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走势与影响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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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0年4月10日，美国破产银行总数在2009年140家的基础上又增42家。
其次，货币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融资增长率不断下降，信贷继续停滞甚至萎缩。
2010年2月24日，美国的银行信贷余额为8.89万亿美元，比1月平均值下降1.3％；
2010年1月末，日本的银行信贷余额为419万亿日元，同比下降2.0％。
再次，西方主要国家房地产市场再度下挫，金融机构房贷风险加大。
2010年1月份，美国现房价格环比下降3.4％，新房价格环比下降5.6％，现房销量环比下降7.2％，均为连续2个月下降；
新房销量环比下降11.2％，连续3个月下降；
2月份，英国房价环比下降1％，为10个月以来首次下降。
据统计，2010年美国将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贷款到期，若美国商业地产价格持续下滑，势必导致更多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严重亏损甚至倒闭。
更为严重的是，主权债务危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重现。
为应对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国家积累了巨额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水平急剧攀升。
据联合国2010年1月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投入的财政救援资金已达26330亿美元。
研究显示，目前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为87.4％，2010年将升至97.5％；
英国国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将由2009年的75.3％升至2010年的89.3％；
法国公债占GDP比重将由73.9％升至2010年的77.5％；
希腊公债占GDP比重将从2009年的113％升至2010年的130％；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8％升至2010年的227％。
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引发股市、汇市、债市、期市等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表明，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规模极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并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使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
因此，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依然存在恶化风险，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实现全球范围金融市场正常化更是路途遥远。
首先，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及其监管机制的改革进展缓慢。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式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重新构建相对完善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已成为实现金融体系正常化的重要微观基础。
然而，旨在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和董事会责任从而堵塞公司治理漏洞的各项公司治理改革法案，却遭到了美国商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中代表华尔街高管和金融精英利益人士的普遍抵制。
同时，完善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机制，一方面需要各国完善自身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各国共同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全球协调监管体系，以强化金融机构的规模监管、跨国操作监管以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动态评估和监管。
然而，各国完善内部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尚存在许多困难，能否尽快制定出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的规章制度，并按照G20匹兹堡峰会所确定的在2012年将其全部付诸实施，无疑更是充满了巨大的挑战。
其次，金融资本主导的畸形经济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
实现全球范围金融市场的正常化，必须终结金融资本的畸形膨胀和全球扩张，扭转金融资本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倾向，“再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
然而，忙于金融“救火”的西方各国政府目前基本无暇顾及金融机构的“瘦身”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它们是否愿意或是否能够剔除和挤掉巨额金融有毒资产和泡沫资产，尚存许多疑问。
更为困难的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金融泡沫化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步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欧等国已经步入了严重依赖经济增长和金融泡沫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逆转这一趋势，无疑需要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数据显示，华尔街金融机构2009年较为“漂亮”的业绩表现仍然主要依赖于庞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再次，以美元为中心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步履维艰。
如果不对当前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造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性缺陷就不会消除，也不可能实现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正常化。
然而，尽管美元作为衡量财富的世界储备货币与美国主权货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各国也提出了许多创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的方案，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将极力捍卫美元的霸主地位，试图挑战美元地位的欧元又由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尽显颓势，因此，目前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储备工具可以切实地评估、度量、交换和承载商品与服务的真正价值。
同样，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实力角逐的漫长过程。
西方主要国家自利的改革主张和议程设定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国际金融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要求明显没有得到足够重视，IMF份额改革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并未改变美欧等成员国的主导地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合理化改革任重道远。
金融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核心。
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市场，西方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彻底摆脱金融危机，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目前西方国家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各项政策就根本而言大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也是难以持久的。
尽管西方主要经济体从2009年下半年先后转入正增长，但这只是依赖短期的、特殊的政策而取得的“临时性增长”。
数据显示，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仍处历史高位且呈继续攀升态势。
2010年2月份，欧元区16国的失业率为10％，比1月份上升了0.1个百分点，创下了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欧盟27国的失业率为9.6％，同样比1月份上升了0.1个百分点，创下了2000年1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2010年3月份的失业率则继续维持在9.7％的高位。
