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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
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关键词]：
生命权安乐死完全归属主要亲属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安乐死背景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近来，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非同一般，法学界人士对此出言谨慎，各国立法对安乐死的态度也诸多迥异，不同历史阶段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发展。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
英文解释为：
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
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
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
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
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
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
2019年，美国病人托马斯。
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
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
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
“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
”
（1）
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厘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
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
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人类的行为应当促进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规定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的这个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独立宣言》称：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2）现实的情况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美国至今未实现人人生而平等。
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只要发展就会有力量的变化，就会产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个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决定权利分配的依据，法律从来都是在暴力的支撑下才成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实现人与人或人与组织平等是不现实的。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规定：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3）《世界人权宣言》规定：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观点为生命权是当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赋权利，国家只是加以宣示。
这种观点仅是价值判断或称为天赋人权观点，不是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仅仅是价值的分析。
“法者天下之公器。
”（5）从价值分析上来得出生命权的应然不一定会采取价值判断的结论，更不一定采取天赋人权的价值判断的结论，所以天赋人权的观点不能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
从实证分析上看没证据表明人的权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造物主”是什么东西并没有证据来证实。
权利只有法律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如果能赋予，也能被收回；
也有可能只授予个人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利用生命；
还有可能，生命权未被授予个人，这些可能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的意愿。
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
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
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
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
（注：
杨立新：
《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406页。
）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
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
‘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
《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409页。
）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
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6）所以生命完全属于个人没有任何依据。
个人如对自己的生命有完全处决权，个人结束自己生命有可能极大的损害社会利益。
假如个人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自杀，这将严重破坏社会关系，对其他个人或社会造成损失，这种死亡不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死亡将必然难以为社会认同。
当个体完全拥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7）指望这个生命对社会无害是困难的，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自己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基于这种考虑，完全给予个人生命权未尝不可。
多数人不具备独立人格-——对人、社会、自然关系充分认识的能力，难以确保这种人对社会有社会责任感。
所以国家不应当给予个人完全生命权，个人也必然没有完全生命权。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
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
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
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
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
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
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
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
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
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
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
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
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
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
“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
”（8）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
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
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
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
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
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生命权的合理归属
生命权归属的应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生命权。
一切的重大关乎以上主体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抉择都必须经过以上这些主体的一致同意，不能忽略一个方面的主体，但有个前提是这个生命没有罪大恶极。
一个生命如果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罪大恶极，阻碍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应该代表社会的利益，剥夺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的生命而不必经过三方面的主体一致同意。
国家在处死罪大恶极的人的问题上拥有绝对力量优势，拥有绝对的社会正义性和体现了社会的利益性。
任何一方越权剥夺生命都要受到国家的惩罚。
这样才会自觉地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行使权利，这样才合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才有利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生存与发展。
从力量上看，生命权归属的实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以及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共有生命权。
个人生命上有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特别是生命个体的近亲和对生命个体有权利可以主张的个人。
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对生命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影响，这些力量共同影响着这个生命的状态。
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影响是任何主体都无法忽略的。
比如，个人下定决心自杀，国家的法律对其没有任何威慑力。
所以要对对生命有利害关系和力量影响的人进行充分考察，洞悉他们各自的力量对比，做出最合适的权力分配。
忽略或者轻视了一方的利益和力量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违背了法律的可控性，这不是立法的本意。
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以下意义：
一、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亲子代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避免了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被以合法的形式损害和完全剥夺。
没有罪大恶极的生命不被以合法的形式剥夺已为多数法制国家重视，并起到保护个人生存权的巨大作用。
有些情况下，因为过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却忽略了个人的舒适死亡的利益，认为让个人舒适死亡不是在保护人权。
法律的使命是让人们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尊严，它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最基本准则。
《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不得使人受到非人道或丧失体面的待遇的权利。
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情况下的安乐死，这种法律根本不是保护社会利益，而是危害社会利益，危害个人的生命尊严，阻碍个人利益的实现，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应当认定它为恶法予以废除。
西安九名尿毒症患者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对自己实行安乐死。
病人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无法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恢复健康无望、生命感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社会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亡。
在中国，这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的现象，每年都有大量的垂危病人在病痛的蹂躏下悲惨地去世，他们临死的惨状让亲人们无法承受。
由于我国没有安乐死法案，这些病人只能在剧痛中坐以待毙。
冲破不适宜观念，废除不利于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尊重个人人权利益的恶法，给予个人应当得到的尊严。
确保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不被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剥夺，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过多的干涉个人生死选择的自由，尊重个人人权，维护了个人生命尊严。
二、国家有权对罪大恶极的生命进行严厉惩罚，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人因为可以行使对自己生命重大抉择权利而不受惩罚而为所欲为，从而保护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国家的这个权力来源于社会的授权。
人不能无限的行使权利，当他一方面的权利行使过度，必然要以另一方面的权利牺牲作为代价。
当罪大恶极的人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包括剥夺他的生命权。
虽然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并没有废除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剥夺，在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予以剥夺这一点上没有不同，只不过剥夺的程度不同而已。
三、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主体对申请有发言权就避免因为实施安乐死而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比如债务人要求安乐死就不应批准，应鼓励他还清债务，然后才能安乐死，这样会一定程度上保护债权人利益。
对个人实施安乐死有可能损害到申请者主要亲属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保护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对安乐死申请者生命的发言权，至少会一定程度上会保护他们的利益。
为了类似这种要求安乐死的人没有尽到义务的情况，没有尽到自己的重大义务而实施的安乐死应当认为非法，这样就可以促进一些人因为惧怕可能因为没有尽义务而求活痛苦，求死不爽进而比较积极的尽到自己的义务。
安乐死立法建议1992年起我国全国大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要求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提案。
“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11）综上笔者对安乐死立法持赞同态度，为此建议如下：
一、个人主体以及其他对这个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都必须依其对生命的权限进行行使，否则便是不合法；
二、当个人的生命已没有尊严，活着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时，国家确认病人得到正确诊断，也必须确认病人的痛苦的确来自疾病本身确认病人尽到自己应该尽的义务，病人的主要亲属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个人安乐死；
三、个人对生命权的权限应当是只要个人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四、国家不能容忍剥夺生命的权利由其它主体侵犯，想自杀的人也不能不经过国家同意擅自剥夺自己的生命，否则，如果自杀未遂，国家一定给予惩罚，当然惩罚的方式要因自杀者的情况灵活掌握，这样做目的是限制生命还有意义的人自杀；
五、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立法一定要保证这一点；
六、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3）《人权宣言》。
（4）《世界人权宣言》。
（5）唐。
姚崇《执秤诫》。
（6）曹诗权、李政辉著《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201905.
（7）《荀子。
性恶篇》。
（8）H.D.P.李（H.D.P.LEE）译本《理想国》，473页，（企鹅丛书，伦敦，1955）。
（9）张田勘著《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01；
（11）《庄子。
天运》。
由生命权看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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