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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
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
四、明清——繁荣鼎盛期；
五、近代——中西结合期。
张少康的这种划分首先有创作方面的基础。
先秦是古典文学发展的奠基时期。
《诗经》、《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诗、骚的传统也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
先秦散文也相当繁荣，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均对后世影响极大；
汉魏六朝是各种艺术形式开始形成并逐渐成熟的时期。
各种形式的诗歌（五言、七言、杂言等古体诗，乐府诗，民间歌谣，以及律诗、绝句等近体诗的雏形）都开始形成。
辞赋、骈文迅猛发展。
散文从诸子、史传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文类；
唐宋金元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陆游等，散文有唐宋八大家。
词作为诗的别体，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发展到高峰。
唐传奇与宋话本，则为古文言和白话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戏曲有关汉卿、王实甫等人；
明清以戏曲小说为主流；
近代文学创作相对沉寂，与资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
其次，此一划分有文学思想发展方面的依据。
先秦时期，产生的儒道两方面的文学与美学思想，主宰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
不过这一时期没有完整、独立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
基本的文艺观点如“诗言志”、“兴观群怨”、“文质彬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籁”等，基本的命题如虚静、物化、形神、言意等，均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
汉魏六朝是古代文论发展成熟期。
这一时期，文学成为独立的部门。
儒家文学观经过了适合封建大一统要求的改造。
进过六朝玄学的发展，道家文学思想更为完备，并结合了佛学思想。
这样，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内儒家而外释老”的基本特征。
《文心雕龙》的诞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的形成，有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理论概念、名词术语、美学范畴。
唐宋金元是古代文论深入扩展期。
它在六朝基础上，对一些理论问题做了更深入的阐说。
尤其是形成了以意境和韵味为中心文学理论观。
皎然、司空图、苏轼的理论，以及严羽的重要著作《沧浪诗话》。
出现了戏曲小说理论的萌芽。
明清时期是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在总结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夫之、叶燮、王世禛、沈德潜、袁枚的诗论，桐城派的文论。
小说、戏曲理论有了巨大发展，著名小说理论家有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戏曲方面有李渔的《闲情偶记》。
近代中西结合。
鸦片战争之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文学、美学思想开始引进，并开始与传统文论相结合。
这方面的代表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二、先秦两汉：
绪论
1、礼乐文明与先秦文论
A、礼乐文明的形成
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时，因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
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迈进的过程中，血缘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并不像西方文明一样被城邦文明所取代。
在父系氏族社会，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
他死后，权力与财产由男性后代继承。
后代保持着对已死男性家长的敬畏，并幻想得到亡灵的庇护。
于是形成了祖先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祭祀祖先的礼仪。
后来在夏商西周时代日益完备的血缘宗法观念和制度，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就产生了。
到殷商社会，宗法组织与道德体系更趋完善。
周代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
周王在宗法上是天下大宗，政治上是全国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封国内有是宗主。
卿大夫以此类推。
这就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维护这一结构的正是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孝道为父权，悌道为兄权。
维护宗法制的最好途径就是礼乐文明。
“礼”是通过一系列典章仪式将建立在血缘亲疏基础上的身份等级确定下来，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秩序。
“乐”则是缘饰这种礼仪的器具，是从人的内心的净化与洗礼来确立对礼的服从。
先秦礼乐文明，是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血缘观念与风俗礼仪基础上，融合夏商周三代文明建构而成的，体现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是中华文明的早熟样本。
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农业生存形态下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的文明成果。
它汇集了道德人性、风俗礼仪、宗教意识、典章制度、政治思想等诸多因素。
“礼”侧重制度的层面，“乐”侧重人情的教化，礼乐一体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上。
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在先秦的礼乐文明中集中地显现出来。
《礼记•乐论》：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乐统同，礼辩异。
