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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紧凑的转折足以使读者感到惊讶，我们不禁要问，一人一事的原则究竟来自哪里，又为什么“暗度陈仓”到此时才被发现？

严格的一人一事和三阶层的分工有何根本区别，为什么一定要用后者取代前者？

这些问题是《理想国》的读者无法回避的。

在苏格拉底的指引下，我们需要回到最开始提出“一人一事”的时刻。

第二卷中，在格劳孔兄弟的要求下，苏格拉底计划通过“观看一个城邦在言辞中的生成”来“观看它的正义的生成”（369a）。

城邦的生成是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自足，而需要很多东西”（369b），为了一最容易的方式满足“最大的必然性”，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交给所有人来共同使用”（369e），而非“为他自己做自己的事”（370a），即一人完成所有种类的工作。

进一步，苏格拉底提出每个人的自然都是不同的，不同人适合不同的工作；

因此，最好的安排方式就是“一个人一种技艺”（370b）。

在这一原则的导引下，从种植、筑房、织布和制鞋等技艺出发，苏格拉底和阿德曼托斯的城邦逐渐变得复杂，直到拥有一套包括商业、货币、外贸、雇工等因素在内的分工体系。

在“健康的城邦”变成“发烧的城邦”（372e）之后，更多需要和相伴而来的技艺进入城邦，其中最关键的一种是战争的技艺。

出于同样的“一人一事”原则，城邦需要一支职业军队；

正是从这里出发，对话者开始了对护卫者教育的讨论。

“一人一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人一种技艺”——的提出看起来是十分“自然”的。

“健康的城邦”中没有权力与统治，也没有立法者的人为痕迹。

阿德曼托斯认为这个城邦的正义存在于“这些人的某种相互需要”（372a）之中，它并不像格劳孔所讲的正义一样出自人为的约定；

它的起因和共同生活的起因一样，是个人的不自足与对轻松生活的追求。

但它的实现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的恩惠：

苏格拉底把关键的一步交给了自然：

每个人自然地有所不同，而他们不同的自然恰好可以满足不同的必然性需要。

但从另一个角度，这条原则又很不“自然”。

尤其如果从一种现实的、历史的视角出发，“健康城邦”的图景其实并不容易被接受。

不用说完全“合乎自然”的分工如何实现是一个问题，“健康城邦”几乎忽视了家庭这种原初共同体；

农业与其他技艺的并列不合实情、军队专业化也与雅典制度背道而驰；

在对待贸易的态度和对城邦经济自足性的强调方面，这里的观点也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讨论有很大分歧。

且不详细展开这些问题，它们至少提醒我们，仅仅从个人的不自足和对轻松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出发，是无法立刻达到苏格拉底所描绘的场景的。

“健康城邦”的建城原则需要更细致的考察，而本文选取的考察角度——“一个人一种技艺”的“技艺”概念——将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切入点。

贯穿《理想国》全书的技艺问题，将把这一原则与第一卷中对“正义技艺”的求索联系在一起，也将刻画出它在之后建城过程中的沉浮变迁，直到通向全书的高潮即“哲学家-王”问题。

但是在正式开始之前，澄清“技艺”概念的内涵并梳理围绕它展开的一些争论是很有必要的。

1.2技艺概念及其争论

澄清柏拉图对“技艺”概念的使用并非易事。

首先，这是因为现代汉语、英语中都并没有词汇可以与technē严格对应，而种种翻译，如英语中的art、craft、skill、expertise、profession、knowledge和汉语中的“技艺”“艺术”“技巧”“知识”等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遮蔽与误导。

出于习惯，本文仍然用“技艺”一词翻译technē，但我们必须从古希腊语原词出发理解其含义，防止现代汉语中“技艺”“技术”“艺术”等概念的误导。

其次，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讨论往往带来麻烦。

亚氏把技艺界定为“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并且强调了实践（praxis）与制作（poiēsis）、技艺与科学（epistēmē）的区分，把这些区分先入为主地带入到对柏拉图的阅读之中是不合适的。

最后，柏拉图在其作品中频繁使用的“技艺类比”也是一个麻烦。

苏格拉底往往把关于德性的知识类比为医术、航海术、驯马术等技艺，或以此质问其对话者，或阐明自己的立场。

但关于德性的知识和这些技艺之间的关联到底有多强，苏格拉底是否掌握一门关于德性的技艺，便成了解释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要理解柏拉图的技艺概念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了解柏拉图时代及其之前的希腊语中technē一词的日常意涵，另一方面分析柏拉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它的探讨。

本文在第二方面的工作将主要限于《理想国》这部著作，具体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在第一方面，本文极大地受益于大卫·

