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领域以来文献综述金融学论文经济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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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领域以来文献综述金融学论文经济学论文

消费金融领域2010年以来文献综述-金融学论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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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过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投资和出口拉动力明显下降。

中央十二五规划中提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消费拉动GDP增长要比投资的生产推动机制更加可靠。

因此，培育消费力、发展消费经济就成为扩大内需的切入点。

而我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储蓄率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因素说明，发展消费经济、提高消费力，需要一定的金融保障和政策支持，消费金融正是这一领域的新兴课题。

学者们意识到，发展消费金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之一（王勇，2012）。

所谓消费金融，可以广泛地理解为与消费相关的所有金融活动，但如何明确的界定消费金融的内容和范畴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王江，2010）。

　　国外关于消费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早，这和西方国家信用体系相对健全、数据资源尤其是微观数据较为丰富、以及西方人的消费观念有较大关系.国际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的相关概念有ConsumerFinance（消费者金融）,PersonalFinance（个人理财），HouseholdFinance（家庭金融）,ConsumerCredit（消费信贷）。

相比较而言，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同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相一致，消费金融领域近几年获得了广泛关注。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0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三届中国消费金融研讨会，遴选参会论文于《经济研究》专刊刊载，报道领域研究最新成果。

　　首届中国消费金融研讨会上，钱颖一教授认为应该称之为消费者金融或者是居民金融，认为是一个资产配置问题；陈学彬教授建议采用消费者金融一词；廖理认为消费金融需涵盖消费者个人和家庭；裴长洪认为更多的研究还应着眼于家庭层面。

可以看出，国内称之为的消费金融，对国际学术界的消费者金融、家庭金融、消费信贷都有涉及。

但是制约消费金融深入研究的最大因素还是微观数据的匮乏，缺少连续的微观家庭的抽样考察。

为弥补数据的不足，促进相关研究的顺利开展，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已开展了三次消费金融调查，其他相关调查还有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项目（CFPS）、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10年合作成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2年5月发布的。

　　鉴于研究和学习的需要，本文对国内已有的消费金融领域2010年以来较权威的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综述。

以充分研究消费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关于消费金融的研究，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其中某一视角，整体性研究较少，理论性研究较少，因此综述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见图1）。

【1】

　　一、消费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作为专业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公司，在国外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2009年7月，中国银监会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专业化的消费金融公司渐渐走进居民的视野，2010年3月银监会先后在经济发达地区批准了四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运营，国内对于专业化消费金融公司的研究也悄然起步。

　　李瑞红（2010）归纳总结了国外发展消费金融公司成功经验，分析了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前景及面临的挑战、不确定性和风险，提出了规范发展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的建议如规范授信管理、强化公司监管等。

袁象（2010）分析了消费金融公司的成立对于提高居民负债率、拉动消费杠杆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由于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而造成的难以控制风险的问题，对如何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何制定有效的消费金融公司操作细则，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

翟帅、朱玛（2010）认为，由于法律限制和管理缺失，消费金融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仍然存在许多困境需要克服。

　　汪涛、郭宁（2010）认为要发展消费金融公司，应选择合理的运营模式，金融机构体系的改革必须跟进，在客户群与服务范围等方面要进行综合考虑和设计，加强监督。

　　还有学者就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竞争关系做了细致分析。

王应贵、唐湘琼（2010）分析认为两者间存在业务领域、业务操作及资金方面的竞争，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和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会对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造成一定冲击。

消费金融公司运行后在信贷资产运营、境内机构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自这些方面的资金竞争将会挤压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

　　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的成立可以满足不同群体消费者的不同层次需求，对于拓宽居民的消费贷款融资渠道，完善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但学术界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二、家庭财富与消费

　　在经济生活中，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

因此，以家庭为分析视角有其合理性。

美国金融学会会长Campbell（2006）指出，家庭金融正逐渐成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分支。

国内相关研究限于家庭微观层面上的数据缺乏，分析有限的几个年份，或一个年度内横截面数据，缺乏长期的趋势性分析。

家庭层面的研究从家庭资产状况描述分析开始，拓展到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

　　甘犁等（2013）利用2012年5月CHFS发布的数据，对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做了分析，采用类似SCF对家庭资产的分类方式，家庭总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

