福你仆人们的食物及饮料，因为你是神圣的；
恒常如是，从今日到永远，世世无尽。
阿们”。
在此，食物并不被认为是来自农民的劳动，而是来自神的降福。
但这一对于食物来源的信仰到近代之后便遭遇到了反驳，“不劳动者不得食”，进入近代之后，劳动成为了食物乃至一切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的唯一来源。
唯有在进入近代之后，在巨大的海外市场被发现，欧洲开始为自然视线之外不可见的对象进行生产时，一种被从土地中抽离出来的人类体力消耗量才成为了一个讨论的对象。
正如福柯所分析的，在亚当·
斯密的分析中，劳动作为一种有效的话语才得以出现“劳动把自己的特权归于它所知晓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要在物的价值之间确立起一个恒定的尺度。
劳动使得需求对象的交换成为可能，在交换中实现等值。
否则其尺度会发生变化或根本就是相对的”②［法］米歇尔·
《词与物》，第329页。
换言之，正是在近代之后的市场和商品交换中，作为需求物之间的交换中，劳动以一种价值尺度的位置得以出现。
在亚当·
斯密那儿，劳动这一概念的引出，是在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本身。
“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一切物的真实价格，即欲得此物的真实费用，亦即获得此物的辛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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