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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科斯为代表的自由市场途径。
科斯认为，重要的是明确产权而不管权利是属于谁。
只要产权关系明确地予以界定,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可能发生背离，而一定会相等。
虽然权利界定影响到财富的分配，但如果交易费用足够小，就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的买卖,来实现资源的配置。
4）众所周知，政府广泛地执行政治、社会和经济职能。
而财政部门首先是直接执行政府的经济职能，并通过执行经济职能来保证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实施。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提出一种新型的政府-市场观：
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政府和市场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和政府规模相联系，政府规模一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综合性指标来表示。
政府干预经济手段包括：
立法和行政手段、组织公共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财政手段。
5）应当指出的是，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并非总是有效的，市场机制存在失灵问题，政府机制同样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
政府干预失效的原因和表现包括：
政府决策失误、寻租行为、政府提供的信息不及时甚至失真、政府职能“越位”或者“缺位”等。
财政学专家罗森（2002）甚至这样讽刺道：
“把钱和权都交给政府，就如同把威士忌酒和车钥匙都交给小孩子一样”。
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的低效率运作屡见不鲜。
迫使经济学家反思：
尽管市场机制有时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说明政府就会做得更好。
为检验判断此观点，需要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对财政决策机制进行考察。
6）人类社会社会需要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根据需求主体和供给渠道的不同，可以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大类：
有市场供给用来满足个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私人物品，有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公共部门提供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公共物品。
7）
【公共物品】：
所谓公共品，意指一个人对某些物品或劳务的消费并未减少其他人同样消费或享受利益，如国防、路灯、无线电广播等等。
公共品的特征表现为:
①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②消费的非竞争性（边际成本为零）；
③受益的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意味着某个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别的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非排他性是指，对一种物品未付费的各个人不可能被阻止享受该物品的好处。
深入分析下,非排他性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
①是搭便车问题，免费享受公共物品而不付费，致使供给方在市场条件下，无从获得其优化配置生产的收益指标；
市场无法达到有效配置水平的机制。
②是偏好显示的不真实，消费者不愿意真实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主观需求状态，致使公共品生产者的需求曲线无法确定。
参考附图。
8）公共需要（PublicWants）是和私人需要相对应的：
市场和政府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但他们的目的却相同，即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目标。
因此，公共需要和公共物品共同构成财政学的两个基础性概念。
社会的公共需求是共同的，但又是历史的、特殊的，即具体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中。
9）
【“财政”的概念】，从经济学意义来理解，是一个经济范畴：
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财政的基本特征：
阶级性和公共性、强制性和非直接偿还性、收入和支出的对称性。
财政职能即政府的经济职能：
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
10）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特别是经历了30年代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以及“凯恩斯革命”，政府的经济活动大为扩展，过去的所谓“公共财政”越来越不能解释当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已经开始酝酿“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来代替财政学。
理论方面，20世纪初逐步形成的福利经济学和随后的凯恩斯主义，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直到1959年马斯格雷夫《财政学原理：
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公共经济概念；
关键不在于称谓的改变，而在于内容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充实和增添了以“公共物品”为基础的支出理论，并首次提出市场经济下财政“三大职能”：
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和发展。
财政职能是对财政工作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反过来又对财政工作起理论指导作用。
第二章政府支出的基本理论
1）个人需求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将同一市场的所有个人需求曲线水平相加得出。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有个人对公共物品愿意支付的价格等于每个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的总和，因此，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同一市场的所有个人需求曲线垂直相加求得。
但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立足于许多不可能存在的假设条件，因此没有实际应用意义，公共物品的市场均衡是个特殊问题，无法通过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决定，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理论，来寻求公共物品提供的特殊方式和配置效率
2）纯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
一般而言，纯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而不能由市场提供，这是由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运行机制的不同决定的。
市场买卖要求利益边界的精确性，而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不适于提供纯公共物品。
