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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喜、怒、哀、乐、爱、恶”等情感类型，恐惧对个体及群体的行为更具有指导作用，因而吸引了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对于恐惧功能的分析，学界呈现出分歧的状态。
其一认为恐惧这一情绪对公共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亚里士多德[2]、修昔底德[3]等，恐惧被理解为有助于提供道德力量与政治团结之所需。
在当代对恐惧这种振聋发聩能量再作经典阐述的则是史珂拉，她提出了有名的“恐惧的自由主义”[4]。
BrandonHamber[5]关注恐惧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在型构机制正义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其二，认为恐惧这一情绪具有负政治功能。
在冲突的政治环境中制造并保持分裂是学界对恐惧负功能达成的共识。
美国青年政治学者柯瑞・罗宾[6]38认为，恐惧具有压制性功能和造成政治不平等的后果，所以恐惧绝不是，也不可能被用作政治振兴基础的希望。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在其著作《恐惧》[7]、《恐惧的政治》[8]中也指出，日益弥漫的恐惧政治气息加剧了人们的脆弱性，这造成欧美在政治上面临着强烈的不安情绪，政治制度面临严重的合法性问题。
挪威学者拉斯・史文德森认为，恐惧主体会保持与恐惧对象之间的最大距离，因此会降低社会信任感。
[9]第五章DanielKapust认为，对政治体内某个权力强大个人的恐惧会导致不团结以及道德滑坡[10]。
已有的研究尽可能呈现了恐惧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着若干局限。
其一，混淆了私人恐惧与公共恐惧。
学界在研究恐惧的功能时预设的是对公共生活的影响。
显然这里的恐惧并非只是个体情绪的体验，它是一个共同体内大多数成员的共同情绪体验，这种恐惧具有公共性特征。
由于对恐惧的个体型与公共型的混淆，使得某些论点在涉及个体的微观行为研究时并不一定成立。
其二，恐惧的功能被单一化。
学界对恐惧功能的研究大多概括恐惧功能的某个方面，之所以这样，是源自于目前恐惧只不过被视为是一种文化的或心理的问题，尚未认识到其政治性特征。
经过政治的这面棱镜折射后的恐惧，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绝非单一的，而呈现出多重性。
由此对待恐惧的态度不应止于二元对立的态度――或“拥抱”或“反对”，而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
本文所讨论的恐惧并非个体恐惧，而是具有公共性的政治恐惧。
笔者基于对政治恐惧内涵的界定，系统分析政治恐惧的多重功能，提出对待政治恐惧的可能的适当态度。
一、恐惧与政治恐惧
（一）恐��
从词源学意义上说，恐惧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φβομαι，有飞行、逃跑、逃离之意，后来演变为φó
βοs。
英文中的恐惧一词是fear，它直接源自古英语的fr，有危险之意。
恐惧作为一种应对危险情境的情绪反应，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一是表现为不安的主观体验。
如保罗・纽曼所言，“恐惧虽然不会像惊骇或憎恶一样使人失去控制，却直接冲击‘人的心理情境’，这种心理情境中隐含的是久久挥之不去的不安感”[1]序言X。
二是生理发生变化。
当恐惧发生时，个体会伴随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肌肉紧张、神经未稍收缩、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等生理反应。
若是恐惧或忧虑以极端的形式出现，会导致感知狭窄、行动呆板，以致于“交际能力的丧失、彻底的偏见和思想观念僵化”[1]序言ix。
三是明显的外部效应，如紧张、颤抖等。
恐惧是由外部刺激和条件作用所引起的，当个体面临疾病、灾祸、死亡等威胁自身存在的外部刺激时，内心的紧张、面部的颤抖油然而生。
四是试图摆脱、回避某种情境的趋向。
恐惧与逃避反射相结合，是一种自我保存本能的显现。
尤其是“对于危险情况的准备，那时知觉比较敏感，对生存显然十分有利的，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或许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11]。
总的说来，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相较于人类其他基本情绪，恐惧具有更强烈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在生理心理学领域中，恐惧常被认为是一种动机状态，这种状态有着强烈的生物驱动性，它驱使着有机体在所处环境中选择外界刺激尤其是具有危险信号的刺激。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恐惧常被认为是对来自现实或想象中的威胁而试图摆脱的正常反应，是个体发展中所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体适应能力的主要表现之一。
因此，可以说，恐惧是个体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二）政治恐惧
观察日常政治生活，经常会发现有恐惧渗透于其中。
比如，1950年在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恐慌，破坏了生产，引起人们对政府的敌视，甚至某些群众视党政干部为妖魔鬼怪，使政策无法实行[12]。
渗透于政治生活的恐惧我们称之为政治恐惧。
所谓政治恐惧，就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和社会危险、不确定情况或者想象的威胁进行判断和省察时所形成的担心、忧虑、不安等复杂情绪。
政治恐惧的主体是一个政治体系内的公民，即一个国家的公民。
政治恐惧的客体是一系列威胁到公民，能引起公民疑惧不安的人、物或者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或团体施加在普通人身上的威胁。