洛奇尼克（DavidRoochnik）在其《论技艺与智慧：

柏拉图对technē的理解》（OnArtandWisdom:

Plato’sUnderstandingofTechnē）一书中的讨论。

洛奇尼克在该书第一章中详细讨论了从印欧语系词源、荷马史诗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人对technē一词的使用，展现了它的内涵在历史中的变迁，以下将对这一章进行简要的概述：

在其最源初的意义上，洛奇尼克认为一种可以被称为“技艺”的知识必须符合以下的标准：

（1）它有确定的主题，即是在对一个特定领域的知识；

（2）它指向一个确定的目标，并产生有用的东西；

（3）它是可靠的；

（4）它可以被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辨认和奖励，从而在其领域中，有技艺者对“门外汉”拥有权威；

（5）它可以被证明（certified），即有特定的方式可以证实某人为有技艺者；

（6）它可以被传授，这意味着它拥有一定的理性原则或道理（logos）。

随着时间的变迁，“技艺”的范围日益宽泛，不再限于生产性领域。

一个典范的例子是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对他给予人类的技艺的列举（441-506），提及的技艺包括筑房、天文、算术、书写、蓄养动物、造船、医药、预言术和冶金术，其中算术、书写、预言显然是非制作性的技艺。

另外，普罗米修斯把算术称为“最高的智慧”，因为其精确性和权威性，数学可以作为所有技艺的范例（paradigm）；

同时，因为每种技艺都需要领域的“确定”性，这需要数（即一与多）的参与，所以数学也可以被认为是所有技艺的构成要素。

尽管在这里（以及其后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人颂”[332-375]中），“技艺”的外延已经被扩展到几乎与“知识”甚至“人类文明”相同的程度，但它并未完全偏离其源初意涵：

它仍然必须有确定的领域、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应用、可靠、可以被证明，并且可以被传授。

因此，“专门知识”或“专家知识”可以作为对technē一次的更恰当的翻译，而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可以被适当地称为“专家”。

技艺的一大特点在于可以在共同体中为其拥有者带来一定的权威，因此很多人都希望证明自己掌握的知识是一种技艺。

这就有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关于技艺问题的大讨论，希波克拉底派的作品《论技艺》与《论古代的医药》可以提供代表性的反映，它们都力图反驳医术并非技艺的观点，证明医生应当被作为专家来尊重。

智者也参加了这场讨论，他们纷纷声称修辞术是一种技艺；

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是智者的重要对手，《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作品收录了他对技艺问题的重要思考。

从洛奇尼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柏拉图时代及之前，“技艺”和“知识”“科学”等概念很难被明确划分。

这一结论同样为玛莎·

纳斯鲍姆（MarthaNussbaum）所主张，她强调了技艺的普遍性、可教性、准确性和对说明的关注等特点，并认为技艺可以从是否指向单一目的、目的是否外在于技艺活动和是否可以定量测量等角度进行区分。

因此，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含义相对宽泛的技艺概念进入《理想国》，当苏格拉底把数学、辩证法等知识称为“技艺”（533b-d）时，也不至于太过惊讶。

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关注“技艺”一词的用法，大多是因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切：

是否存在一种关于德性的技艺，或者说可以使灵魂拥有德性的技艺？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否就是一位在灵魂善恶方面的专家？

依据前文的梳理，如果关于德性的知识合乎“技艺”的标准，那么它将是专门的、明确的、可靠的、可教的，在伦理和政治判断方面，这种技艺的拥有者应当拥有特权。

这一主张被洛奇尼克称为“标准技艺解释”（standardaccountoftechnē），它暗示了一个手持“好城邦”和“好人”的设计图纸、声称对它的知识可以帮人类实现幸福的哲学家-王形象，而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要么就是这个形象，要么是昭告这一乐观可能性的哲学先知。

无论对于柏拉图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频繁使用的技艺类比都让“标准技艺解释”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卡尔·

波普尔（KarlPopper）在其著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批评的柏拉图正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师；

任福德·

班步罗（RenfordBambrough）认为柏拉图混淆了技艺的手段和目的，从而误解了政治技艺的性质，技艺类比是使他走向极权主义错误的重要根源。

班步罗的批评者都指出柏拉图已经意识到了手段和目的的区别，他们要么指出技艺可以涵盖对目的的思考，如J.E.泰勒斯（J.E.Tiles）和纳斯鲍姆；

要么指出决定目的的知识不是技艺而是德性，只有后者才是哲学家-王统治的正当理由，如肯尼斯·

亨伍德（KennethHenwood）。

后一个问题更被和柏拉图著作的分期问题联系了起来：

一部分解释者如埃尔文（Irwen）、里弗（Reeve）认为“早期对话”（如《游叙弗伦》《拉克斯》等）中频繁使用的技艺类比反映了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影响，而中、后期对话（如《会饮》《理想国》）中技艺类比的淡化是柏拉图自己思想成熟的体现；