而政府的性质和运行机制则可以解决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所存在的难题；
譬如，表面上纯公共物品的免费享用，事实上以纳税为代价；
当然，相对于市场买卖中利益边界的精确性而言，纳税人负担与公共物品享用之间的关系缺乏精确的经济依据。
由此可见，市场适于提供私人物品，对提供纯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提供纯公共物品恰恰是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是政府的首要职责。
财政学关心的问题是：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市场提供私人物品之间恰当的组合，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花费的成本和代价，合理地确定公共物品的范围和财政支出的规模。
为此，需要规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决策程序，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减少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
3）混合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
混合物品的特征是兼备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性质，因此可以采取公共提供方式或市场提供方式，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方式。
混合物品有两种类型：
一类具有非竞争性但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如公园、路桥；
另一类具有外部效应，如教育、医疗。
对于具有高度的排他性的混合物品，可以采用公共提供方式，即政府征税、免费使用；
也可以采用市场提供方式，即收费弥补成本。
对于具有外部效应的第二类混合物品，其提供方式的确定，首先在于判断外部效应大小。
但实际上，各国政府为减轻政府负担，避免过度拥挤，资源浪费，往往采取混合提供方式：
政府授权、政府参股、政府补助。
对于混合物品的提供，政府应当关心的是：
合理制定收费标准，严加管理，避免利用垄断地位滥收费或任意提高收费标准，以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4）20世纪80年代后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研究和实践；
学术渊源：
科斯1974年《经济学中的灯塔》。
美国布坎南中心研究员，泰勒柯文认为：
人们之所以支持政府干预的最主要经济学依据，是市场不可能提供公共物品或无法解决外部性，于是公共保健、教育、道路等都被泛滥地贴上了公共物品的标签；
而实际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市场依然能提供各种方式解决公共物品问题，并举出了许多例证：
①企业通过开发某种技术，解决搭便车问题；
②公共物品可以在人们购买私人物品时由卖主“捆绑”提供；
③灯塔的服务转让给附近港口的所有者，不再是经典的公共物品案例；
④有些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可以通过明晰经济资源的产权关系的办法来解决。
考恩认为：
实际上，市场解决公共物品的不完善，必须和政府解决公共物品的不完善进行权衡。
譬如：
①官僚机构为消费者服务的激励作用很弱，且效率低下；
②政治家提供公共物品往往掺杂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
为了政绩或选票浪费公款比比皆是。
③如有可能，让私人来解决公共物品提供，通常要比由政府来解决更具有效率。
5）世界各国公共物品私人提供实践悄悄进行。
当经济学家对于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和政府提供的效率问题，争论不休时，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模式正在迅速扩展，譬如：
慈善事业、“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公共项目“BOT”方式，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进行城市垃圾处理等。
但在取得改革成果的同时，暴露出的尖锐社会矛盾，依然值得学者深思。
6）公共定价：
公共物品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化提供。
市场化提供自然不可能是无偿的，即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不是全部无偿的，提供公共物品如同私人物品交易一样，也存在一个出售（提供）价格或收费的问题。
政府相关部分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规制定提供公共物品的价格和收费标准，即公共物品价格和收费标准的确定，就是公共定价。
公共定价的对象自然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和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且包括私人提供的公共物品。
从定价政策来看，公共定价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纯公共定价，即政府直接制定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如能源、通信和交通等公用事业和煤、石油、原子能等基础产品行业）；
二是管制定价或价格管制，即政府规定涉及国计民生而又带有竞争性行业的价格（如金融、农业、高等教育和医药等行业）。
政府实施公共定价的目的和原则，不仅在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公共物品得到最有效的使用，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益，而且是保证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安定的重要措施。
不论是纯公共定价还是管制定价，都涉及两个方面，即定价水平和定价体系。
在管制行业，定价水平是依据正常成本加合理报酬得到的总成本计算。
定价体系是把费用结构和需求结构考虑进来的各种定价组合。
公共定价的一般方法包括：
平均成本定价法；
二部定价法；
负荷定价法。
自然垄断行业的公共定价中：
按边际成本定价时的产量>
按平均成本定价时的产量>
按利润最大化定价时的产量。
而价格情况刚好相反：
按边际成本定价时的价格<
按平均成本定价时的价格<
按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
若按边际成本定价，价格最低，而满足社会需要时产量最大，此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但却提供了较多的社会需要的基础性产品或服务。
亏损的弥补，部分可以通过财政渠道以补贴形式来进行，部分则可以通过自身的收费来弥补。
（图2-2）
7）财政支出效率由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组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私人物品满足个人需要，是通过价格机制经由民间部分的资源配置实现的，而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只能通过特定的预算安排或政治程序经由财政的资源配置来实现。
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首先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适度的问题，也就是政府的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资源的恰当组合问题。
政府通过提供公共物品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要把居民的消费需求集合为社会的（或政府的）需求。
也就是说，政府按照居民的意愿进行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率的。
这种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就是“公共选择”制度。
