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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材料
1关于举办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的通知(校发[2009]研字11号)
校长办公室(75)
2关于做好2009年研究生学术月活动的通知(研字[2009]36号)
研究生处(77)
3《西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摘录(校发[2008]研字13号)
研究生处(79)
4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日程安排表文学院(80)
5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优秀学术论文征文活动获奖同学名单
文学院(83)
6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照片文学院(84)
7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总结文学院(87)
8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同学证书
文学院(95)
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
“安史之乱”时杜甫曾在鄜州的三川、羌村避乱,但详细情况后世研究者均语焉不详。
对杜甫避乱鄜州的行踪进行详细考辨,可以得出杜甫避乱的时间、路线,可对杜甫在此期间所作的诗篇重新编年,也可对杜甫途径之华原、同家洼的位置、是否北上延州等相关问题进行澄清,可纠历代注杜家的疏误,于杜甫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杜甫;
鄜州;
避乱
StudyaboutDufuFleeingofFuzhou
Shihaijun
Abstract:
DufuhadevenbeenfledtoQiangcun,SanchuanofFuzhouareawhenAnlushanandShisimingrevoltedinTangDynasty,butsomedetailshadnotbeencomprehendbyinvestigator.Withthemeasureoftestifyingofliteratureandhistoryeachother,wecanfindthatDufufleetoJingbeiareawhentimeandwhereroute,correlationpoemshadbeencomposedbytimes,andclarifiedlocationofHuayuan,TongjiawaandifheevenarrivedtoYanZhou.
Keywords:
Dufu,Fuzhou,flee
关于杜甫鄜州(今陕西富县)避乱之具体情况,《旧唐书》本传并未言及,《新唐书》本传仅云: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
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
”寥寥数语,关于杜甫鄜州避乱之时间、路线及奔赴灵武之时间均语焉不详。
后人关于杜甫之注本、传记众多,对杜甫在陇东、蜀中之行迹研究备加详细,但有关鄜州避乱一事却颇多疏误。
本文拟对此问题略陈固陋,期收抛砖引玉之功,其中不妥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杜甫避乱三川的路线
关于杜甫在三川避乱之行踪,还要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入手进行分析。
《资治通鉴》载:
“(肃宗至德元载六月)(756年6月)辛卯(9日),(崔)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
”杜甫时在白水依舅崔氏,作有《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潼关失守,关中震动,附近郡守皆弃城而逃,杜甫也当于是日(6月9日)稍后携家小远赴鄜州。
杜甫作于次年的《彭衙行》云: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艰险。
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说明在晚上也要忙着赶路,可见当时仓促而行的情状。
但杜甫北行路线却颇有疑问。
黄鹤注曰:
“公自白水西北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坊,复自坊北至鄜乎。
”此说当依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开首两句即云: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
”《杜诗详注》注《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北上唯土山”引《元和郡县图志》云:
“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
”②所说更是牵强附会。
后人注杜也多有所从,如朱鹤龄、宋开玉就从此说。
但白水在华原(今陕西耀县)之东北,杜甫于避乱之中自不可能返向东南行,舍近求远而于叛军更近。
事实上,从白水至鄜州就有直达的道路。
《读史方舆纪要》载,白水县秦山,“县西北五十里,连亘绵远,道通鄜、延、环、庆。
其断处为暗门,最险隘。
”李辅斌《唐代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交通》标示离白水不远之澄城便有直通坊州、鄜州之路;
且白水与澄城之间并无高山大河阻挡,故而杜甫当从白水而直趋坊州。
莫砺锋《杜甫评传》和卢国琛《杜甫诗醇》所附之《杜甫行踪示意图》均正确地标示出了杜甫此次北行的线路,惜乎未作详细说明。
认为杜甫从白水绕经华原而北上坊州者,大概误解了杜诗“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两句。
此处的华原并非关内道所辖京兆府之华原县,事实上它应该是同州府另一地名,用以泛指杜甫避乱来时之方位。