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礼乐文明由古代最早的人性论发展而来。
礼乐文明是历来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心，也是儒家的重要倡导。
而道家、法家、墨家等之所以反对礼乐文明，也是围绕着他们的人性论和政治文化主张而展开的。
礼乐文明的争议，成为先秦文论的中心，并非偶然，它体现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以人生、人性作为逻辑出发点的特征。
B、礼乐文明与文学观念
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活动与诗学思想，是在礼乐活动中形成的。
礼乐文明在先秦被视为天地之道的表现，圣人秉天地之性制礼乐。
荀子在《乐论》中指出：
“天地以和，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
礼岂不至矣哉！
”在《乐记》中他强调“恭敬，礼也；
调和，乐也。
”将礼乐视为天地之和的显现。
而乐当中包括着诗歌、音乐、舞蹈的内容。
《尚书•尧典》：
“帝曰：
‘夔！
命女典乐，……’”《礼记•乐记》：
“乐者，德之华也。
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诗，言其志也。
歌，咏其声也。
舞，动其容也。
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
”可见，上古诗乐舞总属于乐的范畴，并总是依从礼的各种适应范围去展开活动的。
儒家经典是礼乐文明的载体。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这当中，典籍也是礼乐文明。
钱穆指出：
“《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
不曰《诗》《书》，即曰‘礼乐’。
《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
《书》即礼也，《诗》即乐也。
”（《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孔子对《诗经》的处理方式亦合礼乐之道。
到春秋战国时代，诗歌已经从音乐、舞蹈中分离出来。
不过孔子在整理《诗经》时，还是努力去合雅颂之音。
《史记•孔子世家》如是赞颂：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显然，孔子非常重视《诗经》与礼乐体制上相合。
“文”的观念表明先秦从礼乐修养角度认识文学活动。
《论语•学而》云：
“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又云：
“子贡问曰：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可见，古时的“文”涉及到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且“文”首先是一个立身行事的概念。
司马光在《答孔司户文仲书》中说：
“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
”先秦之“文”是从人文的大范围去看待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现象的。
这也表明，文学活动与礼乐关系密切。
2、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萌芽阶段。
这一时段有关文学的批评意见散见于一些学术著作，还没有专论文学的成篇文字。
两汉时代则有所发展，除了散见的片段，还出现了专篇的论文，如《毛诗序》、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
先秦处于文化发展的早期，这时，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各个不同部门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
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还没有明确的、科学的文学观念。
不过已有文学思想的萌芽：
周代的文化学术有很高的发展。
孔子编定的六经，绝大部分产生于周代。
从西周到东周春秋时代，人们对于诗歌形成一些看法：
作诗可以表达自己的哀乐之情；
表达对别人或事物的颂美与讽刺；
通过采诗观诗，可以了解人们的思想感情、考察民情风俗。
这类认识，后来发展为完整的“言志”、“美刺”、“观风”的诗歌理论。
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逐步解体，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
这样一阶段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他们因身份的差异，提出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些主张当中许多是关于文学的，对后世的文学观念影响深远。
3、一些名词概念
A、“文学”
今天我们说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而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以美感的作品；
还用“文学”指称一个学科；
在文学批评界，文学性受到极大的关注，在这些理论家看来，文学性是指那些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东西。
比如，纯文学观念就比较强调文学性的存在。
但在先秦两汉，“文学”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
《论语•先进》说“文学：
子游、子夏”。
《论语》把文学归结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
这当中，子游、子夏在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为出色。
《荀子•大略》：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
《诗》曰：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谓学问也。
……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这表明“文学”指从事学问，提高文化修养。
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还用“文学”指儒学。
《史记•孝武本纪》：
“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
”
由此可见，那个时期的“文学”具有较广泛的文化含义。
即便是“诗”，在那个时代也是从文化的角度予以认识的，比如说“诗以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都没有寻求诗的审美属性，而是考察其一般的文化内涵。
顺便说一下，在西方18世纪以前，“文学”也在广义的文化含义上使用。
古希腊时代尚无一般文学概念，只有特定的史诗、颂诗、悲剧等概念。
在英语世界，文学（literature）到14世纪才从拉丁文转化过来。
B、“文章”与文学
“文章”一语先秦就有，但只是指文采彰明之意。
汉代在沿用此意基础上，还用来指写作。
