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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成就了拿破仑式的业绩。
公众为玻利瓦尔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
玻利瓦尔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西部各省的执政者和解放者”,制定了“解放者勋章”,过着国王般的奢华生活。
1813年年底，西班牙军队重新集结，再次威胁加拉加斯。
1814年1月，玻利瓦尔宣称自己不愿再担负执政者的重负。
但配合玻利瓦尔唱双簧的一个部下强烈要求玻利瓦尔执掌最高权力，于是，玻利瓦尔的独裁成为“合法”的独裁。
当我们期待大权在握的“解放者”力挽狂澜的时候，我们再次失望。
1814年6月，“御驾亲征”的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军队的进攻面前，略作抵抗之后就逃回了加拉加斯，之后继续退却，于1815年辗转来到牙买加。
留在委内瑞拉的将领们浴血奋战，提携了玻利瓦尔的里瓦斯被西班牙人枪决，但玻利瓦尔运气很好，接替里瓦斯的路易·
布里昂（LuisBrió
n,1782-1821）同样大力支持玻利瓦尔，新的远征军得以建立。
1816年4月，玻利瓦尔率军再次启程。
但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再次遭遇中，当先头部队被西班牙人驱散时，玻利瓦尔二话不说，迅速掉头逃跑。
到1818年5月底以前，玻利瓦尔这个“退却的拿破仑”打了约12次败仗。
眼看就要山穷水尽，玻利瓦尔却时来运转，得到了新格拉纳达起义者的支持和来自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援助。
1820年1月，在战争由于玻利瓦尔撤走外籍军队而再度陷入胶着之际，西班牙本土爆发的革命再次帮了玻利瓦尔一把。
1823年，玻利瓦尔既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和解放者，也是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同时还是玻利维亚的教父，达到了声望的巅峰。
玻利瓦尔还以《拿破仑法典》为模板为玻利维亚制定了“玻利维亚法典”.1826年，玻利瓦尔召开巴拿马会议，企图将整个南美洲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使半个地球同玻利瓦尔这个名字连在一起。
但玻利瓦尔就像拿破仑一样失败了。
1830年，玻利瓦尔在试图挽回自己权力的政治计谋中突然死去。
大体上，这就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为致力于拉丁美洲解放的玻利瓦尔立的传。
总的来说，马克思笔下的玻利瓦尔是拿破仑的拙劣模仿者。
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玻利瓦尔在军事上有任何才能，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一碰到较劲的敌人就放弃战斗的临阵脱逃者。
玻利瓦尔的胜利完全不是由于玻利瓦尔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别人的帮助。
玻利瓦尔干的主要事情似乎就是参加各种凯旋式、发表各种宣言以及参加各种宴会，玻利瓦尔唯一的长处似乎就是其贵族出身所带有的号召力。
玻利瓦尔还心胸狭隘，容不得任何人挑战其最高权威的地位，时不时地干一些排除异己的勾当。
尽管没有拿破仑式的天才，玻利瓦尔却渴望拿破仑式的独裁。
玻利瓦尔还讲究排场和气派，似乎没有这些就不足以确认其存在的价值。
二、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以谋求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会对拉丁美洲解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如此不屑？
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
一般的解释是：
在马克思写作此文的时期（1857年），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所征引的资料包含了对玻利瓦尔的偏见，而除了这些资料之外，马克思又没有别的资料可以使用，结论是，马克思在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关于玻利瓦尔的偏见。
这个解释有点让人难以信服。
一个很大的疑点是：
马克思在写作关于玻利瓦尔的文章时已经40岁———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其思想已经完全成熟。
马克思当时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个《资本论》的第一个稿本，这部手稿的基本精神是穿过资产阶级市场所呈现的“自由、平等”的“人权伊甸园”的表象，进入资产阶级工厂这个“人剥削人”的本质世界，揭示资产阶级社会运作的秘密。
这样一个对欧洲社会的内里洞若观火的辩证法大师会被关于拉丁美洲的表象所迷惑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拉丁美洲学者何塞·
阿里科（José
Aricó
）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行。
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声望卓著的欧洲人开始正面评价玻利瓦尔。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关于玻利瓦尔的看法不是在顺应潮流，而是在反潮流。
马克思不是“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其所征引的文献中所包含的偏见，而是“自觉地”将那些正面评价玻利瓦尔的文献撇在了一边。
这样一来，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
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要“故意”错过拉丁美洲？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马克思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在欧洲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历史意义，因而理所当然地不承认玻利瓦尔的解放斗争的价值。
按照这个解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来自黑格尔的基本区分：
“历史的人民”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欧洲人是历史的，其他人是非历史的。
只有欧洲人是理性的民族，其他人都是非理性的民族。
理性的欧洲人占据着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欧洲人是“主人民族”,具有绝对的价值，所有其他围绕着欧洲这个中心旋转的人都是只有相对价值的“奴隶民族”.只有欧洲才能创造历史，欧洲之外的世界只能跟着欧洲走，无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关于欧洲南边的非洲，黑格尔认为，由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精神”的存在，“黑人对于人类总是怀着十足的轻蔑”,只有“肉体的狂热”而没有“精神的狂热”。
也就是说，非洲人连被称为真正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历史在这里无从开始。
关于欧洲东边的亚洲人，黑格尔说：
“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
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
”也就是说，亚洲曾经占据的位置已经为欧洲完全取代，亚洲只是一具昨日的躯壳，只有服从于今日欧洲的“精神”,才能重获生命。
关于欧洲西边的美洲，黑格尔则断言：
“亚美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国土。
”
言下之意，今日的美洲还缺乏“理性”,只有接受欧洲的“启蒙”之后，只有到“明日”,才能进入世界历史。
只有欧洲“基督教世界乃是完成的世界；
原则已经实现，所以日子的结束已经变得圆满了……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围以外，没有任何绝对的生存，只有一个相对的生存，这是已经给它在本身克服了，它唯一关心的地方便是要明白表现，这种克服已经完成”.最终，精神的太阳在信奉新教的日耳曼民族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历史就此终结。
在《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与此类似的观念。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这些“文明”国家主要是指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特别指德国：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
