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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的辉煌可以证明，国学之修为有利于促进我们对于西学各学科的学习、理解和创新，有助于将西学的精华中国化。
2.国学断层的后果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旧学退出国家体制之后，语文教育的普遍水平上去了，但高端水平却下来了。
“当年颇似寻常人”的王国维、胡适之等辈，已成了“此人只应天上有”。
以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例，没有了四书五经的新小学，我们学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小猫叫、小狗跳”、“老师早、小朋友早”之类的参杂政治标语的儿歌式语文，写作文总也离不开“小华、小明和小红”三位小朋友；
到了13岁升上初中了，除了认识两千多个中国字以外，心灵当中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一无所有，人生中记诵的黄金时期被白白浪费掉了。
而从儿童认知的角度讲，教浅显的童谣跟教《道德经》没什么区别，儿童对二者都不懂，但是都能非常准确地背诵下来，且终身难忘；
比如英国的小孩能本能地从生活环境里习得英语，我们能习得本地方言，终生难改，“乡音无改鬓毛衰”写实地证明了儿童对于语言的学习能力。
背诵“小猫叫、小狗跳”或是记诵《道德经》之类的典籍，哪一种对今后的人生更有促进作用，想必大家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谈及教育，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少年犯罪问题，当然少年犯罪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从教育角度来看，孔子曾经说过：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在广州市中院实习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些刑案卷宗，发现少年犯罪集中在强奸、组织卖淫、盗窃和故意杀人这几个方面，然后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些少年犯大多数只是接受了初中以下的教育，说明了教育程度越高，暴力犯罪的比例相对越低。
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来说，法律固然重要，而学校和家庭教育才是主要阵地。
但是回到我们的中小学去看一看，课堂里高扬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共产主义信念”的空洞论调，对于学生们将来该如何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选择未来的职业，教材上没有，老师基本也不讲。
在这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被教导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座的同门哪位可以告诉我，你心目中“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什么？
而中国的旧式教育，以“教化至上”为方针，无论官学、私学，无不奉为圭臬。
以蒙学为例，《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沫，因其学官身份和推行教化的职责，在编选的时候，严格地秉承了《诗三百》的传统，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要旨，绝不收录怨怼愤激、不轨于中庸之道的诗作，更不用说离经叛道的诗词了；
《弟子规》阐发了《论语;
学而篇》“泛爱众，而亲仁”的理念，倡导“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不失为培养青少年团结友爱、平等待人精神的良好素材。
记得几年前发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在动物园用硫酸泼狗熊的事件，已经揭示了仅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体的教育模式的弊端。
我想，如果能在中小学空泛乏味、说教气息浓厚的政治课中加入一些国学元素，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减少其他破坏性行为的发生吧。
再从古今官员的修为水准来看，古代的官员要求科举出身，必须熟读诗书，“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姑且不论他们是否都忠君爱民，但有一点，他们的人文修养是极高的。
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在一帮官员举行的沙龙里写出来的，官员们摆酒聚宴，行酒令都要求吟诗作赋，再看看现在的干部，有几个有这样的才情，从网络上得来的信息是，官场上、酒场上充斥的是性话题、黄段子，粗鄙无比。
本人因工作关系，“有幸”带过一个领导团，部分地方小领导，言语做派颟顸，不尊重服务人员，出国行为不检点，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要不然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怎么会联合发布《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呢？
当年的礼仪之邦斯文丧尽，难怪大陆中国人一出国门就感叹被发达国家的官民歧视。
3、方法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六经本身就是表达优美、叙事宏大的经典，所谓“大文皆自六经来”，台湾的王财贵教授说，如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长期耳濡目染，可以涵养性情，开阔胸襟；
格局一开，行事作文自然可以纵横捭阖，收放自如；
因此要准确地背诵典籍，以备随时之需。
传统中国学术又有“通一经而通群经”之说，因为古代作者大多喜好引经据典，所以阅读书本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一句话或者同一个典故，会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比如《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被引用的次数是最多的，所以最好能把《论语》（总计160005个字，用字1350个）完整地背下来，因为道虽然可以顿悟，但是法必须慢修。
学习国学，需要我们长期阅读，甚至记诵，然后细细揣摩，以致躬行。
历史上对《论语》做注的人很多，有些与注者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相契合，因此能作为中国古代某一个时期的指导思想。
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后，后人不应该再像明儒那样泥古，死守朱熹的注解不思进取，这样的话，必将重蹈明朝的覆辙。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我党八十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教条主义给我党的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危害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相比之下，在西方，当教会曲解《圣经》，把经典作为敛财的手段的时候，马丁.路德重新解释了《圣经》，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给基督教赋予了新的精神，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
今日西风压倒东风，原因之一就在于西人对学术进行了创新而明代理学家却抱残守阙，固步自封，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使得原本生动活泼的中国文化开始沉淀，不再流动，形成厚黑的文化酱缸，贻害后世。
4、现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由于没有根基，所以我决定从源头上补起。
先从蒙学入手，读《弟子规》、《三字经》、《小学集注》、《龙文鞭影》、《孝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千字文》、《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再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读《史记》、《古文观止》及其他相关古籍。
