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谎言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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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效应，苏州是制造基地，一年里成立的研发中心还不如上海北京一个月，技术转移就不谈了至于管理经验，在日韩台的企业里--这些企业是苏州外资的台柱--科长级别的中国人就凤毛麟角了，即便如此，很多企业在苏州根本是纯粹的生产车间，根本没有管理总部和销售总部，只有一个生产物流，园区许多欧美企业就是如此，而且，苏州的白领都要到上海去培训，苏州的quot;
加工基地quot;
名副其实。
唯一还可以提提的是quot;
带动效应quot;
了--这也是苏州唯一可以利用的地方，我们在与外资做一种交易，付出我们的土地/练而廉价的劳动力/各种明显或者隐蔽的优惠措施，换来他们带动的就业/采购需求/第三产业，但是这是一种完全不公平的交易，说难听点就是孙子求爷爷，对国外投资者来说，投资地多的是，就看谁最乖，谁把quot;
只要是XX人提的条件都要满足quot;
这一条做的最好，所以苏州会有16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想想苏州一共才6个市！
）在抢的头破血流，土地税收的流失也成了政府的成本。
而真正的效果又如何呢！
？
台湾人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产业链，似乎众多的苏州的小老板有机会发财了，可是事实上这些IT的采购大头还是在台湾人手里--在台湾本土或者台湾的供应商在大陆设厂，台湾人抱团出击，本地厂商根本无隙可钻，从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到CKD/SKD，外贸的确很大，本土能占多少？
园区新区的笔记本工厂很多，这些工厂购买芯片内存出来不直接从INTEL，而是通过海外母公司，其他核心零件同样如此操作--经过这一道利润会转移多少！
至少白负担了运费和关税，其实苏州的外资除了逃不掉的关税增税，还交过多少税？
这一点政府都知道，但这就是代价.
就象不久前的quot;
盐城起亚汽车quot;
事件，韩国人一拍桌子--不给我优惠我就走，盐城政府立马就范，连副省长都出面了，利用外资是这样利用的吗？
对于苏州的利用外资，似乎只在三方面效果，1，GDP狂飚，但GNP不前，苏州名声大噪音，官员脸上有光，房价涨上5000也有底气2，就业，这是确实的好处，虽然是人家的廉价劳动力3，锦华苑/嘉湖阁/日韩街的生意好了，包车公司快餐公司厂房建设公司生意好了，上海的货代物流公司有了巨大的市场一片欢欣鼓舞的数字下，外资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被隐藏了.
本地经济，包括国有经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被压缩了生存空间，现在还有谁记得quot;
四小名旦quot;
据说香雪海在靠出租门面房维生，去年红红火火的市政府要重点扶持的quot;
孔雀集团quot;
在给别人做注塑了，春花靠着春飞还不错，长城好久没看见了。
这是不是苏州国有企业的缩影？
民营企业自从外资进入苏州后就从来没有被重视过，这是强势政府/官方主导的局势的必然结果，民间的资本已经逐渐萎缩，苏州与浙江的最大不同凸现，苏南农民开始给外资企业干活，或者是外资配套厂，说的粗一点，都是在给帝国主义剥削，苏州的民营企业做配套大多在包装/零件/注塑这类层次，事实上就连包装这一最末端的行业很多大公司都是来自台湾日本，外地浙江无锡的也在竞争，苏州本地厂商夹缝里求生，一面往外资Buyer手里塞钱，一面出售自己廉价的靠数量不靠技术的低附加值产品---这是苏州外资企业与本土供应商的真实写照。
以上都不是苏州最大的危险，苏州最大的危险在于他自己没有造血功能，一味地吸引外资却无法学习与利用.外资对苏州的结果是竞争性的压迫，而非竞争性的共荣。
强势政府/官方主导的经济格局就是如此，这一点颇有点类似上海。
外资都是短平快，立杆见影的几十亿上百亿，这种规模放到国有企业必是quot;
重点扶持的特大型企业quot;
，仿佛是天上掉馅饼了，如同我国的汽车工业，一合资立马财源滚滚来，可是合资的背后，我们的品牌我们的技术都到哪里去了？