更为确切地说，当来自社会各级政府或政治团体的威胁已对个人或集体的安乐现状造成某种损害时，恐惧就超越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上升为一种政治情感。
具体来说，政治恐惧与个人恐惧相比较有以下特征：
1.政治恐惧具有公共性。
当一个人通过感知威胁的存在而反观自身的生存状况时，在心理上就派生了带有防御性机制的不安和躁动感，亦即产生了恐惧感，此时，他必然根据目前所处状况权衡利弊，而采取特定的行动。
这些反应都是在个人生活场景中展开，但是，如果个人所恐惧的对象，也即造成此人恐惧的原因逐渐被他人所感知，那么，这个恐惧感就具有了公共性，上升为政治恐惧。
也即，政治恐惧所关注的是能够引起人们的集体心理和行为倾向的因素，比如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惧、刑事犯罪造成的惊恐、道德沦丧造成的焦虑、社会急剧变革造成的社会恐慌等。
2.政治恐惧往往由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或社会内部的矛盾引发。
“所有的私人恐惧都是我们自己心理以及经历的人工产品，除了对我们自己有所影响外，对其他的毫无作用。
相反，政治恐惧源自于社会内部或者社会之间的冲突。
”[13]所有个体的恐惧都是个体经验及基因特质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政治恐惧显然不是来自于个体的基因特质，而是来自于情景，它深深受当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事件的深刻影响。
比如，恐怖主义造成的悚惧，便是由9・11以及美国和伊斯兰激进派之间的纷争所引发的。
3.政治恐惧与政府行为相联系。
政治恐惧常常和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例如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导致的人们恐惧常常会被纳入政府的政策议程。
政治恐惧与政府行为有时又不是必然联系的，至少不是公开联系，例如妇女对家庭暴力的恐惧，或是工人对雇主的恐惧，这些恐惧看似是个人的恐惧，其实质却是政治意义上的恐惧，“这些恐惧源自普遍的社会不平等，并维系着长久以来妇女和工人低人一等的传统……政府的政策又常常制造出这种不平等和加强这种传统”[6]20。
4.政治恐惧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个体恐惧可能只能影响个体的行为相比，政治恐惧的影响要广泛深远得多。
它可以左右公共政策，推出一些新党派登场，赶另一些政党下台，同时制定法律，废除法律等等。
日益弥漫的恐惧气息加剧了人们的脆弱性，这会造成公共政治领域面临着强烈的不安情绪，政治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问题。
二、政治恐惧的多元功能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我们有理由说，今天的社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安全、文明。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在一种“恐惧的文化”中。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一方面固然使人们享受了人类文明之便，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困于文明之网，因此，人类在更多的层次和方向上与恐惧相伴相生。
在这个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我们或直白地或隐含地看到恐惧在其中的作用。
（一）恐惧是实现政治统治、政治转型其他特定政治目的工具
恐惧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工具，它有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正如罗宾所言“它其实是一项政治工具，一项当权者统治或反对派推进的手段，由政治领导人或活动家炮制并维持，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从中得到某种东西，或因恐惧有利于他们追求某个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因恐惧反映或支持他们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或两者兼而有之”[6]20。
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恐惧被变戏法似的加以精巧利用，比如政治改革或者政治革命过程中，政治选举、政治宣传，甚至政治安全的维护中大打恐惧攻防战，以此赢得民众支持、获得国家安全与稳定。
1.政治恐惧是政治精英维持统治的有效法宝。
国家诞生后，其核心的问题是“统治”。
韦伯把“统治”解释为在一个可能表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14]。
应该说，政治统治得以维系，整个社会能持续运行，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是统治者取得民众的信任；
二是统治者制造恐�郑�这种恐惧主要通过合法的垄断暴力显现出来。
实际上，赤裸裸的暴力一旦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就变成了另一幅面孔――权威，但是无论统治者如何妥善地使用暴力，暴力本身给对方造成的惩罚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暴力的功能就在于策略性地消灭敌人，营造适度的恐惧感，从而保障社会秩序。
对于惩罚的恐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共处。
对于被统治者来说，保持沉默，甚至是公开表露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被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可能与信任感、忠诚感毫无关系，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恐惧，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也更有利于自身――保障自身的安全，维护自身利益。