后来读到梁启超先生在1923年写的一篇《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及其读法》，他推荐了25部书，兹列举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由此看来，离梁先生之最低限度要求，还差得太远。
四、学习国学的几点体会
1．先安身而后立命
“安身立命”语出宋朝的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
“僧问：
‘学人不据地时如何？
’师云：
‘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根据《汉典》的解释，安身是指在某处安下身来；
立命是指精神有所寄托。
人们常说，要培养自己的实力，才不怕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
在个人如何在 社会上安身这一个问题上，孔子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
《论语;
里仁》载，“子曰：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安身之后，才可以谈立命了——精神寄托，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
对于何为立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
《左传》有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我认为，立命的最高层次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
我们来看看圣贤是如何立命的。
孔子为中国人立德——为万世师表；
孔子的言论，“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为中国人立言。
苏格拉底，为城邦法律的权威慷慨赴死，为西人立德——尊重法律；
其弟子柏拉图、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等著作记述了他的言行，为西人立言。
二圣均述而不著，都完成了立德和立言两件不朽的事情，真可谓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那么有没有“三立”不朽的人物呢？
曾国藩应该算是。
他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受到政治立场彼此严重对立的毛泽东、蒋介石的共同推崇，深刻地说明了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终极价值取向。
我们的父辈也许是因为觉得“三立”的标准太高了，所以给我们换成了“三入”，所谓“人生三大事——入队、入团，入党：
入队，儿时的光荣；
入团，少年时的梦想；
入党，一生的追求。
”当然二者意境的轩轾高下就不言自明了。
2．书山有路古人辟
《弟子规》：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
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
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
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
学而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过去我们的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学习了然后再经常复习，就会感觉到很快乐”，少时我也很想能享受到这样的快乐，可惜这样的体验很少，尤其是在学习那些自己不喜欢的科目的时候。
所以觉得孔子是在乱讲话，其实不然，孔子没错，是解释他的人错了。
台湾国学大师南怀瑾对于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
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
……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
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
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子夏曰：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为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就是学问。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
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
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
……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
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
”——南怀瑾《论语别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古语云：
“三岁定终生”，若是从小就先入为主地被教导以正确的读书方法，虽不敢说希贤希圣，至少可以少走很多探索学习方法的弯路。
3．当中文遇见英文
严复先生提出了翻译的三字真经，“信、达、雅”。
可是自己做翻译的时候，只能勉强达到“信”的程度，很难上升到“达”的境界，遑论“雅”了，而翻译大家们虽不一定都学贯中西，但中文的功底都非常扎实。
譬如，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UncleTom’sCabin，现代译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初看书名，还以为是童话；
而林纾的译名为《黑奴吁天录》，书名传神地揭示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描写黑奴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让人印象深刻。
再比如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的《论读书》，语言精炼优美传神，堪称精品，试举一段重温一下:
Historiesmakemenwise;
poets,witty;
themathematics,subtle;
naturalphilosophy,deep,moral,grave;
logicandrhetoric,abletocontend.Abeuntstudiainmores.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辨：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
林纾十一岁开始学习古文辞，后读杜诗、欧文，皆精熟于心，涵养颇高。
后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举人，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王佐良于1916年出生，属于民国时代培养的知识分子。
于旧学，有家学渊源，童子功扎实；
于新学，负笈海外，视野开阔，新旧学皆有所成，学贯中西。
对比而言，现在全民学外语，学子们个个过四六级，翻译外文书的人也很多，可是精品甚少，正如江平老师在《外国法律文库序》中批评那样，“个别译本的译者中外文修养不够，率尔操觚，致使误译多有，贻患学林。
”所以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做一个好的翻译，首先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
4．文白之争为哪般
关于文白之争，五四前后新旧两派打了场笔墨官司，最后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我把这场斗争理解为旧瓶能否装新酒的问题。
其间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
一次他在讲课中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文言文的高明，顺便恶心一下胡适。
他说：
“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
他的家人电报必云：
你的太太死了!