一旦经济动荡外资撤走，我们就和墨西哥巴西一样了.即使外资持续繁荣，苏州所得到的利润与外方相比，不过是一锅里的一杯羹而已，这种着眼于眼前的不公平交易，不知道苏州愿意持续到何时？
苏州谎言之二--城市的美丽与破败
苏州也去申报国际花园城市？
自从看到这个消息就一直困惑到现在，苏州凭什么去申报国际花园城市？
莫非考察团来人了只让他们去园区新区？
抑或是看不懂的拙政园？
对于大多第一次外地来苏的人来说，苏州给人的刺激太大了，这就是苏州吗？
两千五百年的古城？
看到的全是半旧不新的房子啊！
GDP全国第五？
怎么路这么窄，车这么难走啊！
东方威尼斯或者国际花园城市？
就凭这臭水河和一丁的绿化吗？
早在很久，苏州市的规划就限定了古城河范围内的建筑高度，但是城区范围又如此之小，
苏州成了全国少有的建筑密度之高和建筑高度之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规划似乎的确起到了保护古城风貌的作用，而且符合苏州人低调的习惯，让外人感叹苏州的精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和城市规模的发展，这种规划的弊端开始显现：
拥挤破旧的建筑，狭窄的道路，无法拓展无法绿化，在城市发展的方向上，低层建筑太占土地，而且不美观不易维护，唯一的好处也许是拆迁成本低一点，在市区内的高档酒店最是如此，最明显的比如凯莱和喜来登，前者四星级却有如此拥挤的建筑密度还没停车场，后者的确宽敞，但是在城区竟占据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而且是在寸土寸金的古城区！
没办法，谁让市区
不能盖高呢！
人家雅都新城就节约多了。
即使出来护城河外，苏州人依然表现出对低层建筑的喜爱，但对现代大城市规划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灾难，苏州的城区已经拓展进了园区新区--这两个所谓的工业区，吸收了吴中区，可是吴中比市区更加脏乱差，往北向相城，必须先穿过火车/高速/312国道和附近的破败厂房.
这种格局的深层影响远非于对土地的不节约，更在于对苏州朝大城市发展的一个抵制因素--苏州缺乏一个大城市的气度和胸怀，至少目前苏州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商务中心，广大/丽景苑/国际经贸零零碎碎的成了扎堆的地方，石路附近一堆烂尾或没人要的大厦，国际会展中心的框架边成了幕墙--其实质不过是从烂尾变成了更大的烂尾--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那样一个除了七八十年代的社区之外什么都不是的地方建一个苏州第一高！
还美话为“月色塔影“--孤楼里的塔，谁敢入驻这样的凶宅！
苏州规划的小气和保守在园区剧烈体现，特别是在新加坡方面撤出以后，最大的一点就是苏州人拼命喜欢多层住宅，不喜欢小高层和高层，苏州人为了那点得房率和物管费宁愿住的挤一点环境差一点，即使出了古城区仍然如此，而且房型与深圳北京相比非常守旧，到了园区没地的时候才开始建小高层，建筑密度仍然吓人。
在园区二期/三期的开发上，管委会抛弃了一期的一些观点，似乎不再强调“每个工厂要保有一块绿地“了，而且路面变窄，双向都变成了以二车道/四车道，上下班高峰已经开始堵车了。
最莫名其妙的是，路边一律开了很宽的自行车道！
苏州市区道路规划对自行车道的重视，全国也不多见，但是在园区二三期那样的地方会有人骑自行车吗？
即便是很久之后二三期开发完全了，那里仍然会是一条浪费的自行车道。
在苏州--水陆并行的棋盘格局上，在拥挤狭小的地块上建设新城，这样的难度可以想象，
苏州城的优势或者劣势是如此容易转换，古城保护与城市做大的斗争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直到近两年苏州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很有实力把自己建成大城市，而目前城市规模与经济总量不成比例，凭什么要让无锡去出风头？
低调含蓄的作风开始转变，但是与根植已久的传统规划相比，苏州在新发展上如何协调这一矛盾？
古城区已是如此，苏州还是在外部突围，园区新区/东西南北环高架/绕城高架，这些在外围的大动作与古城区内的小打小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古城区确实无法也没有好的方案可以拓展，但他是确实的中心地带，道路狭窄交通拥挤，最难的是太多东西需要保护！
苏州，除了限高，你是否还有更好的规划？
苏州谎言（三）----富裕还是贫穷?