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车辆、以及家庭耐用品等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借出款等资产。

表1中均值与中位数的差异表明十二五期间家庭资产分布的不均。

【2】

　　陈斌开、李涛（2011）利用2009年7~8月国家开展的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项目的数据，细致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的现状与成因，发现家庭资产随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负债则相反。

　　相关实证检验则主要依据LC-PIH模型进行不同角度扩展，进而得出当期消费的计量方程，以此为依据利用不同的数据来源进行实证分析。

所应用的数据不同、分类不同，得出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田青（2011）在估算我国2001年以来居民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基础上，分析了它们对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现拥有资产对居民消费有积极促进作用，其中实物资产的刺激作用较强，金融资产对当期消费有挤出效应，保险债券等对消费不存在显着影响。

陈训波，周伟（2013）利用CFPS项目2008年的数据，以城镇为样本，分析了家庭财富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财富对消费有显着影响。

且金融财富的影响大于房地产财富的影响，非自住房地产财富影响高于自住房地产财富，年轻家庭高于年老家庭。

　　因此他们建议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并征收遗产税。

其分析仅选取、上海、广州三个国内一线城市作为分析样本，因此样本代表性有待商榷。

　　张大永、曹红（2012）基于CHFS的数据，将消费分为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将家庭资产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自有住房资产和其他实物资产。

研究发现房地产总财富效应大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住房价值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大于耐用品，无风险资产对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较大，风险资产对耐用品的消费影响较大，年轻的低收入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财富效应较大。

该文利用的仅仅是一年内的横截面数据，因此也存在众多限制，对房价变化的财富效应研究依赖于后续跟踪调查数据的完善。

同样应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解垩（2012）,他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将资产分为房产和金融资产,将消费分为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分城乡、分年龄分析了借贷约束下资产的消费作用问题，结果表明房产的消费弹性大于金融资产，年轻家庭消费弹性大于年老家庭，城市家庭消费弹性大于农村。

当然，横截面数据分析的结论也只能在特定时间段内成立。

　　也有学者小范围开展区域性的家庭金融调查。

　　如杜莉等（2013）2011年在上海开展了一项家庭金融调查，随机抽取15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随机抽取1~5个街道办事处，每个街道办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在其管辖范围内随机抽取20个家庭，得到有效问卷635份，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上海的房价上升总体上提高了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财富效应提高了自有住房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替代效应提高了无自有住房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

因此他们认为抑制房价的政策有可能拖累居民消费，从而发展质量优良的公共租赁住房更有意义。

　　实证结果的差异源自于数据的差异，目前我国还没有类似于英国FES、美国SCF的能够全面深入反应家庭人口统计特征以及资产配置细节的、长期的、较为系统、权威的家庭金融调查项目，学者们所应用的数据也都是非消费金融目的调查项目的边缘涉及数据，且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统计口径会给研究带来很大困扰，这样就不可避免出现实证结果的两极化差异。

至于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替代效应还是财富效应，国内研究结果同样迥异。

　　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

　　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正式要求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开始面向城市居民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消费信贷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重由1999年的1.5%,升至2011年的15.26%（见表2）。

【3】

　　虽然个人信贷有了长足发展，但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信贷总体发展深度较低，截止到2011年底，消费信贷占GDP比重仅为18.83%,消费信贷规模依然较小，美国GDP总量是中国的两倍多一些，但其不包括住房贷款在内的个人消费信贷余额是我国的40倍左右（杨海红，2013）。

　　与消费性贷款大幅增长不同，居民的消费倾向并没有出现提升，反而出现下滑。

巩师恩、范从来（2012）发现1988~2009年间信贷供给与消费波动呈现负相关关系，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信贷供给情形下收入不平等对于消费波动的影响机制，提出应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

　　李燕桥、臧旭恒（2013）在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的消费模型框架下，总结了消费信贷影响我国城镇居民行为的三个渠道，并利用200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消费信贷促进当期消费也只是基于缓解了居民当期流动性约束，促进了耐用品消费的增长，但其发展并没有降低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压力，消费保险功能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认为过高的大额刚性支出成本和未来收支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