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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后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达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一亿贯，甚至一亿二千万贯。
由于宋明两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货币进行比较，尤其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白银的购买力自明中叶以后急剧下降，因此必须用购买力平价比较宋明两代的政府财政收入，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这两个朝代货币购买力的最好的标准。
宋代的一石米价格在400钱至1贯（1000钱）之间，取较高的米价一石一贯计，明代中后期的米价以较低的一石一两白银计，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财政年收入最大值两千万两白银折合约三千万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财政收入是一亿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
如果用明代中央财政收入较高的万历年间常额的五百二十万两计，那宋代则是明代的10倍以上。
为何这两个相距并不遥远的朝代中央财政收入会相差如此之大？
明代的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明末的“三饷”加派已经突破了农民的承受极限，农业完全破产，但即使这样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也只不过搜刮了区区二千万余两白银。
因此，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
据统计，宋熙宁十年（1077年），在中央财政收入中，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15%.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宋代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宋明两朝财政收入如此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明代实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后的经济政策和建国思想，相比较宋代而言，明代在经济体制上是一个大倒退。
第二种观点：
明代对商业有更好的保护，经济发展在宋代之上
看见许多人还在混淆视听，把宋代税收高当成是宋代比明代富裕的证据
但实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不是国家队经济控制力度越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而是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内恰好成反比的
有些人所谓宋朝如何比明代富裕，不过是混淆了政负对经济管制盘剥力和民间经济发展程度
要说民间私人经济的发展，明代的束缚和管制远比宋代要小，税收负担更是轻到不成比例的程度
宋朝和明朝的区别在于，宋朝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远比明朝严厉的得多，宋朝征收赋税的剥削程度也比明朝大得多
论政负财政收入，宋朝确实比明朝多
如果要论民间的富裕程度，要从类似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衡量，宋朝能达到明朝的一半就不错了
明朝在洪武永历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就很高了，到万历时期就更不必说了
一般人所谓宋富，无非是不动脑筋的直接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政负财政税收挂钩，却不知道，在不同发展时代，政负对经济控制力度根本不一样，野蛮人的政权基本上全部经济能力都能转化为军力，转化为政权调动的资源
如果是战国，秦汉时期，那政负对民间经济控制力度也要大多了，所以战国人口数量这么少，却动辄五六十万军队作战，而且是连年作战
而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化以前，中国的情况就是越是往后发展，经济越是发达，私人经济力量越大，政负的官有经济就越是萎缩，对私人经济的管制能力也越低
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
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这里引用一篇论文中的相关论述
“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
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
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
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
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
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
……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
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
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
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
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
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
，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
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
”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
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
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
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
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
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
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
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
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
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
（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
”
对这种论文中的观点自然不必全盘接受，这段话里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过于贬低丑化的嫌疑。
但是从这些论述中得出结论，宋代对私人经济的管制程度是远远高于明代的，这点则不成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
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就以瓷器而言，《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根据宋应星的记载介绍“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中，官窑仅有几十座。
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
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
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
在许涤新,吴承明编写的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
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
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
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
丝织业的情况也是相同采矿业的情况，吴承明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
……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
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
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
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
“宣德十年（1435）诏：
‘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
这种笼统的诏令，未必贯彻，但民营矿业的声势已大，可以想见”
另一则资料也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
着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
”[155]p11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
‘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
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
……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
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
至于铜和铅，“也属官矿，但很早就有民营。
民间开采须经官批准，缴纳一定实物，亦称矿课”。
有些人把开矿需要经官批准，并且征收旷课，当成是所谓封建政负对民营矿业的残酷压制剥削，唾沫横飞的大加批判，只是这些人也不想想看，难道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开矿是可以不经过国家批准的？
是不需要征收税收的？
这些人研究历史除了给古人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会干什么？
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即便是这样一种管理，很大程度上也名存实亡，徒有虚名。
不经官府批准，私自开矿就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过官府批准的，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基本上朝廷中央政负能够从开矿中获得的利益少之有少，大量的巨额收入都流到那些私营矿主的腰包里去。
看看如下记载就明白了，“铜的开采，后期转盛。
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
……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
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
到万历时，有人说：
‘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
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
’‘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
还有煤矿开采，“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
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
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
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
‘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
再有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
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政负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
……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负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
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
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中国古代朝代经济GDP排名
宋朝
唐朝
明朝
清朝
元朝
隋朝
汉朝
晋朝
秦朝
周朝
商朝
夏朝
元朝的经济数据很难统计，根据国外研究机构估计其GDP占世界的30%-35%左右。
宋朝人均GDP达2280美元，整个宋朝占世界的GDP的65%，北宋80%，南宋50%，是中国历史最富有的朝代。
明朝的万历时期占世界GDP的80%，整个明朝的GDP是45%，可是明朝末期发生灾荒和战争使其从80%迅速下滑至一半，在明朝中后期部分江南地区已经恢复至宋朝水平。
清朝（35%-10%）可以排到明朝（40%-45%）后面，可是其后期的经济大幅度衰退，侵略战争以及大量白银用于赔款并流向国外，所以造成整个国力迅速跌落，从康熙乾隆嘉庆的35%跌至10%。
北宋朝税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所以，1贯=5克。
现在1克黄金=19美元，按黄金折价，现在约值152亿美元。
当时的税率约为1/15，农民没有额外负担，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
司马光曾说：
“世风日下，贩夫走卒接着丝袜”。
由于其他赋税不多，那么GDP差不多是152×
15=2280亿美元。
当时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亿，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
其实，换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应该比2280美元高得多！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万~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为国家每年带来大概1000万两左右的财政收入。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万~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倍~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那么，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应当说，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
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
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
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告诉现在的中国人：
一千年前中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
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
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
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
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
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
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
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
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
“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
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
”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
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如果有中国人环游了世界，今天有谁知道呢？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感念？
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GeMing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
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
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
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
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
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
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
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
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
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代。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
“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
“这怎么可能？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作为一个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你，知道吗……
3000－1122：
贝壳从装饰品发慌成支付手段。
1500－1122：
开始铸造铜贝。
1154－1122：
传说殷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
1122：
传说周武王克商，散鹿台之钱。
800－700：
早期空首布产生。
700－600（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这是西方铸币之始。
）
613－591：
传说楚庄王改小钱为大钱，孙叔 谏止。
524：
传说周景王铸大钱。
521：
（波斯金银币。
480：
战国开始。
403：
晋分裂为韩、赵、魏三国。
386：
田和称齐公，齐造邦刀或铸於此时。
361：
魏迁都大梁，当币的铸造当在此以后。
336：
秦惠文王行钱。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铸金币。
290－200：
（罗马铸重阿斯铜币。
284－279：
燕军攻占齐国七十余城，齐明刀应铸于此时。
278：
楚迁都陈。
248：
（安息铸银铜币。
241－223：
楚迁都寿春，铸 等金币。
221：
秦始皇统一全国币制，推行半两，黄金以镒为单位。
204：
西汉政权建立，半两开始减重，黄金以斤为单位。
许民铸钱。
190：
（罗马铸德纳留斯银币。
186：
半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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