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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研究国民党改组事务。

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着手进行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各级组织，调查工农群众及中间阶级的状况，指导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等事宜。

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由鲍罗廷起草、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由孙中山审定并提交大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在民族主义方面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在民权方面强调了民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在民生方面强调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大会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

选举中央监察委员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在41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10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壮大了国共两党的力量，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展开，深刻影响着未来的中国政局。

因此，它以一里程碑式的、标志性的盛会而载入史册。

二、国民革命基地的奠定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宗旨是培植军事与政治人才，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6月16日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孙中山在讲话中说为了完成革命的使命，不仅要有革命党，而且要有革命军。

开办军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②]

1924年10月10日，正当广州各界热烈庆祝双十节举行游行时，受英帝国主义操纵的广东商团发动叛乱。

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打死工团军、学生及市民20多人，打伤百余人，抓走数十人。

并到处张贴、散发“打倒孙政府”，“请陈炯明回省主政”等标语、传单，并以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广州城陷入极大的恐怖和混乱之中。

在广州革命政府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在中共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决定肃清广州内乱。

10日夜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会长的革命委员会作为镇压商团叛乱和处理事变的权力机关。

13日，革命委员会遵照孙中山手令命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要勒令商团军缴械。

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

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商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桂、赣军纷纷投入战斗，很快包围了商团大本营西关。

15日上午，西关商团全线崩溃，迅速被歼，其他各地商团相继被迫向政府缴械解散。

平定商团叛乱，铲除了广州革命政权的心腹之患，保卫了国民革命的基地，为国民革命势力依托立足点，建立战略后方及战略出发点奠定了基础。

1924年12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时，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

1925年1月7日，他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

1月中旬，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决定将所辖之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及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1月15日，杨希闵颁布了东征动员令。

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部置东征讨陈问题。

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兵分三路直捣东江。

杨希闵的滇军约3万人任左路，进攻河源、老隆、兴宁、梅县。

刘震寰的桂军约6000人任中路，围攻惠州。

许崇智的粤军约1万人和黄埔军校教导团3000人任右路，进攻淡水、平山、海丰、潮汕。

由于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对东征抱消极态度，因此，担任右路的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及铁甲车队，是革命政府的基本依靠力量。

1925年2月初，以黄埔军校3000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东征军主力由蒋介石指挥开始对陈炯明的讨伐。

历时2月余，战斗数十次，到3月底，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3万多人。

1925年6月4日，在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

6月6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

在工人、农民的积极支持下，东征军于6月12日向叛军发动总攻，13日全歼杨、刘叛军。

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广州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推汪精卫为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5日，国民政府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法》。

规定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指导与监督，管理统帅国民政府所辖境内的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

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朱培德、伍朝枢任委员。

8月26日，在黄埔党军第一旅和建国各军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

黄埔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

谭延闿的建国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以李福林的粤军第三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

1925年9月，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又重新集结占领了东江一带，准备进攻广州，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谴将，与陈炯明遥相呼应，企图形成对广州的夹击之势，推翻广州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于9月28日决定出兵东江、南路。

以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治主任。

10月1日，东征军3万多人出征，10月14日攻占惠州。

11月初，东征军再度收复东江一带，全歼陈炯明部。

以朱培德为总指挥的南征军，从10月底到12月初，先后攻下高州、雷州、廉州、钦州一线，邓本殷部退守海南岛。

12月底，南征军渡海作战，到1926年2月中旬，歼灭邓本殷残部。

经过两次东征及南征，国民政府真正实现了广东全省的统一。

与此同时，广西在李宗仁、黄绍竑的领导下于1925年7月实现了广西全境的统一。

1926年1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谭延闿等前往梧州会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商讨两广联合的问题。

2月，广西方面派白崇禧赴广东具体商讨两广统一事宜。

3月，李宗仁宣布广西全省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

李宗仁、黄绍竑的定桂讨贼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6月，黄绍竑按照国民政府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广西省政府机构，并电告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广东全省的统一，促进了两广的统一，增强了国民革命的力量，建立起了国民革命的战略后方和战略出发点，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危机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廖仲恺遭人暗杀，他的死使“国民革命殒一员大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失一位导师”，国民党内“失一柱石”。

[③]廖仲恺被刺杀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1925年11月23日，邹鲁、林森、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决议。

公开反对联苏联共，破坏统一战线，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会后，他们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

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1925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严厉谴责西山会议的非法性。

国民党内不少领袖及中共党人都对西山会议派展开揭露和批判。

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决定在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大上处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在1925年三、四月间先后在北京、广州等地发表讲演，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了《孙中山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