有时说成“文辞”。
《汉书•地理志》：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
……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文章指写作，虽与文学有关，但不能等同于今日之文学。
当时的“文章”包含面甚广。
《汉书•扬雄传》云：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
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
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
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
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
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可见，“经”、“传”、“箴”、“赋”之类，均属于“文章”范畴。
第二讲孔子的文论思想
授课提纲
1、《论语》中的一些文学言论
2、主要文论观念
一、孔子与《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
他是儒家的创始人，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为深远。
《论语》是用语录体写的最早的一部儒家经典。
书中记录孔子和他周围人物的言论和行动。
撰写者不止一人，成书可能在曾参逝世的公元前436以后。
也就是说，在孔子去世后四五十年才有了《论语》的成书。
二、《论语》相关文学言论的解说。
参见《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
三、主要文论观念
（一）“诗教”与“诗乐功能”理论
1、孔门“诗教”的历史内容
从“乐教”到“诗教”，从作诗、采诗时代到编诗、用诗时代
孔子开创私家讲学，以“六艺”为教。
六艺又分“小六艺”、“大六艺”。
前者指“礼、乐、射、御、书、数”，后者即为“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诗》作为“六经”之一，在“六经”中与《乐》并称。
《诗》三百篇是孔子编定的。
其中所收作品虽然难说与《周礼•大司乐》所列的“六代”之“乐”完全无关，但主要则来自“采诗”。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采诗”之制，虽然已成过去，但却散乱地留下了大量配乐演唱的诗章。
孔子将其搜集、整理，以“乐”分类，编得国风、雅、颂，三百余篇，作为“六艺”之教的教材之一。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删诗”。
“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诗三百》所收的诗都是“声诗”。
《论语》中说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应该是指这件事。
因为这些“声诗”是诗、乐一体的，以“乐”分类，编成《诗三百》，不同乐歌的使用规制，重新得以规范，就是“雅、颂各得其所”了，可以说“编诗（删诗”）也就是“正乐”。
孔门以《诗》为教，是为“诗教”。
礼崩乐坏，“诗教”始出。
在诸侯间“聘问歌咏”，“赋诗言志”之风的推激下，诗教就成了孔门进行综合性素质教育的重要科目。
于是，继“作诗、采诗时代”之后，就有了“编诗、用诗时代”。
2、孔子的“诗乐功能”理论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对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看法。
由于《诗》是“声诗”，“乐”在其中，所以我们把孔子的有关看法，称之为“诗乐功能理论”：
（1）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
“兴、观、群、怨”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影响（解说见教材上卷16页）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
……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
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
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以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
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
然因此而诗，则又往往缘景缘事，缘已往，缘未来，终年苦吟而不能自道。
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2）人格塑造，提升生命境界的“成人”之学
《论语•学而》：
“巧言令色，鲜矣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阳货》：
“子谓伯鱼曰：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
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
《论语•为政》：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论语•八佾》：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3）政治、外交的素质、技能培养
《论语•子路》：
“诵《诗三百》授指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4）审美教育的基本教材
《论语•泰伯》：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5）个人体悟、发现、引申、双向互动的诗教方法（解说见教材15页）
子贡曰：
“贫而无谄，……”
（6）论诗乐重视中和之美，甚至体现出复古守旧倾向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卫灵公》：
“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
”这是孔子哲学观念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这直接导致后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
保守的方面，对《韶》、《武》推崇备至。
《论语•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
子曰：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lu），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
（二）论言辞的重要性
第三讲孟、荀的文论思想
授课提纲：
A、孟子其人及著述中的文学言论
B、“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与“知言养气”说
C、荀子其人及著述中的文学言论
D、荀子论“言”、“名”、“乐”
一、孟子其人及著述