关于此华原,《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均未见明确记载,但地名有其内在的文化传承,具有稳定性,故而后世的相关记载可资考订。
《万历续朝邑县志》云:
“华原山,邑城在焉。
”《读史方舆纪要》朝邑县条云:
“华原山,在县西门外。
志云:
绕城西而北,以绝于河。
”《康熙朝邑县后志》曰:
“华原山,一名朝阪,自县西南绕城西而北六十里,绝于河。
邑人刘星柱云:
‘有人于地中得古碑,乃华原也。
’世称华原疑误。
”据以上明清地理志书载,朝邑县有华原山,亦有华原,可惜唐宋时的方志均失载,前人所立碑石也掩埋不见,以致难见天日,后人也疑而不信。
但《关中胜迹图志》朝邑条引《府志》云:
“洛水浩荡于前,华原峻嶒于后。
”《同州府志》云:
“牛知府斗墓,在县西华原北建安堡西南隅。
韩恭简邦奇墓,在朝邑县西华原南,嘉靖中敕葬。
”可证华原在朝邑县。
如从当地地形来推测,从朝邑往北之澄城、白水必有许多原。
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澄城南五十里有临高原,韩城南二十里有韩原,而唐代由于人口相对稀少,许多原还不至于像后世那样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故而华原山之北的华原面积应该不小。
且玩味《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意,紧承“华原”句后的是“不复见平陆”,是“北上唯土山,连天走穷谷”,诗中显然是以“平陆”与“土山”、“穷谷”相对举,乃是就当地一般地貌而言。
用华原来代称避乱之前所住之同州是完全可能的,就像杜甫有“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的诗句,有时拿冯翊郡来泛指自己所居住的白水一样。
而关于土门之解释,施鸿保所说良是。
次年,杜甫有回忆这次避乱的《彭衙行》,《太平寰宇记》曰:
“彭衙故城,在今县(白水县)东北六十里,有故城。
”也可证杜甫此行是直接从白水、彭衙、坊州、鄜州往东北方向而行,不会折而西南绕道京兆府之华原县。
杜甫三川避乱是惊闻潼关失守而仓促成行,且拖家带口,又无骡马代步,故而速度极慢,《彭衙行》云: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
参差谷鸟鸣,不见游子还。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
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
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
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
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早行夜宿,冒雨赶路,途中又缺少食物,备尝艰辛。
《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曰:
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
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
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
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
就连杜甫自己也险遭不测,幸亏重表侄王砯年富力强,前后照应,方才顺利脱险。
故而在《彭衙行》中又云:
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
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
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飱。
……
到达同家洼时,仍惊魂未定,幸有故人孙宰周全照顾。
因全家连日来担惊受怕,舟车劳顿,忍饥挨饿,困顿不已,便停留了下来。
《彭衙行》作于至德二载(757)杜甫从凤翔到鄜州省亲或抵达鄜州时的回忆。
从行程来看,三川避乱与鄜州省亲的路线自坊州以北是一致的。
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杜甫留宿之同家洼位于白水和坊州之间,不然省亲时可顺路探望孙宰。
浦起龙云:
“疑亦还鄜时,路经彭衙之西,回忆去岁孙宰周旋之谊,不克枉道相访,聊作此志感。
”杜甫省亲并不路过彭衙,盖浦氏不明杜甫省亲路线所致。
《彭衙行》诗中“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句,说明从白水行来大概十天中,经常(大概有一半时间)下雨。
此述合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
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
……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
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
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局。
”白水至三川县大约一百九十五里,则杜甫携家小每天仅走近二十里,对避乱来说也似太短,但诗中曾言“小留同家洼”,当要去掉“小留”时间。
白居易诗曰:
“从陕至东京,车马十二里”,“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东京洛阳至京师长安的两京道近八百三四十里,需十六天的时间,平均算下来,一天大概就是六十里左右,这是在道路条件很好的两京道,借助畜力且行者也没什么拖累。
而当时的形势是“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
”中间有近十日的军事停顿期,且依杜甫当时北行实际状况,杜甫估计在同家洼待了两三天,然后到达鄜州洛交南六十里之三川,其后又迁至鄜州城北之羌村。
杜甫避乱鄜州与省亲路线图
二、杜甫寓居鄜州时
杜甫艰难抵达三川,随后鄜州就发生了动荡。
从潼关失守至孙孝哲攻入长安,“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