赶快回来呀!
’长达l1个字。
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个字即可，仅电报费就省三分之二。
”
而胡适有一次在讲课时对白话文大加赞扬，有些醉心于文言文的同学听不入耳，产生了抵触情绪。
一位魏姓同学站起来抗议道：
“胡先生，难道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
”胡适微笑着说：
“没有的。
”魏同学反驳道：
“肯定有的!
比如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温和地解释说：
“不一定吧!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同学根据我这一意愿。
用文言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竞是用白话省字，还是用文言省字?
”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地提笔写起来。
十五分钟后。
胡适让同学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
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内容为：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十二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
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
“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
“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他认为，语言的精练与否。
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
毛泽东读书破万卷，其文雄，改天换地；
其诗词豪，惊天地、泣鬼神,比如他的《贺新郎;
读史》。
可是他却不主张年轻人学习旧体诗，原因是他认为旧体诗会束缚思想。
某不才，窃以为精致的表达形式也是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而深遂之思想若无精炼语言来承载亦难以推广传承，白话文贵在浅显易懂，但古籍经典形式之精美与语言之精炼，恰恰是白话文所缺乏的，正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二者有取长补短之功效，不宜偏废。
5．建设法治真需要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向来看，历史具有当下性；
逆向来看，现实又具有历史性。
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去看历史的，同时现实又是渊源于历史。
学点旧学，有助于理解我国数千年来的礼教民情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影响。
譬如清末民初的民事立法，历经二十年，晚清和北洋政府搞出了一个《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作为民国民法典立法的重要基础。
而这个调查录出台，表明了当时的立法者态度的慎重。
我认为，这种慎重的态度与立法者自幼受到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旧学熏陶是分不开的，《西铭》中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包涵的平等精神和人文关怀，具备了这种涵养的立法者，其所立之法当为精良之法。
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以法律移植为主，以习惯法的承认为辅；
自上而下立法多，自我内生立法少。
水土不服和缺乏土壤环境的法律总不那么尽善尽美，因此在社会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家法跟民间习俗、习惯法的冲突，比如珠三角地区的“外嫁女”问题，农村地区女儿的继承权问题，某地因强力推行火葬令而带来的刑事犯罪问题等等，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法的尊严和效力，不利于法治观念的确立和法律制度的建设。
此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诉讼量爆炸式增长，法院工作压力大。
我想，如果能将国学中诚信、敦睦、孝敬、和谐等精神因子内化到社会成员中，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降低社会内耗的成本，促进社会稳定，进而推动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降低交易成本。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这样描述，在一个民风纯良，道德良好的熟人群体、乡土社会，其社会秩序少有法律制度干涉，但秩序井然有序，盗贼土匪少有。
而在一个虽然法制健全，但社会道德风气不好的地区，比如美国大城市的某些街区，犯罪率却很高。
通过二者的对比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完备的正式制度（主要由法律和政策构建），还需要非正式制度（主要由道德、习俗、习惯等组成）的配套，二者要相得益彰，不无扞格，否则和谐社会永远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这样看来，要办好中国的事情，一个合格的法律人不应该只是一个狭隘的法律匠，法律人应该学点旧学，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本土的民情，也有利于从立法和执法等方面去化解中国法制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从而更好地建设法治国家。