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显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在“文明”世界的范围之内。
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欧洲之外的“野蛮”世界，解放人类的崇高使命只能由欧洲来完成，因此，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解放事业也就没什么意义。
但阿里科并不接受这个有点过于简单的解释，原因在于：
写作《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和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马克思不是同一个马克思。
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184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折”（virajedecisivo），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述。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场的扩张已经到达顶峰，即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
但1848革命的失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马克思由此而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入的探究。
1851—1862年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就是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分析。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的视野真正变成了“世界主义”,我们从中看到了土耳其、印度、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纷纷登场。
到了1858年，马克思已经转向了这样的观点：
只要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和依附性国家获得进展，就不能指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如今，不再是欧洲的变化决定着欧洲以外世界的变化，而是相反，非欧洲的变化成了欧洲变化的先决条件。
这个处于不惑之年的德国犹太人已经开始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真正地成了“世界公民”.在“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的转变表现地尤其明显。
马克思一度认为，爱尔兰的独立只能是英格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爱尔兰的解放只有在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书写历史新篇章的重任只能由英格兰人完成。
但从1867年起，马克思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英格兰工人运动是使爱尔兰人遭受剥削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英格兰工人运动是爱尔兰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相反，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将是英格兰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解放”可以发生在“文明”世界之外，可以说，这是对后来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发生在帝国主义锁链的薄弱环节这一命题的预告。
既然如此，既然马克思已经走出旧世界的狭小范围，站在了新世界的门槛之上，那他为什么还会错过在新世界上演的剧情？
阿里科给出的回答是：
马克思并不是不能在理论上一般地肯定拉丁美洲的价值，而是无法承认当时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具体斗争。
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思考的时代，拉丁美洲呈现给人们的依然是一块广袤而空白的土地，不断地吸收着被欧洲资本主义浪潮驱赶的剩余人口，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基础似乎只是统制性军事力量的存在瑏瑠.不像土耳其、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拉丁美洲的本土传统不具有决定拉丁美洲身份的力量。
来自欧洲的元素不断涌入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好像只是欧洲的遥远回声。
不像印度、中国等遭受异族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拉丁美洲跟西班牙、葡萄牙拥有共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血脉。
换言之，当时，拉丁美洲的民族建构尚未完成，使拉丁美洲成为拉丁美洲的本质要素尚在形成当中。
黄昏尚未到来，反思的猫头鹰无法起飞。
另外，阿里科指出，拉丁美洲具体的解放进程跟马克思所熟悉的19世纪的欧洲大相径庭。
在欧洲，国家是由民族决定的。
在拉丁美洲，情况刚好相反，是国家权力在决定着民族的形成，玻利瓦尔代表的正是决定拉丁美洲民族形成的“国家”.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由玻利瓦尔这样的上层精英领导的，而且这个领导阶层不是1789年法国雅各宾式的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没有群众基础，恰恰相反，很多群众是反对独立战争的.玻利瓦尔也不时表现出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担心群众将把拉丁美洲拖入无政府状态，而极力要把群众的能量导入自己对拉丁美洲未来的设想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玻利瓦尔不得不经常成为“退却的拿破仑”:
玻利瓦尔一方面需要群众的支持来反对西班牙，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会葬送拉丁美洲的未来。
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不是一次广泛的代表群众意志的社会革新运动，相反，玻利瓦尔所代表的领导阶层想要控制住群众的力量.这样，玻利瓦尔式的解放进程就与马克思的解放观念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会成为马克思思考的“盲区”.在马克思的概念中，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
国家不过是表象，本质隐藏在市民社会的运动之中；
拿破仑不过是小丑，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社会阶级。
但在拉丁美洲，情况不是这样，玻利瓦尔试图决定拉丁美洲的民族形成，自上而下地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成一个“民族”,完成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完成的事业.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大海中耕耘的玻利瓦尔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小丑，而更像是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
马克思由于无法接受这样的拿破仑而错过了拉丁美洲。
看起来，马克思之所以错过拉丁美洲，还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
凡是与欧洲解放进程———其典范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同的解放进程都是非理性的。
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对马克思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美洲’只因‘欧洲’而存在”,“只能是欧洲的延伸和反映”.非欧洲世界是与历史的创造无缘的。
虽然已经与持雷打不动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老黑格尔决裂，但马克思还是未能完全走出老欧洲人黑格尔的阴影。
阿里科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可以称为潜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