另外，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信贷保险公司EulerHermes的调查显示，2010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将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3.89万家；
2010年西欧国家企业破产数将平均增长8.7％。
这表明，断言经济危机已经过去显然为时尚早。
西方国家经济目前的“弱势反弹”犹如“依赖特殊药物的重症病人”，没有了刺激政策的“生命保障”，随时便可能重回衰退。
问题恰恰在于，西方主要经济体如今正处于进退两难的政策境地：
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必然导致经济反弹势头逆转；
继续实施刺激政策，必然加剧日趋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
欲摆脱两难境地，西方主要经济体或许只能寄望于新的一轮金融泡沫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实体经济早日实现“自主性增长”。
实现经济的自主性增长，需要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际贸易以及主导产业等方面的振兴与持续增长。
在消费需求方面，尽管改变居民负债消费模式不符合西方国家金融资本的利益，但是，修补家庭资产负债表、提高私人储蓄率却已成为美欧等国消费者的普遍选择。
数据显示，美国2010年3月份正式登记的个人破产申请多达15.8万件，平均每天6900件，同比增加了19％，环比增加了35％，创下了2005年10月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
显然，近期内期望美欧等国居民消费重回负债模式、实现强劲回升是不现实的。
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显示，美国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将导致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
美国家庭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也将导致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
鉴于消费支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超过20％，可以肯定，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必然严重抑制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复苏。
在投资需求方面，尽管去库存化步伐有所减慢，但是美欧等国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期望投资支出在近期大规模增长。
2010年2月，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和69％，分别低于长期趋势（1972年1月至2009年9月）8.0个和10.3个百分点。
欧盟国家和日本的产能利用率也不乐观，同样远低于长期趋势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是历次经济复苏的基础。
西方国家目前产能过剩严重，加之信贷市场疲软，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难以想象。
在国际贸易方面，尽管世界各国普遍呼吁贸易自由以共同应对危机，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却不可阻遏地泛滥开来。
迫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力，欧美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不断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护本国企业和本国市场，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保护的对象不断增加，保护的手段日趋多样，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急剧升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贸易增长。
2010年3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贸易量有望增长9.5％，但恢复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尚需两到三年。
在主导产业方面，尽管目前人们对于新能源、低碳经济等产业的期望甚高，但是它们能否成为带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产业尚存许多疑问。
一方面，促进新能源产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能力的技术创新进展缓慢，同时发展新能源经济必然遭受传统能源产业利益集团的抵制和阻挠。
另一方面，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规则，提高化石能源的消费成本，改变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成本比价，无疑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博弈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真正实现自主性增长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可以预期，此次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会超过以往半个世纪之中的任何一次衰退。
”
当然，此次危机终将过去。
然而，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自身调整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矛盾调适能力，尽管西方国家经过历次危机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危机经验，尽管全球化背景下反危机行动可以实现空前的国际合作，但是各种危机干预和调节措施在降低危机破坏程度和缩短危机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危机对于各种矛盾的强制平衡作用，即使能够暂时实现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复苏，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更加猛烈地爆发。
二、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并集中于金融经济领域，但又不限于金融经济领域，涉及能源环境、发展模式乃至价值理念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是一场深度的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严重的思想体系危机、发展方式危机。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危机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破产。
秉承自由主义的一贯理念，新自由主义更加信奉和推崇私有产权、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竭力鼓吹“个人是自身福利最好的判断者”、“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和个人”、“市场力量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繁荣”。
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作为风行了近30年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受到了愈益广泛的质疑和批判。
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操纵金融市场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必须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自由等方面揭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反科学性，甚至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们也在“忏悔”自己的错误。
更进一步地，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加促使人们重新深刻审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人权观、民主观，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宣称：
资本主义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战胜的“千年王国”；
资本主义之前存在历史，资本主义之后再无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论调甚嚣尘上，资本主义崇拜成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霸权”。
然而，据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3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7个国家的2.9万名受访者中，只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
其中，平均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法国、墨西哥、巴西、意大利持有此种观点的比例分别高达43％，38％，35％，29％。
这表明，危机发生之后，人们不仅在讨论告别亚当?