另一部分解释者如斯普雷格（Sprague）和格雷厄姆（Graham）则认为柏拉图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技艺类比。

总结了这一争论的洛奇尼克本人却站在“标准技艺解释”的反面，主张柏拉图自始至终都未曾承认德性与技艺的类比，从而也从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不难看出，技艺问题是柏拉图解释中的一块是非之地，而以上争论只是其冰山一角——毕竟它尚未触及如何解释“政治技艺”、“技艺与德性的分野”等问题。

那么，这团乱麻是否有被解开的可能呢？

就人类政治而言，苏格拉底的技艺类比到底揭示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和众多争论者一起回到《理想国》文本本身，回到苏格拉底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的医生、木匠、建筑师与舵手那里去。

笔者主张，我们不能离开对技艺本身的讨论来讨论“技艺类比”；

而本文将尤其重视从“技艺”与“政治”或“城邦”的关系角度来思考“政治技艺”，只有先澄清一般而言的技艺和政治的关系，才能理解“政治的技艺类比”会带来什么问题。

本文的第二节将致力于对第一卷中技艺问题的讨论，以此呈现技艺-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

第三节将讨论工匠技艺与战士技艺与城邦、与正义的关系；

第四节将讨论建城过程对一种“政治技艺”的设定，以及这种“政治技艺”内在的问题；

第五节将最终讨论“技艺类比”在《理想国》中的作用及其带来的启发。

二、正义是一种技艺吗？

在很多方面，《理想国》第一卷都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十分相似，如对德性定义的求索、诘问式的方法、未达到目的的结局、频繁使用的技艺-德性类比等；

第二卷到第十卷的文本却通常被认为属于“中期对话”。

这两部分的关系一直为学者争论不休。

如果把解读柏拉图的思想作为第一要务，那么需要承认的是，即便第一卷和之后各卷完成于不同时期（如“语言统计学”的证明所示），也不能表明它们的思想内容一定存在分歧。

而在内容方面，第一卷中频繁使用的技艺-德性类比成了争论者们关注的焦点；

但有趣的是，无论是“技艺论者”还是“反技艺论者”，是“统一论者”还是“演进论者”，都能在第一卷的技艺类比中找到他们的证据。

本文的立场是统一论的——尽管笔者不得不像洛奇尼克一样承认这一立场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并且主张第一卷不仅是之后九卷的极好的导论，而且也是之后九卷的分析得以展开的基础；

也就是说，之后九卷的思路不是苏格拉底凭空搭建的，而是对第一卷中“苏格拉底诘问法”的长篇延续。

技艺问题在这一延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对第一卷的讨论中，本文将同时和“技艺论者”和“反技艺论者”展开对话，以期通过这一争论展示技艺问题的复杂面相。

2.1波勒马霍斯：

技艺与用处

在波勒马霍斯进入对话之前，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克法洛斯是一个信守传统礼法的老人。

在家族财产的帮助下，他可以过上不违背正义的生活，从而可以在诸神的保佑下期许死后的幸福。

但苏格拉底打断了他对“正义”一词的日用而不知的提及，提出了一个问题：

向一个疯子朋友归还武器是否是正义的？

克法洛斯随后便退出了对话，他关心的是对诸神的献祭，而不是这个问题。

年轻人波勒马霍斯才是合宜的对话者，他关心朋友的好，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守法与否；

这让他不满于父亲的定义。

他需要对“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更明确的回答，这个要求是《理想国》全部讨论的出发点；

而苏格拉底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引向了对技艺问题的讨论。

波勒马霍斯需要一种明确的知识，而技艺，正如阿兰·

布鲁姆（AllanBloom）所说，则是“最明显的、也许是唯一确定的合适的知识模型”，是我们最常打交道的、最信靠的知识。

但在一开始，波勒马霍斯并没有向技艺的方向考虑这个问题。

他关心朋友，并通过西蒙尼德的诗句，把这种关心和父亲的定义协调在了一起，给出了第一条定义：

定义1：

正义是归还所欠；

我们欠朋友好、欠敌人坏，因此，正义就是对朋友好、对敌人坏。

（332b）

但是，苏格拉底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定义2：

正义是给每个人适当的东西。

（332c）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表述。

波勒马霍斯理所当然地认为“亏欠”就是“适当”的标准，因此接受了这个说法。

但苏格拉底却把它引向了《理想国》中的第一个技艺类比：

定义3：

正义是一种类似医术或烹饪术的技艺。

（332d）

如果这个类比成立，那么，既然医生可以在医药领域助友损敌，舵手可以在航海领域助友损敌，正义的人便也需要一个专门的领域去助友损敌。

这看起来很像一个诡辩，如果波勒马霍斯坚持定义1，他会说正义就是助友损敌，何来“专门领域”一说呢？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事实上，苏格拉底用这个突来的转向提醒他：