对于统治者来说，正确地引导人们的恐惧情绪，不断地塑造和教会人们对一些特定的事情感到恐惧，也即国家采取一系列行为，提倡一些现象而禁止另外一些现象，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性的恐惧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而是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彼此监督，并互相提醒违反社会规则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被统治者得到塑造和规训。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统治者如果不当地使用了暴力机器，也会引起更多的恐惧，会激化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从而削弱自己的统治。
2.恐惧是实现政治转型的有效工具。
在政治革命或者政治改革中，恐惧常常成为革命派和反革命派，或者改革派以及保守派经常使用的情绪工具。
正如BrandonHamber分析爱尔兰在寻求和平历程中恐惧在型构其转型机制的积极作用时所论述的那样，“关注‘转型’的经济、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维度现象的学者事实上已经忽略了‘转型’所涉及的情感动力。
支持所有政治转型过程的是一系列社会的包括个体的真实的以及想象的恐惧”[5]129。
革命的或改革的双方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一方会把恐惧作为说服另外一方的一种有效策略，有时会不断夸大一种社会威胁或者危险，以此来强化己方的权威，以达成革命或改革的目标。
相对于正面信息，负面信息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关注，趋利避害往往会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导逻辑。
典型的例子是清末的康梁维新人士和保守派在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秋对如何才能“保国、保种、保教”，何者又是“亡国、亡种、亡教”的证说。
在保国救亡的课题上，康梁主张在经济上兴实业；
在政治上立宪开国会，仿西方君主立宪之制；
在文化上废科举、兴学校。
在保种救亡的课题上，康梁师徒都主张满汉一体，合力抵御外敌入侵；
而保圣教就是尊孔教为国教。
与康、梁等维新人士针锋相对的保守派则反对一切政治、军事和教育西化的做法，认定“拨乱反治，在正圣学；
人心道德为富强之本”[15]，只要以圣学为本就足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
当然，无论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派，还是以倭仁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对于“国、种、教”的概念与当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穷困大众之间并不具有共享的价值，“城头变幻大王旗，谁来统治无所谓，可安身糊口足矣，无论他们如何捶胸顿足，也只能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并不能唤起大众行为”[16]。
3.恐惧是政治宣传、政治选举最有效的说服性策略。
在政治宣传、政治选举中，恐惧作为一种说服性策略常常被运用，目的在获得民众的支持。
“政治恐惧正在这片土地上昂首阔步”，牛津大学教授GuyGood-win-Gill如是说，“政治家相信，恐惧与焦虑是赢得选票的方法”[8]112。
“很多政治家将恐惧作为争取民众倾听其讯息的重要资源”[8]110。
要破坏对手的基础，赢得选民的默许，恐吓战术有时相当奏效。
乔治・W.布什赢得2004年大选，恐惧就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威力。
乔治・W.布什在大选中，反复强调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同于美国以往的任何一次战争，面对这样的恐怖威胁，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应付。
这也正是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没有什么比散播恐惧情绪更能达到这一目的。
随着反恐运动和宣传的声势壮大，布什政府的民众支持率也越来越高。
不难看出，对于2004年的布什政府来说，系统地操控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成为其强化联邦政府权威并获得大选胜利的主要方法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某些美国的评论家的评论：
“自从9・11以来，政治恐惧已经成为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企业精英之间的交叉点，并且它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一种巨大的力量”[8]111。
可见，恐惧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点足以凸显恐惧在今天政治资源中的显著地位。
4.政治安全问题通过消除恐惧得以保障。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17]。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
一是客观刺激，即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二是主观上的反应，即心理恐惧。
也就是说，作为客观刺激的威胁作用于一个国家即可使其国民产生恐惧的心理反应，而对恐惧的消除会使国民重新认识到自己处于安全之中。
用一个简单的关系式表示，即客观威胁的刺激――国家感到恐惧――消除恐惧的行为――恐惧的消除――国家重新获得安全。
世界各国在日常的国际交往中无不根据这一循环反应模式制定和调整本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使美国强烈感受到对其现有霸权地位和利益的严重挑战，就此形成了中国是其“威胁”的认知，于是，想方设法地妖魔化中国，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有学者评论说，“美国朝野在‘政治倾向’层次上产生的‘中国威胁’的看法，成为主导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辩论的最主要的分野”[18]。