从中西部或其他地方来到苏州的人多少能感觉的苏州的富庶，“苏湖熟，天下足“，天时
地利和人文传统决定了苏州注定是要中上水平的城市，可是如同苏南其他甚至上海一样，喜欢小富即安，还自视甚高.
外资经济兴起之后，乡镇企业家渐渐被没落，开始给外资做配套，招商官员开始粉墨登场，日韩街/涉外住宅开始出现。
外资经济显然并没有让苏州人变富，至少苏州的人均收入还和无锡差不多--虽然苏州的GDP早已超过无锡了，而在这当中最尴尬的显然是苏州的一大群“小白领“--介于刚毕业和混出头之间的在外资工作的大学生，说实话，白领不值钱那是很早就有的事，但是没有哪个地方的比苏州更尴尬，不象真正的白领都做第三产业金融/咨询/法律/传媒的，他们在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做Engineer，加班加点拿的薪水不够买半平米的房子！
--称做蓝领也许更合适，他们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留在苏州这个城市？
至于很多的外来操作工，“城市化”也一样不能把他们变成苏州人。
苏州的富人在哪里？
扣除外国人/私营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这类公认的富人，苏州还有两个特殊群体的富人：
公务员和外资相关的揩油者，在官方主导的经济下，公务员发个万儿八千“冷饮费“可以理解的，传说中的“公检法/财税/海关“的收入，我等小民向来不敢想象，所以苏州人特别是苏州本地人特别热衷于考公务员，这一点与广东浙江很不同，浙江向来是弱势政府，很久之前广东顺德就把所有的政府机构合并在一幢大楼里办公，经委/商业局这类机构根本就全撤了，当地经常招不到要做公务员的人，有一句谚语“美国的一流人才是大学教授，二流是企业家，三流是政府官员“，但是在苏州甚至在全中国，官员/公务员永远是老大，苏州借鉴新加坡时候好象没有借鉴其“高薪养廉“，为什么公务员可以这么富？
富了还不忘加入炒房大军？
外资相关的揩油者，其实利用权力寻租者到处都有，外资企业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但是苏州的外资太多，规模太大，寻租也就正常，特别是管理比较差的企业，灰色收入让清水的高级白领也汗颜！
而且他们比公务员更安全，没有“廉政公署“这类机构查他们。
但是这一群人注定是少数，看看长三角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名，苏州的GDP仅次与于上海，居民收入却还在嘉兴之后，嘉兴的外资才多少？
GDP才苏州的几分之一？
也许这最能解释为什么苏州GDP高居民收入却低，也最能说明一点：
外资经济是来自己赚钱的而不是让苏州人来赚钱的，他们在苏州要的是CostDown，赚足利润要交代给国外的Shareholders
而收入和消费主力--中产阶级，在苏州的势力似乎太薄弱，小白领都混的如此惨烈，还指望变成中产吗？
而私营老板这一阶层呢？
苏州与浙江的杭甬温绍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了，更关键的是，苏州人开始越来越习惯给外资打工，这里不仅难见国有名牌也难见私营名牌，杭州有娃哈哈，宁波有一群服装名牌，温州更有叫板西门子/ABB的正泰，即便南京，苏宁/雨润也是全国有名，苏州呢？
你靠黄天源和苏阿姨吗？
再来看看红红火火的苏州房产市场，园区建屋/置地/新馨/加城，从名字就能看出来的政
府和外资背景，新区大鄂新港隶属新区管委员会下的苏高新，都市花园的华新国际是沈阳的，还有浙江嘉业/浙江名城/上海嘉实/浙江南都，扣除这些外资官方背景和外地商人，苏州红火的楼市有多少是苏州人自己开发的？
特别是高档大项目！
奥林和天翔，这两个备受口水的项目倒还算。
苏州的人均收入江苏第一，这是事实，南京人都觉得苏州消费很高，可是苏州绝不应该以此为满，比比杭州/宁波/温州吧，杭州的出租车不停的换代，现在都是PASSAT，而且大多是的哥自己买的，生意还很好。
大娘水饺在杭州2块一两，到苏州就1块5了！
另一方面，苏南地区财政上缴很多，财政部长项怀诚是吴江人，税务总局长金人庆是苏州人，审计署长李金华是南通人，央行行长戴相龙是扬州人，据说国家任命这些财经大员就是要对江苏的财政上缴软硬兼施！
---知己知彼，以毒攻毒吗！
苏州更是“重中之重”了，而且一直是被拿的多，获投资的少，---谁让“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声名远扬呢？
以上是非证实的传言，但还是颇有参考价值。
苏州的政府至少可以与浙江的政府相比，看看浙江是如何不干涉民间经济，即使在全国喊打“温州假冒”的时候。
也许无法相比，两地根本不是一种体系，一种方向。
东莞和苏州能给中国制造一个未来吗
[青岛、宁波、温州、深圳为代表的城市经济体就要健康得多]
在举国上下欣喜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时候，笔者认为“东莞化”的流行十分可悲
“东莞化”北渐
这两年多来，很多人都在评论苏州与东莞的不同之处，所谓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苏州与东莞的相同之处，以及这种趋同化的不利之处。
两年半前，笔者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
《苏州越来越像东莞？
》，指出苏州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十分明显地与东莞趋同。
窃以为，这才是苏州-东莞比较学里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谓“东莞模式”是这样的：
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点有三：
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我们可以总结为“三外模式”。
外科手术式植入，系指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而非该地区自己的肌体内自发生长的、与该地区本土的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
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
外资主导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资来投入，具体到东莞来说，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
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