1、孟子其人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战国时邹人。
相传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
后招收门徒，游历齐、鲁、滕、梁等国，终不见用，退而著书。
孟子主张性善论，以为人性本来具有“仁”、“义”、“智”的道德禀赋。
其政治学说强调王道与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具有民本主义观念。
他与子思的学说合称思孟学派，对宋代理学产生深刻影响。
《孟子》主要由孟子著述，并有弟子参与其事。
2、《孟子》中的文学言论（参见《历代文论选》p9）
二“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与“知言养气”说
1、以意逆志
孟子的“以意逆志”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提出了“以意逆志”说。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2、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孟子将这一批评方法来讨论诗《小pan》、《凯风》。
这两首诗都是因尊亲有过错而作。
高子斥《小pan》为小人之作，是不知因长辈过错大而生怨，恰是亲亲。
公孙丑将两者相提并论，是不知过错之大小。
显然，孟子是结合作者的遭际、境遇，以及作品时代背景来理解与解读作品的
“知人论世”说"
以意逆志"
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若按新批评的讲法，就是意图谬间与感受谬见。
卫姆塞特与比尔兹利合作发表有《意图谬见》（1946）与《感受谬见》（1948）两文。
所谓“意图谬见”（intentionalfallacy）直指将诗与其产生过程混淆、以作者意图为依据来评价作品的“意图论”，这种错误，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出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
所谓“感受谬见”（affectivefallacy）的靶标则是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以读者感受为依据批评作品的“感受论”。
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
显然，各种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
3、知言养气
这是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来的，篇中说：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
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
三、荀子其人及著述
1、荀子其人
荀况，字卿，赵国人，生卒年不详。
生活年代后于孟子，是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2、《荀子》中的文学言论
《荀子》一书中直接谈到文学的内容不多。
在《劝学》、《非相》、《非十二子》、《儒效》、《正论》、《乐论》、《正名》等篇中均有一些片段。
四、荀子论“言”、“名”、“乐”
1、荀子论“言”
（1）荀子论“言”，有如下几个主要论点：
A、特别强调道，认为“辩也者，心之象道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道也者，治之经理也。
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
”（《正名》）
（解说：
辨说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心意符合于道，解说符合于心意，命题符合辨说的要求，运用正确的名称而合乎共同的约定，这样就可以切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达到相互的了解，辨说足以明是非同异而没有过错，推论各种事物的类别而不违背正道）
这是一种文以明道的主张。
道的实际内容就是所谓的礼义。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姦言。
”（《非相》）凡言论合乎道的就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B、由道对“言”进行分类。
据此分为圣人之言、君子之言、小人之言。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
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
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
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
夫是之谓奸人之雄。
解说：
说出来就很恰当，辨说很有条理，情况随时改变，但能应变不穷。
斯须句，说的话不多，但能使人明白，说话有条理而且符合事实。
知识渊博，说话干脆而正确。
听其言句，说话夸夸其谈而没有要领，任用这样的人，…对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
但说起话来很动听，言谈或多或少很适当，自以为了不得，高傲。
这是就是奸人中最突出的。
圣人之言最为完美。
“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
”（明白其道而幽隐其身）“如珪如璋，令闻令望”。
而“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
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
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
苟之，奸也。
”（浅显但是精确，平易近人但合乎条理规律，貌似不齐但终归于齐一。
当，运用。
志义，思想。
足以沟通而已矣。
）
C、“言”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不同的言对政治其不同的作用。
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圣人：
君子“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
小人：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
（2）荀子对于“言”的论述其实就是对于文学的看法。
“明道”是荀子文学观的核心。
而关于圣人之言的理论，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征圣”的主张。
荀子本人是儒学经典的主要传授者，据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考据，《易》、《诗》、《礼》、《春秋》都是荀子所传。
在我们提及的《正名》篇中，荀子引用了《诗》（见郭本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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