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以广州市某中学的青少年正面发展项目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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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以广州市某中学的青少年正面发展项目为例

青少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以广州市某中学的青少年正面发展项目为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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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会与公益》2018年第10期

梁镗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DHSS）石丹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APSS）

[摘要]本文旨在对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本土化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的相关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未有充足研究成果为进口专业实践的效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因此，笔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和总结了一个从香港引进，名为‘共创成长路’的正面青年发展项目，在广州一间中学实施的实证经验。

研究表明，继续使用境外经验促进本土实践发展的因素，包括学习实用经验的心态、实事求是的视角、完备的项目素材和相关的行政与培训配套。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中国；校本社会工作实践；青少年发展；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梁镗烈，男，汉族，北京师范大学一香港浸会大学联会国际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助理教授蒹实习督导。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服务本土化及其理论建设，青少年社会工作，社会创新的规划和评估。

石丹理，男，汉族，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本科课程）暨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

专长：

青春期发展：

家庭议题；毒品：

宗教心理学；领导学；服务学习；正面青少年发展；项目评估。

通讯邮箱：

charlestlleung@uic.edu.hk

一、引言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种取向

中国大陆地区（以下简称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一向皆有参考境外的相关经验。

以广州市为例，当地政府于2009年发出了一份政策文件，强调要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小区建设、小区矫正、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政府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方面J，学习借鉴香港的经验进行改革[1]。

回顾相关的国际文献记载，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把上述现象纳入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议题。

总的来说，本土化有以下三种取向：

首先是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把西方（主要是美英两国）的优良知识和技术，转移到其它社会工作尚待发展的国家（如：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然后作出配合当地处境的微调便可[2，3，4,5]。

但是根据各地文献的记录显示，在转移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技术时也有出现不适合的情况[5.6.7.8.9]。

故此，有些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学者提出要强调根据本土的根源，寻找正宗地道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10，11，12]。

另一方面，也有社会工作学者提出要在入口的社会工作知识，以及本土的概念和政治情况当中寻求平衡一世界各地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该尽力促进彼此相互学习交流，而无需全面否定从西方建立起来的社会工作。

在上述各种观点立场当中，梅尔格雷（MelGray）及其同事于一系列的学术著作中作出了总结[14，15，16]，认为在考虑如何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转移的同时，要避免将西方的社会工作观念强加于本土处境。

为此，她们更提出“文化适切教育和实践”（CulturallyRelevantEducationandPractice）[16]这一概念，用以支持在全球各地的多元化和复杂本土处境中，能作出依据当地文化情况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

（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现时关于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讨论，除了近年少数中国本土年青学者，基于个人旨趣所作的努力以外[17]，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探究。

首先，有部份中国的学者是支持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观点，认为借鉴境外经验能促进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中体西用”的观念则是自晚清时期以来影响中国借鉴境外经验的思潮。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华人学者对直接挪用境外经验于中国这做法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基于中国地域、城乡、民族间的多元性，这是不应有一套社会工作方法能适用于整个中国，更有一些中国和香港的学者怀疑能否把香港的独特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应用于多元化的中国处境[22，23，24]。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与上述梅尔格雷及其同事的观点类同，提出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应包含境外经验本土化和本土经验专业化这两个层面[25，26]。

殷妙仲和曾家达[27]更进一步提出，近年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存在所谓“本土的”与“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之间的博奕。

具体来说，就是民政体制（这是中国专责社工发展的政府部门）与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对社会工作话语权的争夺。

社会工作院校能从政府行政体制的全面操控中得以松绑，这是关乎是否能使用一套对科学、专业、国际化的论述来确立他们在博奕当中的力量，用以抗衡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等这些政府管治规则。

复制或移植香港及其它社会工作发展成熟地区的知识和技术，似乎是其中一个手段。

由此，殷妙仲和曾家达在同篇文献中作出对本土化定义的一个总结，认为本土化『不仅是在不同本土处境中，进行一些新意念的理性实验，这还包含不同利益之间的政治博奕』[27]202。

笔者根据殷妙仲和曾家达的观点，整理出图1显示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博奕模式。

虽然透过上述文献回顾能整理出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套分析架构，但是留于理论层次，未有研究证据说明对于具体社会工作实践的效用。

而且这套架构是建基于政府一教育体制的宏观分析，如何把它应用在具体的实践中，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发展，也是未有研究说明。

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旨在以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如何使用境外的社会工作成果，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

笔者使用了案例研究[28]的设计与方法，分析及整理一个从香港引进到广州某中学推行，名为“共创成长路一赛马会青少年培育计划”（以下简称共创）的“青少年正面发展”（PositiveYouthDevelopment）项目的实践经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共创是一项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以香港理工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领导，并获香港社会福利署和教育局协办的青少年全面培育计划。

2005至2009年期间，共创获拨款4亿港元，于香港二百多所中学推行，至今受惠学生数目超过十万。

由于共创的成效得到多项评估研究结果和国际同业的肯定，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已决定再拨款3.5亿港元，资助共创在香港推行至2012年。

有别于一般内地教育改革课程，共创的整体设计不是强调解决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某些问题，而是要促进青少年的整全发展。