斯密，也在讨论告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迷梦正在破灭。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却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复兴，“人们不仅在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在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及其学说便频繁地出现于西方主流媒体，《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地持续热销，不仅凸显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活力。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正确，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引发的种种灾难已经全部显现，“马克思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两年之前还在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灾祸之一的罗马教廷教皇，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正确批判。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榜样模式”的危机。
1989年之后，西方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世界只剩下两大超级力量：
美国和欧洲；
竞争只存在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
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
然而，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却同时宣告了资本主义两大“榜样模式”的失败。
一般认为，美英模式比较强调充分发挥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尽量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莱茵模式则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辅以较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市场经济，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
长期以来，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不仅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相互竞争的两种典型模式，也是许多国家竞相效法的两种资本主义“榜样模式”。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更是受到了普遍关注。
1950年到1973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3.6％，人均实际GDP从9573美元增加到16607美元，增长超过72％；
德国实际GDP增长了6.3％，人均实际GDP从4281美元增加到13152美元，增长超过200％。
然而，1974－1975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更是进入了衰退时期，美英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
与美国相比，德国经济则处于相对稳定增长之中，莱茵模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膜拜。
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1％，而德国则为2.1％；
1980年，德国人均实际GDP为13217美元，高于美国的11787美元。
面对滞胀困境和各种挑战，美英等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了美英模式的新的一轮“镀金岁月”，并于20世纪90年代“战胜”了莱茵模式。
美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5％，1995～2001年间更是占据世界GDP增长的96％，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最极端的不平衡的发展。
与此同时，莱茵模式各国经济却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严重问题。
1995～2000年间德国平均GDP增长率仅为1.4％，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0.4％。
然而，正当世界各国对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大加追捧之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下降，步入了以9?
11事件开场、以金融经济危机结束的“地狱十年”。
与美国一样，德国等莱茵模式国家也步履蹒跚地迎来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
危机之下，美英等国被迫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政策，只能步入新的一轮政府干预式与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的交替往复和金融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
由于欧洲各国社民党的溃败和“缓慢瓦解”，莱茵模式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或许，西方资本主义“必须在古典、凯恩斯、撒切尔一里根模式的基础之上创建第四种模式，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
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必将遭遇更加彻底的失败。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其发展方式的危机便愈加严重。
在自由竞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劳动、殖民战争和殖民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
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以及各类战争，更加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游戏规则，继续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持续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试图缓解日趋严重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危机。
然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
米拉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甩开了其他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富人俱乐部”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强化，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则日益被侵蚀。
1820年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GDP之比为3:
1，1992年则上升到72:
1。
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可能空间日益狭窄，大量过剩资本不断转向投机性金融领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日益步人不可持续的严重依赖金融泡沫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同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导致了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
资本的血腥和肮脏不仅在于压榨劳动，也在于掠夺自然。
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基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能。
然而，世界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自由物品”的日渐稀少表明，资本主义依靠“劳德代尔悖论”式的发展，也就是依靠摧毁社会财富（使用价值）扩大私人财富（交换价值），把昔日丰富的东西变得日渐稀缺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逐利，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扩展达到极限。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危机的必然结果，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更加严重的危机。
三、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必然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而持续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统治开始动摇。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霸权、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庞大的军事机器等。
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软性”制度安排，意识形态的影响弥漫在几乎所有的其他制度安排之中。
因此，尽管意识形态的演变往往是渐进而缓慢的，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必将极力捍卫其全球“意识形态霸权”，但是，此次西方国家金融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危机与瓦解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必将严重动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制度基础。
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是受到了愈益严重的挑战。
2007年，拉美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AL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构成了对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国际银行的有力挑战，一些成员国家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南美地区创立一种共同货币以替代美元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之中。
可以预期，随着世界范围内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和货币体系愈益增多，作为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掠夺的重要工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危机将不断加重，从而严重动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
此外，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或者“一场半战争”的理论与计划已经破产，美国及其盟友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控制能力已经显著下降。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之中。
其未来的发展，或许正如“中美国”论创始人弗格森所言：
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与所有复杂体系一样，在一段长度未知的时段里看似运行平稳，然后却在刹那间毁灭。
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日渐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逐步显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91－1998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5％，发展中经济体为3.3％；
1999～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7％，发展中经济体为5.8％。
尽管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新兴国家，但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势头并未减弱，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高于北方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也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依然乐观可期。
2006年，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一年之后，高盛公司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之前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经济产出之和在2040年将超过目前的7国集团。
经济势力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的调整。
20国集团替代8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出现和功能的不断提升，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开始步入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西方发达国家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必将过去。
可以预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世界历史步入动荡多变时期。
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多极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民族国家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更加复杂，世界历史由此将步入更加动荡多变的复杂时期。
全球“意识形态霸权”的真空必然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
伴随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突加剧，地区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各种影响全球稳定的思潮将会不断扩散、升温。
随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危机和各国在全球金融货币领域主导权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增多；
同时，尽管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对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有所遏制，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已经呈现出难以逆转的态势，金融垄断资本的再度扩张和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也将重新加大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
随着WTO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未来多边贸易体系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超经济的谈判手段将不断向贸易谈判渗透，多边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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