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要对朋友好”，还需要知道“如何对朋友好”——比如说当朋友发疯时不向他归还武器。

波勒马霍斯为了前者进入对话，但他需要后者，需要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可以借助医术等技艺得到理解。

这个技艺类比也揭示技艺的三个基本特点：

（A）对应一个特定的领域；

（B）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具有手段-目的的结构；

（C）只有该领域的专家可以实现其目的，从而专家在共同体内被承认，并具有一定的权威。

这是与上文中“技艺”一词的普遍用法相契合的。

波勒马霍斯被成功地带进了苏格拉底的轨道，他回答苏格拉底“正义是在战争中助友损敌的技艺”，而苏格拉底指出这样一来正义在和平中就是无用的。

它可以作为保管的技艺，但那会导致“在其他东西都有用的方面，正义是无用的；

在其他东西都无用的方面，正义是有用的”（333d），从而正义“只对无用的东西有用”（333e）。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波勒马霍斯在一开始混淆了技艺的手段（定义3）和目的（定义1），混淆了作为敌友划分背景的“战争状态”和可以与医药、航海并列的“军事行动”。

苏格拉底利用了这一混淆，他提出的“和平”并非军事行动之间的间歇，而是不存在敌友划分的、绝对的“和平状态”，从而波勒马霍斯原来心目中技艺的手段-目的结构被斩断了。

通过这组归谬，苏格拉底展现了定义1和定义3之间的矛盾。

如果波勒马霍斯坚持定义1，他应该告诉苏格拉底，所谓的“和平状态”是不存在的，人永远生活在划分敌友的团体中。

但是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他的关注重点明显地转向了类似于技艺的正义知识。

当苏格拉底接下来问“拥有正义技艺的人是否是聪明的小偷”时，他本可以回答“是，只要他偷窃的是敌人的财物”，但他拒绝了这个答案。

他开始迷恋“和平状态”中的正义技艺，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无意中抛弃了自己的定义1。

苏格拉底立刻展开追击：

如何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波勒马霍斯认为好人是正义的，而对正义的人行不义不可能是正义，所以他被迫得出结论：

只有真正的好人才应该作为朋友。

这样，好/坏的区分也就代替了定义1的“亏欠”逻辑，成为划分敌友的标准。

进一步，苏格拉底再次动用技艺类比，以音乐家只能用音乐让人更懂音乐、骑手只能用骑术让人更善骑为例，论证了正义的人只能让他人更正义、提高他人的德性，从而不行伤害。

到这里，定义1便彻底破产了。

那么，苏格拉底在这里到底证明了什么？

“反技艺论者”如洛奇尼克指出，这段对话说明正义不是一种技艺，技艺是作为手段存在的、价值中立的、专门化的，而正义是关于目的的、非专门化的。

所以，苏格拉底使用技艺类比的目的是归谬。

而“技艺论者”如泰勒斯则表明，第一组归谬中被证明为错误的命题可能不是“正义是一种技艺”，而恰好是“技艺是价值中立的”。

另一种解读如布鲁姆则认为，医术这样的技艺确实是价值中立的，但存在一种“建筑师式技艺”（architectonicart）即政治技艺，它可以统领各“从属技艺”的目的。

事实上，三种解读都承认这里暗示了“政治技艺”或“正义德性”与医术这样的技艺之间存在层级划分与从属关系。

那么关于“正义是否是一种技艺”的争论是否只是对“技艺”概念的不同理解带来的语词之争呢？

并非如此。

“反技艺论者”没有注意到，苏格拉底和波勒马霍斯都并未站在定义1的立场上反对定义3，相反却用技艺类比推翻了定义1。

他们当然可以说第二组技艺类比中的正义和骑术只是简单类似、没有本质的关联，但这种较弱的读法恐怕会错失这组类比可以带来的丰富启发。

技艺类比没有被证伪，而是被接受了，理解这个过程的关键环节是理解苏格拉底所谓的“和平状态”。

在“战争状态”中，技艺与助友损敌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但在“和平状态”中，农作、制鞋、驯马、航海等技艺并没有因为失去战争背景就失去它们的目的——它们仍然是“有用”的，比如航海的目的是安全到岸，而医术的目的是获得健康。