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以及，似乎凭空获得了一个产业体系；
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在2001年的时候，苏州经济的东莞化趋势已十分明显，无论是苏州市区、还是昆山、吴江等县市，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都已变成了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其中尤其以台资最为聚集，这也是人们经常拿苏州、昆山来与东莞对比的主要原因；
尽管与东莞系由镇、村来设立工业区、所收租金中大部分成为集体资产不同，苏州、昆山则主要是由市、县级政府来设立工业区，租金大部分成为国有资产，但是其靠收租和先少后多的税收作为主要收益的发展模式并无二致；
虽然台资聚集上海、苏州时，所打的旗号是：
珠三角打外销、长三角打内销，并且国内媒体还信以为真地认为珠三角利于外向、长三角是国内市场的制高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海、苏州的台资企业仍是以外销为主，否则就无法解释上海港的货柜吞吐量何以迅速超越高雄等许多港口的原因何在，也无法解释台商对上海机场不能满足其迅速出货的大量抱怨，其内销部分，也并非主要走向华北、华中地区或就在华东地区消化，而事实上国内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华南。
在笔者看来，“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就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出现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
本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珠三角，“东莞模式”并非主流，真正代表主流的是“顺德模式”，所谓“顺德模式”，其实是在当地经济体的肌体内，自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化的冲动，这种冲动得到了香港等地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支持，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东莞模式”大行其道，其势头盖过了顺德、南海等地，以致于媒体现在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先说的就是东莞的外资IT制造业。
东莞产生这种模式还可以原谅，因为东莞原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当地农民从未接受过工业化训练，若非由外科手术式植入，当地可能还处在与广东河源、汕尾等地类似的贫困之中，但是苏州的“东莞化”却一点都不能原谅。
因为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本来就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代表了苏南农业地区自身的工业化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同样得到了上海的资金、管理、技术和销售市场的支持），但这种努力被外资洪水一样的冲击完全打断了，苏州迅速沦为“三外”主导的所谓“制造业基地”。
在90年代中期之前，苏州的经济本来可谓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经济体，苏州人当时也很津津乐道于，地方经济是“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苏州国有经济曾经有过与上海国企一样的红火期，当地的家电产业以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为代表，曾经有过“四大名旦”的说法，就连不起眼的牙刷这样一个小产品，苏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国的一大品牌。
然而短短的十年时间，国有经济由于其体制瓶颈而终于轰然倒地，苏南乡镇经济也一直陷于“国企病”症状而不能顺利向民营经济转型，当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可以迅速给地方官带来业绩的“三外模式”大受欢迎之后，苏州就此沦落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苏州，从南到北，大连、天津、上海、厦门、珠海等许多当红的明星城市，都同样面临着“东莞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准确体现了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时间里，全球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大陆的情势下，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疯狂情形。
这种趋势为什么令人担忧
在举国上下欣喜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时候，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一情形十分可悲，主要有四个原因：
1、这种外科植入式的产业体系是“蒙古包式的”，而且由于其眼睛盯着的是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所以它能否扎下根来很难说，它前天是在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昨天是在东莞，今天来到了苏州，而明天可能会去越南、老挝、印度，后天可能会去非洲。
我们还要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低成本优势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因为据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成本低。
成本低有几方面的因素，一是人民币币值的被有意低估，这可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所有以人民币标价的资源（包括我们有限的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价格被标低了；