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著述具有“非系统性”或未完成性这个根本特性。
随着历史的进展，马克思的思想也在逐步进展。
为了与历史共进退，马克思一再突破其先前完成的理论系统，这使马克思那里出现了诸多无法从其理论原则中推演出来的“离心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马克思活得更长一些，这些离心点也将进入马克思新的理论系统之中，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见到马克思在生前完成这项任务。
因此，就像马克思一度对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大加赞扬，而在英格兰与沙皇俄国合作时又加以斥责一样，马克思对玻利瓦尔和拉丁美洲的判决也不是盖棺定论式的终审判决，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判决：
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不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而是一种阻碍历史释放革命潜能的运动。
引导马克思对历史事件作出其判断的终极准则是革命，能够推动革命的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落后的”。
最终，马克思不是一个解释历史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意图改变历史的政治家、革命家。
最终，也是政治的而非理论的原因，使马克思错过了拉丁美洲，因为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不够革命。
三、几点反思
在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上，阿里科主要给出了两个解释。
一个是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一定程度上成了“世界主义者”,但由于深受黑格尔影响，在马克思思想的底层还隐约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
凡是与欧洲历史不一样的历史都不足以称为“历史”.由于无法将拉丁美洲解放进程纳入欧洲解放范式，马克思不自觉地错过了拉丁美洲。
另一个是政治解释：
马克思是一个献身于解放的革命者，凡是能够释放革命能量的都获得马克思的嘉许，反之则得到马克思的批评。
由于当时的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的解放进程没有执行释放革命潜能的职能，所以马克思自觉地错过了拉丁美洲。
在第一个解释中，马克思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
在第二个解释中，马克思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调整其思想体系的革命家，其思想远未完成。
最终，阿里科倾向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这使马克思可以越出欧洲的篱，成为一个拉丁美洲人。
阿里科之所以这么解释马克思，是因为如果马克思是一个已经完成其思想体系的思想家，那么，拉丁美洲就只能重复欧洲的道路：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从马克思这句著名的话里引出了后来主导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
拉丁美洲需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培育无产阶级，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按照阿里科的看法，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从一个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使拉丁美洲共产党站在了要求解放的底层人民的对立面，从而错过了扛起解放旗帜的历史时机，这是今天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毫无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相反，真正对底层敏感的力量在共产党之外发展起来，那些被共产党斥为“幼稚”的民众主义、依附理论以及解放神学等，毅然走向了底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底层的认同，创造了历史。
这些力量全都诉诸某种意义上的玻利瓦尔主义：
玻利瓦尔在1826年巴拿马会议上留下的意在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为一的大陆民族主义。
所以，在根本上，阿里科并不是在讨论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因为按照阿里科的解释，马克思没有错过拉丁美洲，马克思关于拉丁美洲解放者的结论只是一个临时的结论，而非盖棺定论，真正错过拉丁美洲的是后来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及其漠视民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其中一个可以得到的启迪是：
不应该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马克思的“大作”上，也应该重视马克思为报章杂志撰写的“小作”,类似地，也不应该把所有焦点都放在欧洲和北美，而将第三世界弃若敝履。
这并不是说欧美完全是一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黑暗地带，而是一个必要的提醒：
欧美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普适的道路。
对拉美人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
因为拉美是现代欧洲第一个“外围”,欧洲的“中心”地位建立在对“外围”的压迫之上。
后来美国取代了欧洲在拉美的中心地位。
拉美人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意识：
欧美道路是一条排他性的道路。
拉美人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有别于欧美的道路。
就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是最有希望突破欧美道路的地方，一些拉美人也对中国寄予厚望。
但同时也有一些拉美人开始对曾经的第三世界兄弟中国保持警惕，认为中国人正在步“美国佬”的后尘，正在成为“新殖民主义者”。
让人颇为感慨的是，已经有解放神学家明确提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批评，认为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使他国无法发展的基础之上。
如果曾经遭到他国凌辱的中国真的成了凌辱他国的国家，如果大国意味着放弃对古代“君子国”传统的追求，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
欧洲犹太人马克思的事业远未完成，即使是《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也不是终极的马克思，根据后来解放神学家恩里克·
杜塞尔（EnriqueDussel）的看法，《资本论》第一卷只是马克思庞大写作计划的七十二分之一。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固定不变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现成的教条可以使任何人方便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与历史同行，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而进行不懈的战斗。
马克思固然是一个冷静的社会科学家，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观察者，但也是一个意在改变世界的行动者，是一个对历史的底层保持高度敏感的大写的人：
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
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
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
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长期接受马克思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如果丢掉了这个宝贵的底层视角，漠视他人的苦难，那将是对中国曾经拥有的“君子国”这一称号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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