6.偶为雕虫聊自娱
认真对比学习了古代和现代的法律文书后，略有所得，所以写了篇古代讼词以自娱，这里不揣浅陋，拿出来与大家“拙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许仙诉张德安状
题解：
医蠹张德安为驱许仙，设连环毒计，先鸩杀老乞婆祖孙，后诬陷许仙误诊病人，致死人命。
为锱铢计，视人命为草芥，恶势滔天，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某代许大夫拟一讼词，云：
诉投毒杀人，嫁祸贤良事。
夫医者，悬壶济世，当仰体天帝好生之心，修证菩提普救之念，俾闾阎昌炽，比户安和。
今有杏林败类张德安，虎而冠者，虽忝列苏州三皇祖师会，然心如魍魉，妒小民略有薄名，登门求诊者络绎不绝，欲除之而后快。
遂计将毒药杀人，谋害性命，且不畏国法，操弄讼事，嫁祸小民。
于肉包之内掺天下奇毒鹤顶红，诱无辜乞丐祖孙二人食之，俟街坊急送老乞婆祖孙入保安堂医救之机，持捏写之蛇足状词，肆虿尾螫毒，平白诬人，悬空加害。
引衙门役吏拥入保安堂，意欲陷小民于误诊病人、谋害性命之罪，以逞其图。
小民许仙，钱塘人氏，幼失怙恃，因丧考妣之痛，弃儒学医，惟耽嗜典籍，砥砺摩挲，钻研本草经有年，先后于庆余堂、济人堂学艺，得名师指点，贤妻辅佐，开保安堂于苏州，以济人活命为业。
因对踵门求诊者，均能对症下药；
患疑难杂症者，其可为者，必倾力以活之，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
且常义诊鳏寡孤独、穷困废疾者，活人无数。
苏州知府家妇孕将产，三日而子不下，百术而无所效。
后遣衙役诣堂传草民前往接生，小民敢不从命，令婢女小青同携本家秘方所造催胎丸，夫人服下后即顺产孪生龙凤。
蒙府台大人错爱，遣金送匾，小民不过尽医家本份，无有寸功，愧不敢当。
岂知知府大人一番厚意，竟引来枭侪张德安之流嫉妒之心，其不以拯救苍生为念，反投毒害命以陷贤良于缧绁之中。
若非贤妻白氏素贞回天有术，老乞婆祖孙赍恨九泉，其能明目乎？
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岂可无法无天？
若不法办，纵虎归山，必荼毒乡闾，贻害人间。
民等凭空遭此无妄之灾，特泣血沥词请求追凶，伏望宪台依律提讯，尽法严惩，扫尽碍途荆棘，驱除当道豺狼，上伸国法，下顺民情。
瑾禀。
7．误读经典几时休
中华文化的经典要义，与西方经典有点不一样，就是由于古代汉语的精炼与简洁，以及蕴义丰富，尤其容易被曲解、被篡改、被各取所需。
而西方哲人大多长篇大论，探究一个思想就像论证一道数学题，逻辑推理、思维严密，其思想观点不容易被肢解。
而国人对古代经籍存在不少曲解和误读，甚至断章取义的现象。
孔子是“以德报怨“的乡愿吗？
有人认为孔子是“以德报怨“的乡愿。
这个问题源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宣布“以德报怨”，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的历史事实。
“以德报怨”的确出自《论语》，而没有读过原典的国人就以为孔子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乡愿。
宪问》的原文却是，“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是圣人，是道德的楷模，但是与某些误解相反，儒家的道德不仅有文质彬彬的“温、良、恭、俭、让”，《孟子;
公孙丑上》中还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干云。
“学而优则仕，”可以为“学者官员化，官员学者化”背书吗？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后人认为孔子提倡的是读好书去做官，官做大了又去兼做个大学者；
而《论语;
子张》的原文是，“子夏曰：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对此，朱子的注解是：
优，有余力也。
仕与学，理同而事异。
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
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
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
孔子认为，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能力，可以去为国家做事情；
而做了官以后，有余力也不忘记学习，与今日“终身教育”的观念是相契合的。
由此，“学而优”不是学习超出了其他人，而是“有余力，有能力”的意思。
很可惜，现在这句话可能又被当下脚跨官、学两界的精英拿去做注脚了。
我认为，当下出现的学者官员化、官员学者化对于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对学者而言，在今天学科高度纵深发展的情况下，一个人很难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都做出杰出的成绩，所谓“学问尚精专，研摩贵纯一”是也，要做一流的学者，就很难在管理岗位上做出同样一流的贡献；
而在社会事务日益繁杂的情况下，要做个真正有水平的领导，就很难抽出时间在学术领域进行真正的创新或创造，要知道，在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相对简单的古代，陆游都认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何况在今天这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一位学者倾一生之力，都不一定能在科学大树某个细小的枝叶上有所建树，更何况一个本应当日里万机的官员。
8．中国式文化生存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提升文化生活的品质就提上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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