二是人力资源的低成本，这一优势据有些经济学家说可以保持几十年，因为中国的低价劳动力的供给可以说无限大，中国沿海地区高速增长了20年，而从内地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才9400万左右，而迄今为止，800元/月的工资仍比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高出许多，而中国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其毕业后找工作的平均期望薪资只不过2000元-3000元人民币（不超过400美元）。
人力资源的低成本无可厚非，但是农民工的相关社会保障（这是许多台资企业津津乐道的大陆劳动力成本低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迟迟不能建立，违反了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最终将对中国的出口构成抑制因素；
三是土地资源的低成本。
由于中国仍是弱开发国家，我们的土地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为低，这由市场决定，原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过度地压低土地成本。
以苏州、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为例，上海张江园区土地的基础地价为40万-50万美元/亩（90美元/平方米），但在操作中，张江园区往往以半价出让土地，另外一半由市财政补贴；
而在苏州、昆山等地，基础地价达到10万元/亩的土地，往往以低于基础地价甚多的2万-3万元/亩出让，一份关于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指出，苏州市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让由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土，实质上是对中国有限的国土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付出这样的代价获得这样的粗放型经济成长是否值得，恐怕现在还说不清。
2、这个产业体系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东莞地方这些年来的努力却收效不大表明，要想超越这个末端往产业链的中端、高端进军，十分之难。
东莞在被国内媒体指责为“大工厂”、“加工车间”之后，亦曾计划提升本地工业的技术水平，并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企业在东莞设立研发中心，但是这些台资企业对在东莞设立研发中心的兴趣不大—他们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研发中心，也仅仅是为了利用国内廉价的技术专才而已；
即便是台资企业将其在东莞的工厂提升技术水准，但也决不会将他们最前沿的技术拿来。
其实此一问题绝非东莞所独有，所有依赖外资的经济体都会有这个问题。
3、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强烈助长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蔓延，这不利于中国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如果说，在东莞吸引台资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还不很明显，但到了苏州、昆山时代，这一特征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但是在以招商引资为第一目的的地区，政府职能已完全混同于一间经营工业园的公司，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完全公司化了，这个公司以土地、税收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资为客户，以增加投资为拉动增长的主要手段，以GDP为自己的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一种极端的重商主义，它有好的一面，对商业运营的支持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其实是新加坡人“亲商”理念的延伸，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政府记忘了自己的角色，只是市场经济中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市场不能做的事情，政府来做。
公司化了的政府把自己变成了市场竞争的一个主体，替市场做了许多原本该是市场自己做的事情。
公权力的过分介入市场运行，混淆了政商之间的界限，反而更加不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
在投资环境的各种要素中，高效率的政府服务、法治环境和政策透明度、社会治安、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本业，但是帮外商盖厂房、帮企业融资等也是政府服务的范围吗？
看看这样一个在苏南广为传扬的例子：
台湾大同集团的一位关键人物来吴江考察，为试试当地政府的诚信度，提出“100天内建好一座15亩的厂房，大同的美齐电脑就来吴江设厂”，结果，第97天的时候，吴江市政府就盖好了厂房。
在这样“高效率”的背后，是否有什么被忽略掉了？
即便是没有任何非法的成分，地方政府能对所有的企业（包括本土的民营小企业）提供如此高效率的服务吗？
4、“地方政府司主义”和“外资偏好症”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可能会压制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果外资的植入，能够促使形成一个本地产业群，并以此带动本地企业的成长，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健康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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