然而，现实的困难是，公众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公众的愿望并不总是一致的，每个人的选择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差异，因而体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决策机制，就称为问题的关键。
8）财政支出效益是财政支出效率的具体表现，即通常说的，财政支出的规模应当适当，结构应当合理，要完善支出制度并加强管理，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即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是财政支出管理的核心问题。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支出项目在性质上千差万别，同微观经济主体支出的效益存在重大差别：
①两者计算所费与所得的范围大相径庭；
②两者的选优标准不同。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是财政收支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就要求财政支出的安排和使用，必须效率优先，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厉行节约，提高效益。
9）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原因：
①效益或成本有很多是很难以市场价格或货币单位计量；
②效益或成本很难直接体现出来，有些效益是无形的，隐性的；
③效益或成本往往是长期性，甚至跨代；
④不同的支出项目有不同的短期、长期效益。
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实施评估时，应采用静态与动态分析结合；
单项和综合分析结合；
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又称成本-收入分析法，最早产生于美国《1936年防洪法案》，通过项目的收益和成本全部量化计算，将通常认为不可比转向可比，从而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量化”的评价结果。
最低成本法，又称最低费用选择法，不用货币单位计量备选项目的社会效益，只计算项目的有形成本，并以成本最低作为择优的标准；
最低成本法适用于评价成本易于计算而效益不易计量的支出项目，免于计算支出效益和无形成本的麻烦，操作程序简化。
10）“公共选择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得一个分支，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政府决策的方式和过程的理论。
由布坎南、阿罗等人创建的“公共选择学派”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政治市场”学说，即把政府的决策过程看成是类似于市场的由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
他们将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现代财政学，从而为分析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公共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决策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决定过程，其基本内容包括：
作为与个别私人选择相区别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是人们选择通过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与产量，是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或机制，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决策。
因此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决定过程，需要经过立宪、立法或议会、行政与司法三个阶段；
不同阶段公共选择内容体现不同的层次。
11）“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均衡、财政主体行为、政府财政决策程序、选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财政决策主体行为包括：
①选民的行为；
②利益集团的行为；
③政治家和政党的行为；
④官员的行为。
财政决策机制及其特点包括：
①偏好显示问题；
②偏好加总问题；
一致同意规则（林达尔均衡）；
简单多数票规则（投票悖论）；
阿罗不可能定理。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失灵”的原因：
①从财政决策形成过程来看；
②从财政决策的实施过程来看；
③利益集团；
④总结。
公共选择理论解决政府失灵的对策：
①引入竞争机制；
②改革公共决策机制；
③约束政府开支。
1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对私人部门来说，借助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机制是简单而有效的。
与市场机制相比，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存在很大的区别。
从供给方面看，私人产品的供给决策由厂商作出，而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则由政治家及其任命的官员作出。
从需求方面看，私人产品的需求决策可以看作是消费者以货币为选票进行“分散选择”的过程；
而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公共产品的需求决策则是投票者（纳税人）、特殊利益集团以政治选票进行“公共选择”的过程，即投票人（纳税人）依据一定的规则，共同确定集体行动方案的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一定规则下，如果全体成员就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及相应税收的分摊达成协议，就意味着达成“政治均衡”。
13）“公共选择理论”，财政决策主体行为包括：
①选民的行为。
投票者（纳税人）总是按规定的投票规则和程序，从备选方案中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满足且税收负担最小的方案。
投票者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既理性又无知”，理性是指他会对收益超过成本的方案投赞成票，否则反对或弃权；
无知是指他对备选方案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也缺乏收集信息的动力，因而主要依靠政治家和媒体免费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
其次现实情况还表明：
选民总数及候选人数越多，选民投票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越不重要；
哪个政治家当选对个人来说变得越不重要；
而选民自己充分了解有关信息的成本则会变得越高；
最终导致各地选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选民冷漠”现象。
②利益集团的行为。
少数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投票者会联合起来，从而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这不仅因为联合起来耗费较低，而且因为联合起来能左右公共决策，使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获得通过。
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与政治家、官员形成“铁三角”：
政治家批准某一方案，官员实施某一方案，特殊利益集团则从中获益。
③政治家和政党的行为。
遵循理性经济人假定，唐斯（1957）提出了理性政治人假说，即政治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其最大收益就是“当权执政”，因此，使自身获得最大的政治势力或政治收益构成政治家的目标函数。