故此，共创的推行是期望参加者能够加强和健康成年人和益友的联系，提升各种健康成长所需掌握能力，增强自信心，建立正面品格，学会关怀他人，培育恻隐之心和愿意向社会作出贡献。

上述共创的目标的具体操作安排，是根据十五个“青少年正面发展”的构念[28]，透过两个层面的培育活动来推行。

第一层活动对象为参与学校的初中一至初中三学生。

这是以体验式教学方法向参加学生提供全面的培训活动，增强他们各方面的能力、认同自己的能力、加强他们与社会的正面联系、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标准，最终期望能促成参加学生的全人发展。

第二层培育的对象是那些在参加第一层培育活动后或从其它不同途径得到的数据中，被甄别为有较大社会心理需要的学生。

当中的具体活动安排是由相关的社会工作者为参加学生度身订造，用以满足其独特的成长需要。

有关共创的详细理论架构和活动内容，可参考相关的出版文献。

过去数年，共创的研究小组运用了各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去评估计划成效，其中包括：

客观成效评估（二十四所实验组学校及二十四所控制组学校参与随机抽样实验）、主观成效评估（参加者及工作人员分别填写一份主观成效评估表）、过程评估（通过随机抽样选择学校进行系统性的课程观察）、中期评估（通过随机抽样选择社工和老师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质性评估（深入访谈、焦点小组、分析学生周记或画作等）、个人构念评估（根据个人构念理论及其技术，了解参加者在参加计划前后的分别）。

其结果都是一致指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老师、社工）对这计划皆持有正面的态度，并认为计划所包含的培育活动能促进参加者的正面成长。

该计划的评估结果亦受到国际同业的认同，相关文章已分别以独立刊登及特别发行本的方式，发表在多本国际期刊之中[30,31,32,33,34,35,36,371。

早于200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与上海市阳光小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闵行区工作站，参考了共创的素材和经验，在上海梅陇中学推行了名为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的项目。

相关的理论讲解及主观成效分享，以及具体操作的课程教案亦已出版[38，39，40，41，42，43]。

而本次研究所选取的案例是一所位于广州市的省一级初中学校。

2010年1月至6月，笔者获得该校领导及其驻校社工机构的支持，向校内初中一年级学生（n=500）提供共创的第一层培育活动。

活动内容由校内老师（n=20）执行。

除了研究工作，笔者还向这所学校提供共创的教材和培训支持。

（二）研究问题

透过对上述案例的研究，这篇论文会阐述下列三个问题：

1．案例研究得出的结果能如何跟本文使用的分析架构相对照?

2．在案例中所呈现的本土化的和本土的力量是什幺？

3．在案例中所呈现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博奕的利益考虑是什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是由美籍华裔学者应国端所建立的一种研究策略。

他宣称案例研究能够整合由理论架构建立，研究方法设计，数据收集、分析、结果报告各个研究会话。

这种方法是适用于为现时所面对的问题寻找解释，以及进行相关的认知了解的解释性研究。

由于案例研究是一种强调解释性的研究策略，如能在研究前期建立起一套理论架构，这会有助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有可能在没有依据量化统计研究法则的情况下，做到由个别案例进行理论层面的推论。

应国端[27]提出，案例研究的个案或一系列案例，并不等同量化统计研究范式下的样本，而是应理解为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单一或一系列具重复性质的实验。

在这种另类的研究范式下，“分析性概化”（analyticgeneralization）这概念的意义在于通过比较分析研究前期所提出的理论架构和后期分析结果之间的异同，对相关的理论架构作出检证或修正，从而做到模拟于量化统计研究范式下，透过随机抽样所能满足的外在效度研究质素标准[28]36-37。

2、案例选取考虑

是次研究设计使用了嵌入性的单案例研究设计，即选取了一间位于广州市的省一级中学作为案例，然后分别把校内的决策阶层、老师、学生定为不同的分析单位，从而对案例进行较细致而立体的描述。

而本次研究可视为一个典型案例46，从中得到的结论应至少可应用于中国沿海较富裕城市的初中学校。

3、数据收集方法

2010年3月至6月进行数据收集。

整个过程是由笔者及两名就读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三年级的两名研究助理合力完成。

根据应国瑞的建议[27]95，是次研究使用了下列各种数据收集方法：

（1）阅读文献。

主要是和共创有关的书本、期刊、教材；

（2）整理档案记录。

包括各节课程的师生回馈和有相关的主观成效评估数据、与校方领导于3至6月期间，进行共4次的交流协商会议、与领导和老师们的QQ通讯记录、观察结果和笔者与研究助理们每周督导讨论的文字记录；

（3）采访。

在6月底学年结束前向各位参与计划的老师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这项目的整体观感和建议；

（4）直接观察及参与性观察。

两名研究助理于3月至6月期间每周驻校至少三天，观察共创的执行情况；笔者则以督导身份于3月至6月期间每月至少到校一次，从而了解当中的变化；

（5）在各节课程执行期间拍照，并把上述与老师们的访谈过程摄录下来。

收集多种研究资料是旨在运用“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的概念一如各方面的证据皆有相同的指向，整个研究结果将更具建构效度[28]38。

本次研究的数据库亦已建立，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

4、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由两位研究助理对研究数据作出初步分类整理，然后由笔者使用Nviv02.0软件，依据本文参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