（二）恐惧对某种信仰、价值具有唤醒作用
英国学者约翰・洛克说：
“恐惧是有力的当头棒，将我们从迟钝麻木中唤醒”[9]93。
恐惧能够激发一种普遍的精神觉醒，使人们树立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提高民众对某种政治价值观念的热切信仰。
1.恐惧能激发普遍的精神觉醒。
恐惧，尤其是对失去生命或丧失安全的恐惧使人能够认知现实，审视自我的行为，从而激发精神的觉醒。
恐惧是一种很典型的自我意识情绪。
人的存在特性意味着他一旦用理性来反观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重视与自身相伴随的内外部的主客观环境。
向内通过反思自我的现状、自我的价值和意义、自我的理想等等，向外通过反思自我与社会、与共同体、与他人的关系等等。
这些因素在反思和对比中，人的危机处境意识越发鲜明，人内心深处的紧张、焦虑、不安的感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同时，恐惧如同其他情绪一样具有传染特性。
少数人觉察到危险，感受到恐惧的情绪，会带动整个共同体内的其他人像滚雪球似地恐惧。
公共恐惧的产生，如果配以其合适的强度，加上精英的引导将就会激发公众对自身意识、行为的反省，进而激发普遍的精神觉醒。
“不像自然灾难，政治灾难迫使一个社会去发现并追寻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就是更少身处于受威胁的环境中。
对政治灾难的恐惧，可能会唤醒一代人，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将他们继承的东西再传递下去。
”[13]84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生活像在伊甸园，徜徉于温暖闲适的社会自闭症中。
人们普遍的世界观是“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把“咱们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地方都是中国的边圉[19]。
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文化上，比如道德、礼仪、制度，无不优于四夷。
所以，中国作为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应该是“万方来朝，四夷宾服”。
然而，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个宁静，让那一代中国人“引吭长鸣，悲声四壁”。
“天朝型模世界观”之破碎使全民族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逐渐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无尊严。
这种观念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心中，尤其是一些进步的士大夫心中是何其强烈，从而推动了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自主、自强、自信。
从这一意义上说，恐惧恢复了人��清醒的认识，这使得充满道德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行为成为可能。
2.恐惧有助于树立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
恐惧使我们的观念变得异常活跃，没有任何一种情绪可与之比肩。
柏克就说过，“没有哪种情绪能像恐惧那样有力地支配心灵的一切感受和推理”[20]。
政治上的情形也一样。
恐惧总能激起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对于两种相反品质的一种品质，我们可以或者从与它相反的品质来了解它”[21]。
我们恐惧什么，相应地就会树立与之对应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到巴尔干岛的种族大屠杀，或者雅各宾统治的恐怖，或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抑或像9・11这样的恐怖主义，我们应对这些邪恶的恐惧，就会从相反的方面形成价值观念。
对专制的恐惧，我们会期望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分权制衡；
对人治的恐惧，会期望唤起对法治的支持；
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会期望迎来对宽容和多元化的推崇。
3.恐惧提高民众对某种政治价值观念的热切信仰。
如果说“信仰是人们在对价值的终极追求中形成的精神生活的模式”[22]，那么，政治信仰就是以某种政治价值为终极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模式。
当人们将某种政治价值作为终极追求时，则这种政治价值对他而言就成了其政治信仰的内容。
在没有感知危险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我们不仅对政治价值观念缺乏热切的信仰，甚至对一切丧失信仰。
如罗宾所言，“只有在面对恐惧时，我们才会唤起行动，并且相信世界上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坚持不懈去努力”[6]6。
比如政治灾难或者政治危险，比如战争、叛乱、暴力冲突发生时，政府会要求民众热情地支持或矢志不渝地维护它的信仰，并且动员人们利用这些政治价值观念勇敢地去抵御遭遇到的政治威胁。
“政治灾害迫使一个社会发现并追求政治理想，而如果不是受到威胁的非常时期，这些活动就会变得很枯燥”[6]6。
（三）恐惧能造成政治不平等和引发政治冲突
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或阶级能够通过制造、渲染恐惧而压制民众的政治反抗动机及其行为。
霍布斯等思想家早就注意到恐惧这一功能。
对于霍布斯来说，恐惧是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它经由当权者、法律、法规，以及教会和学校等公共机构教育出来。