史蒂文斯（1993）划分政治家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四种类型：
“仙女类型”、“半仙女类型”、“不确定世界模型”、“女巫模型”。
一般说来，政治家们对官员体系的控制能力随官员数目的增加而下降。
这意味着，官员们决不单纯是公共产品决策的执行者，他们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决策权，并且能够利用条件使公共决策符合自己的目标。
官员的效用函数中，几个基本变量包括：
薪水、公务津贴、公共声望、权力、庇护、变革的便利、管理机构的便利。
多数变量和机构总预算支出水平呈现单调正相关，立法者与执法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14）“公共选择理论”，财政决策机制及其特点：
与个人决定如何花钱不同，一个集体在决定如何花钱时，需要了解和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公共产品有什么样的评价？
第二，当不同成员对公共产品表露出不同的观点时，如何在这些观点之间进行权衡，以形成最后的决定？
前者称为偏好显示问题，后者称为偏好加总问题。
①偏好显示问题。
人们显示对私人产品的偏好办法很简单，只需要决定买还是不买即可。
而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的表达就没有这么有效的办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投票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但这一偏好显示机制，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所反映的信息是相当有限的。
②偏好加总问题。
财政决策需要顾及社会公众的个人偏好，但每个人的偏好和愿望可能不尽相同。
即使每个人都正确诚实地显示了自身的偏好，但仍涉及到偏好的加总问题。
偏好加总方法包括：
习俗、独裁、投票（一致同意原则、简单多数原则）。
15）“公共选择理论”，投票规则：
①一致同意规则及其困境。
如果存在一个每个人都同意的关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数量）和相应纳税份额的一致意见，此状态被称为“林达尔均衡”。
但是作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法，林达尔均衡的达成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
一、它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真实披露自己关于公共产品的偏好信息，而不存在隐瞒信息以逃脱相应税收的动机，但这一条件很难具备。
二、在涉及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要找到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纳税份额，可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尽管一致同意规则保证了大家达成协议的自愿性，但由于决策成本过高的原因，经常会造成无法作出决策的局面。
②简单多数票规则。
困境在于多数票决策规则也并非总是能够达成明确的结果，即没有一种提案能够赢得超过其他所有提案的多数票，投票均衡不存在，这一现象被称为“投票悖论”。
投票悖论的主要问题在于：
投票的最终结果与投票顺序有关；
与投票者的“多峰偏好”有关。
③阿罗不可能定理。
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靠两种社会选择方式来贯彻：
政治上的“投票机制”和经济决策上的“市场机制”，从尊重个人选择意志的角度看，社会的福利判断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个人价值判断的汇总。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投票选择过程受到多维复杂因素影响，“规则的缺陷”比纯理论上的单一维度更为严重。
阿罗将证明全体社会成员个人的价值判断并不总能推出合理的社会福利判断。
既满足一切民主要求又能排除循环投票困境的决策机制并不存在，政府决策偏差难以避免。
阿罗不可能定理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即不应当高估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的效率。
当人们面对“市场失灵”而转向政府及其财政制度时，对政府决策的“合意性”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16）“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失灵”的原因：
通过以上对政治过程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剖析了财政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机制。
从中不难发现，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对“完美政府”的预期是片面的，政府机制本身同样存在低效率现象，即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问题，尽管人们常常期望政府机制这只“看得见的手”，然而一个缺乏必要规范和制约的政府制度不仅难以使市场经济运做更好，反而经常使事情变得更糟。
①从财政决策形成过程来看。
社会公众对于公共品的偏好需要通过投票机制表达为公共决策；
或者通过投票选出代表，间接进行公共决策。
这将导致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选民参与投票所获得的收益经常不足以补偿因投票而耗费的成本，因此理性的选民可能作出放弃投票的选择放弃投票的抉择。
在此情况下，公共决策自然不足以反映全体成员对于公共品的真实偏好。
第二，即使全体成员都参与投票，除非议案采用一致同意规则，否则某些社会成员的偏好必定无法得到反映。
但采用一致同意规则经常面临成本过大的问题。
因此社会成员大多只能在“个人接受自愿强制”的条件下，退而求次，在多数票规则下进行公共选择。
但问题依然存在，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能够同时满足民主社会的各种可能的合理条件的公共选择机制是不存在的。
即除少数例外，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很难与公共利益完全一致。
第三，多数情况下，公共决策是由当选代表及其立法机关作出的。
而当选代表或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反映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偏好，但也可能只反映少数社会成员的偏好，甚至有些社会成员的偏好根本没有得到反映。
具体结果如何，取决于政治家的动机及其行为特征。
②从财政决策的实施过程来看。
即便政治家能够忠实履行其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的职责，要求行政机构执行他们所期望的公共产品的生产；
他们也仍然要受到现实的控制能力和领导能力的限制，从而使财政决策的效果难以让人满意。
此外，在理性人假定下，由于政治家的目标和执行官员的目标不一致，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容易形成“双边垄断格局”。
相对于立法机关而言，行政机关处于信息优势，其结果是财政预算规模倾向于过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则出现低效率。
③利益集团。
共同的利益促成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组织严密的小集团往往能够更好地影响政治决策，缺乏组织的社会大众则经常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力量上的差异和行为上的差异，他们的介入经常使公共决策倾向少数强势集团所预设的轨道。
此外，利益集团之间为谋求无处不在的“垄断租金”而从事寻租活动，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源浪费于寻求非直接生产活动的利润之中。
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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