苏格拉底提醒我们，技艺，仅就其自身而言，可能内在地包含着一种目的、一种好。

之后关于如何划分敌友和正义者是否行伤害的讨论也都是在“和平状态”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存在绝对的好/坏标准，而且骑手不会用他的技艺让人从马上摔下来。

技艺所实现的好甚至被和热、干这样的自然力量并列，都是单向的、绝对的。

因此，正义的人可以帮助朋友，却不伤害敌人——虽然这只是通过类比得到的，两个对话者此时都讲不出正义的定义。

但是，难道战争问题、敌友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苏格拉底可以如此轻易地无视它们吗？

他并不能，因为在场的色拉叙马霍斯已经无法忍受波勒马霍斯的退让，充满怒气、跃跃欲试了。

2.2色拉叙马霍斯：

技艺与赚钱术

在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对话中，技艺概念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与波勒马霍斯寻求有利于朋友的技艺不同，色拉叙马霍斯寻求有利于自己的技艺。

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极度自私版的波勒马霍斯：

只有自己是朋友，所有他人都是敌人；

但他也必须在共同体中生活，从而他注定陷入和他人的无止境冲突。

色拉叙马霍斯称职地补齐了波勒马霍斯的未竟工作：

他坚持了“战争状态”的背景，从而揭示出技艺与共同体的另一层关系。

色拉叙马霍斯首先给出的正义定义是“正义是强者的好处”（338c），因为城邦中的统治者制定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把合乎法律的称为“正义的”。

苏格拉底指出统治者可能犯错，从而制定不利于自己的法律，使正义不利于自己。

面对这一质疑，克利托丰给出了一个可行的回应：

“强者的好处”只是强者相信的好处，言下之意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判断“好处”的标准。

但色拉叙马霍斯拒绝了这个答案，主张一个犯错的强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强者。

正如一个犯错的医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医生，统治者，就其作为统治者而言，是不会犯错的，他制定的法律也是严格服务于自己的好处的。

正如列奥·

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布鲁姆所指认的，色拉叙马霍斯是技艺类比的拥护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修辞术专家，否认技艺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只会让他自己失去饭碗。

在波勒马霍斯眼中，有技艺的人首先是有知识的人；

但在色拉叙马霍斯眼中，有技艺的人首先是强者，是有力量的人。

波勒马霍斯从技艺和对象的关系中理解技艺，因此技艺是帮助朋友的知识；

色拉叙马霍斯则从技艺和自己的关系中理解技艺，因此技艺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力量。

因此，要反驳色拉叙马霍斯，就要让他看到技艺作为知识的一面、关于对象的一面，这正是苏格拉底选择的策略。

苏格拉底接过了色拉叙马霍斯“严格意义”上的专家，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医生关心病人的好处，严格意义上的舵手统治水手并关心水手的好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统治者关心被统治者的好处。

为了反驳，色拉叙马霍斯举了牧羊人的例子：

牧羊人照顾羊群，但目的是为了主人和自己的好处。

此后，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正义是他人的好处，不正义则是自己的好处。

强者是有技艺的人，因而也是能得到最多好处的人、最不正义的人；

弱者则是单纯、无技艺的，也是正义的。

但苏格拉底并未放弃他的观点，而是再次强调，严格意义的牧羊人只关心羊群的好处，当他考虑主人和自己的好处时，他是一个赚钱者而非牧羊人，他的技艺是赚钱术而非牧羊术。

统治者也是如此，政治技艺本身关心被统治者的好处，而统治者通过赚钱术获取金钱、荣誉，或是避免惩罚。

到这里，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似乎都只是在自说自话，进行着毫无推进的拉锯战。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下一个论证：

色拉叙马霍斯认为不正义如同明智，是一种德性，而正义如同无知，是一种恶德。

苏格拉底则指出，有技艺的人是明智的，他们不追求胜过同样有技艺的人，却追求胜过无知的人。

但是，不正义的人追求胜过所有人，正义的人则不追求胜过同样正义的人，只追求胜过不正义的人。

因此，正义类似于有技艺，而不正义类似于无技艺。

色拉叙马霍斯因为这个结论而大汗淋漓、脸红（350d），之后便放弃了对苏格拉底的积极反驳。

但这组技艺类比十分曲折，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正如洛奇尼克批评的，一个拳击手当然希望胜过另一个拳击手，而一个音乐家也很可能希望在声望和收入上胜过另一个音乐家。

那么色拉叙马霍斯脸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