公开歪曲孙中山思想，说孙中山的思想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

他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提出要搞“单纯国民党运动”，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气焰，为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夺权准备了理论基础。

1926年1月4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

大会重申了一大的纲领，强调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惩处了西山会议派。

对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

[④]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排斥、打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进一位夺取权力，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他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钟，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浦港候用。

19日上午7时，中山舰遵令出口，开赴黄埔。

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并得到其允许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当日下午6时许中山舰返回省城。

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但蒋介石却无中生有，诬蔑这是“无故移动”，“有变乱政局之举”。

以此为借口，蒋介石在19日深夜至3月20日凌晨宣布戒严，断绝了广州市内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

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苏联顾问团卫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

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

这时正在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依文诺斯基（到中国化名为布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对蒋介石的反苏反共行为没有抗议，而采取了采协、退让。

3月22日，使团通过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的问题还是对俄的问题，蒋介石答复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回广东。

24日，苏联顾问团举行会议，会上布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

[⑤]会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顾问。

苏联使团就这样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处理了事变。

布布诺夫使团到上海后，布布诺夫向在上海的陈独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陈独秀有所保留地同意了他主张，对蒋介石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

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州，他很快与蒋介石达到三项协定：

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

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

鲍罗廷同意支持北伐战争。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

蒋介石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名，接连抛出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其主要内容为削弱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

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1/3；

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

共产党方面必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

共产党组织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必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才能下达，等等。

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集军权、党权于一身。

由于鲍罗廷在4月29日回广州后对蒋介石一再退让，而且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即已于蒋介石就“整理党务”达成谅解。

结果，他对中共党团玩了个“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⑥]的自我欺骗法，迫使中共方面接受了“整理党务案”，使中共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实力坐大而根本没法制约他。

四、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

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做主干。

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

“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⑦]

4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北伐进军计划，计划是国民革命军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

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

具体用兵安排是以三个军（含6个师）进攻江西，四个军（含8个师）攻打湖南。

在向湘、赣进军的兵力部署上几乎是平均分配力量，对闽、粤边界方面孙传芳的进攻威胁丝毫没有加以防范。

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6月23日苏联顾问加伦说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修改作战计划，“放弃立刻向江西进军”。

[⑧]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区分轻重缓急，有分别、有步骤地歼灭之。

在三大军阀中，吴佩孚已派兵入湘，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首要之敌、当面之敌。

孙传芳正打着小算盘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想坐收渔人之利。

张作霖虽嗷嗷乱叫极力抨击广东国民政府，但其势力尚在黄河以北。

因此，加伦和蒋介石、李济深等商议北伐的第一步应采取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先重点打击当面之敌吴佩孚。

李济深据此更改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占领武汉，然后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

对孙传芳暂取守势，为了保证右翼不受孙军的侧击，派一部分兵力对江西进行监视。

与此同时为固守广东根据地，留驻一部分军队护卫闽、粤边境。

7月1日，北伐动员令发布，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誓师典礼，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依据预定作战计划，两湖首先成为北伐的主战场。

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第七军第八旅第十五团为先锋，投四、七、八三个军约5万人参加战斗。

在两湖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

从7月10日起连克株州、湘潭。

7月12日，进占长沙、浏阳。

8月19日攻占平江，22日占领岳阳，兵锋直指湖北境内。

正在北线指挥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的吴佩孚见南方战事吃紧，急率部分主力昼夜赶到武汉。

吴佩孚亲自到战争前线，在贺胜桥设立指挥部，并集中2万余兵力扼守军事要隘汀泗桥，以大刀队督阵，不许士兵后退。

汀泗桥是粤汉铁路线上的军事要隘，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南北只有铁路相通，易守难攻。

8月26日，第四军对汀泗桥发起进攻，连续冲锋10多次而受阻。

27日拂晓，由当地农民带领翻山路绕至敌后的叶挺独立团，出敌不意发起猛攻，敌军前后受敌全线崩溃，第四军迅速拿下了汀泗桥。

吴佩孚不甘心于失败，急忙增兵扼守贺胜桥。

30日凌晨第四军攻打贺胜桥，进行激烈的肉搏战。

几经搏杀，叶挺独立团率先突破敌阵，勇夺贺胜桥。

汀泗桥、贺胜桥乃武汉的门户，此两处要隘一失，武汉已无险关可恃。

北伐军乘胜追击吴军，于31日直扑武昌城下。

9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

6日，攻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

武昌守敌紧城固守，北伐军三攻未下后对武昌城实行围困。

10月10日，对武昌城发起总攻，攻占了武昌。

至此，两湖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四军被武汉人民称誉为“铁军”。

北伐开始时，孙传芳以中立的面目出现，梦想着吴佩孚与北伐军两败俱伤，由他坐收渔人之利。

谁知，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击击胜利，迅速击破了他的好梦。

他见势不妙，大举调兵谴将进入江西，准备向北伐军进攻。

北伐军乘敌立足未稳之机，于1926年9月1日派二、三、六三个军及一、五军各一部攻入江西，连克赣州、萍乡、修水、高安等地，9月19日攻入南昌，后陷敌重围而退出。

9月底至10月中下旬，第七军、第四军先后从两湖战场转入江西战场，增强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力量。