因此，恐惧培育的首要目标是“压制任何倾向于社会实验的激进冲动”，为达这一目标，公共机构必须劝说民众相信“他们的胆子越小，对他们自己和国家都有好处”[7]119。
孟德斯鸠和霍布斯一样，相信社会上层（专制暴君）的压制行为会造成弱势一方的恐惧。
相反，托克维尔相信底层弱势民众的焦虑与恐惧授权了统治精英的社会压制行为，因而如果统治精英能够恰如其分地为底层民众提供一种健康的恐惧，也就培育了统治和控制他们的政治工具――那些为当今很多学者所称道的地方自治制度、坊间团体、政治结社、以及公民社会。
汉娜・阿伦特就强调，“极权主义运动公开宣称它们在一切政治活动形式中选择恐怖主义，这一点吸引了知识界精英和暴民，……它认为恐怖行动是消灭某些杰出人士的唯一手段，它们由于自己的政策或观点而成为压迫的象征。
恐怖主义的吸引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表现”[23]。
这些经典作家的分析表明，政治恐惧的压制性功能很明显。
恐惧已被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武装成一件压制被统治阶级反抗的政治武器。
恐惧的压制性功能主要通过两种模式发挥作用，其一，政治精英主导模式；
其二，社会、政治、经济层级结构引发模式。
1.政治精英主导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政治精英定义和诠释恐惧对象。
这一模式“通常假定领导人和他们所呼吁的人民对恐惧享有共同的辨识，双方在这一辨识下受到的威胁是相等的”[6]23。
比如二战时期，众所周知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口号，将“日本人侵略看作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共产党）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这实质是将国内的不和谐提高到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危险的更高层面上，以实现对国民的压制。
“对危险的集体恐惧分散了统治者和社会下层之间的恐惧，或给后者添加了恐惧前者的理由”[6]213。
2.社会、政治、经济层级结构引发模式。
这一模式“虽然也是由政治领导人制造，支配或操纵，它的特定目的或功能却是对内的恐吓，利用制裁或制裁威胁来确保某个团体以牺牲其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持有或扩大他们的权力”，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基本模式”[6]24。
这种模式由一个社会的垂直的冲突和分歧产生，而后又加剧了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使受益者尽享其甘，受害者深受其苦。
因而，如果这些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阶层制度划分显失公平，那么其本身会造成更大的恐惧，而恐惧又会挑起更多的压制。
政治恐惧的压制性，实质上表明政治当权者默许并制造了公民的恐惧情绪。
通常，当公民面对某一现象感到恐惧时，政府本身必须保持高度的戒备，而且也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自己一直在努力的与制造恐惧的现象作斗争。
然而，潜在的问题是，政府出于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目的，必然会不断地提到引起恐惧的危险情境或者危险事物，甚至通过媒体常常把危险夸大，这样可能导致新一轮恐惧情绪的出现。
三、拥抱抑或反对恐惧？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或失控的世界”[24]。
我们的时代是个焦虑的时代。
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见诸于媒体的各种犯罪行为，听说或自身经历的各种道德滑坡现象，让恐惧笼罩着每个角落。
共同体内已找不到任何未被染指的领域了。
恐惧成为现代之文明人的最耀眼的心理特质之一。
对于具有多元功能的恐惧是我们是该拥抱它还是反对它？
（一）要积极对待恐惧及其可能的影响
无论是转折阶段还是和平阶段的政治恐惧，我们需要给以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需要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心理或是文化的问题来对待。
如果像我们惯常的那样来理解恐惧，对各种日常恐惧形式忽视或者轻描淡写，认为它只不过是个体的一种心理反应，就可能使得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继续维持，伤害公民权利，创造或固化不平等。
如果仅仅将恐惧只与恐怖主义等勾连，忽略了我们日常的对社会秩序、制度不公正的恐惧，而且现在不行动的话，等到恐怖主义战争终结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仍然活在恐惧之中――这不是对外敌的恐惧而是对不正义的国内机制的恐惧。
政治恐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时代性。
政治领域中的恐惧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影响政治恐惧的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因而，对政治恐惧问题的研究也变得十分艰难，尤其在当今世界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国内也正经历着剧烈的社��结构转型时期。
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政治恐惧问题的研究就很有价值。
对一个社会恐惧心态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真切地认识到该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从而有助于探讨解开社会困局的路径。
（二）要理性地看待政治领域中的恐惧
尼采曾抱怨说，“我们对世界不再怀有足够的敬畏之心，于是它的魅力和光彩暗淡了许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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