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发起总攻，参战各部队对集结于南昌至九江沿线之敌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4日攻克九江，8日进占南昌。

驻守潮、梅警戒粤、闽边境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主力，于10月中旬连克永定、漳州。

12月9日进入福州，很快收复福建全省。

1927年初，北伐军兵分三路继续进军，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抵达上海近郊。

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获胜，北伐军随之进驻上海。

由于驻皖敌军倒戈，3月初北伐军兵不血刃占领安庆、芜湖，3月24日攻占南京。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分化了北洋军阀及西南军阀营垒，西南川、滇、黔等地方军阀纷纷转向拥护国民革命。

1926年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阵营，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随后，国民军经甘肃省向陕西省进军，到年底占领陕西全省，随即东出潼关，进入豫西，形成与北伐军夹击河南之势。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领域，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

到1927年初，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200万，农会组织遍布16个省300余县，有组织的农民达到900万人以上。

城市工人积极举行罢工斗争，争取政治经济权利。

1927年1月5日、6日，武汉人民、九江人民先后举行反英大示威，陆续收回了英租界。

1927年3月21-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起义，取得了胜利。

两湖农民除积极支持北伐军以外，还积极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展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

两湖有不少县份的农民迫切要求尽快地解决土地问题，甚至在有些地方已有农民开始实行插标占田，把革命斗争推进到要求变革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阶段。

此外，在广东、广西、江西、河南、安徽、陕西、四川、浙江、福建等地农民运动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中国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北伐战争的鼓舞下继续发展，开展反奉倒段斗争。

所有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北京政府的统治，其覆亡的时间已为期不远了。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2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

但这时蒋介石却自食前言由赞成迁都武汉转为提出迁都到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遭到在汉的中共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

2月9日，武汉国民党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提高党权，实行民主，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

3月20日，国民政府新选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典礼，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

他们一方面积极帮助北洋军阀对抗北伐军，一方面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后，帝国主义列强调集90多艘军舰在黄浦江列队示威，英、美、日、法等国驻沪军警多达3万余人，声称要联合保卫上海。

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时，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城，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

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日本正积极从国民革命内部寻找代理人来分化革命营垒。

南京惨案发生的当晚，蒋介石由安庆到达芜湖，他派人到日本驻芜湖领事馆向代理领事表示南京事件由他负责处理，希望日本出面调停，并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

当蒋介石得知有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正在芜湖时，他于深夜11时派人向他转告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以解决事件。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日本外相币原令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迅速与蒋介石建立关系。

30日蒋介石会见矢田，矢田要求蒋介石对上海的治安负起全部责任。

蒋介石心领神会，表示充分理解矢田的意思，定当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维护上海治安。

4月2日晚，蒋介石的心腹黄郛向矢田转告蒋介石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内部，与共产派分离后将尽快解决南京事件。

4月3日，英、美、法、日四国代表在美舰匹茨堡号上集会。

英法美代表提出占领吴淞要塞，轰击长江各炮台，摧毁汉阳和广东兵工厂，扣留南军海军舰艇，截留上海海关的关税附加税，轰击南军兵营，封锁南军控制的海岸，禁止中国轮船在长江航行等强硬措施，日本代表认为这些措施未必奏效。

当日外相币原得知英美法方面的意见后立即约见英美大使，向他们表示如采取强硬态度，将无法诱使蒋介石脱离国民革命营垒，他还告诉英国大使说蒋介石正在积极准备反苏反共。

美、英、法政府见此先后改变策略由武力制裁转向与日本一道采取分化政策，支持蒋介石反苏反共。

早在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就在南昌总部公开发表反共演说。

3月6日，他指使部下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6日他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红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市总工会、打死打伤多人。

3月23日，他指使暴徒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打伤多人。

在九江、安庆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郭副主任部沫若在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愤怒地揭露道：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

”[⑨]

4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孙中山故居举行秘密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等。

在会谈中，蒋介石提出应当马上办两件事：

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精卫赞成。

汪精卫认为关系重大，不可轻变。

如果要变，应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

4月26日，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