”在长安陷落前后,附近的州郡长官大都闻风而逃,鄜、坊之降,当在杜甫抵达的前后。
杜甫寓家三川不久就迁到了城北的羌村,或即在鄜州郡守奔逃之后为妻儿的安全计。
因三川在鄜州州治洛交县南六十里,羌村在洛交县北三十里,应该说鄜州归附,是由郡守奔逃引发,只是引起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叛军主力仍在长安,且鄜州在叛军所能控制之最北端,相对来说力量较弱,越过洛交后就会安全很多。
随后肃宗在灵武登基的消息也传到了鄜州,杜甫闻听之后,即思北上。
肃宗即位的消息在八月十二日始至成都,灵武经凤翔至成都距离为二千七百四十里,消息传送历时一月,考虑战时的具体情况,所费时间也在情理之中。
鄜州至灵武的路线和距离,依《唐交通图考》、《唐代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交通》所绘之交通路线及《元和郡县图志》之四至八到,鄜州经延州、芦子关、夏州、盐州而至灵武距离大概为一千一百五十里,则比照上述行程,肃宗即位消息十一天左右当至鄜州。
杜甫在闻知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后,思君心切,就动身北上。
可惜不久就被捉住了。
《资治通鉴》载至八月时,“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
”随着肃宗在灵武的登基,唐军及民间力量的反击,京城周边的态势逐渐归于稳定。
结合前文所引综合地加以分析,可知鄜州、坊州、歧州等距长安较远的州县,由初期的混乱归附而纷纷趋于稳定。
杜甫动身及被抓时间大概在七月底,必在八月前。
《杜诗详注》云:
“鹤注:
天宝十五载八月,公自鄜州赴行在。
”《杜甫年谱》云:
“八月洪水已退,便离羌村只身北向延州。
”八月说不知何据;
云杜甫是因洪水退却而北行,实未了解鄜州当地之具体情况:
其地植被稀少,地表的积水很快就注入河流,故而洪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并不存在“八月洪水已退”之说。
只有卢国琛《杜甫诗醇》于《北征》中注“况我堕胡尘”句曰:
“指至德元载(756)七月,杜甫从鄜州往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获,陷身长安事。
”所说良是,可惜未加考辨。
关于杜甫被抓之地点,从鄜州至延州之交通状况来说,当不会北过野猪岭。
“由甘泉溯洛水支流劳山沟东北行,四十五里有野猪岭”,《读史方舆纪要》云:
“山峡险窄,为戍守重地。
甘泉当鄜、延二州之中,为咽喉之所,而野猪峡尤当其要。
”作为“戍守重地”,鄜州归附叛军后,自是朔方唐军镇守之重地,若此地失守,则延州危也,杜甫必是未至野猪岭而被俘。
从杜甫至鄜州到被俘,估计在鄜州待了二十多天。
在鄜州时,杜甫曾作《得舍弟消息二首》、《避地》等三首诗。
《得舍弟消息》其一云: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
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
烽火新酣战,啼垂旧血痕。
不知临老日,招得几人魂。
”由“寄食一家村”句,可知诗是杜甫在鄜州羌村所作。
其二曰:
“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
”浦起龙说:
“弟之家口在东京陆浑庄。
公时家寄鄜州。
鄜州属西京。
”所说良是,而《杜诗详注》将以上三首诗编于被俘长安之后,但杜甫从白水迁鄜州,弟当知之,若再往长安,弟并不知被俘长安,又如何能收到其弟之信?
《避地》云: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
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
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
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
”关于是诗之作时,陈贻焮已有详细论述,可参陈著《杜甫评传》第三百一十七页。
但从“行在仅闻信”一句可见出《得舍弟消息二首》当作于《避地》之前,因杜甫当一闻肃宗在灵武登基,便动身北上,此节陈贻焮所说良是,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却恰恰相反。
杜甫在被俘后即被押往长安。
鄜州至长安里程为四百七十七里,依杜甫所居之羌村及北出鄜州距离推算,从被俘地点至长安肯定超过五百里,考虑押送俘虏之速度较慢、路况不似两京道等因素,则杜甫到长安的时间必为八月十五日之前。
故而《月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很可能作于当月之八月十五,因团聚之日而倍思亲人。
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何况又身陷囹圄,故有这一千古绝唱。
第二年夏杜甫即奔赴凤翔行在,故不可能作于次年。
三、杜甫北上延州说
有人认为杜甫曾远赴延州,如朱鹤龄就认为杜甫曾至延州。
《杜甫年谱》也云:
“(肃宗至德元载)八月洪水已退,便离羌村只身北向延州,暂住于州城南七里之小河(又名南河,源出牡丹山,山产牡丹甚多,樵者以为薪,南河又名牡丹川,宋时又名杜甫川,以甫尝避乱居此故名,范仲淹曾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见《陕西通志》)。
……意在乘间出芦子关,投奔灵武,不料胡羯兵力蔓延于晋陕北部,中途陷入贼中,被送至沦陷之长安。
”陈贻焮《杜甫评传》对此观点加以引用。
其实,从安史乱时双方军力、态势来看,叛军势力断不会远伸之延州及更北,更不会在延州之北俘虏杜甫了。
延州在“安史之乱”时隶属于朔方节度使,而朔方军是抵抗叛军之主力军。
陈寅恪就说:
“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
”史载: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子(21日),上还宫……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在玄宗初闻安禄山叛乱之时,就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希望用这支军队抵抗叛军。
叛乱初期,朔方军即数度与叛军在河东激战,随着战局的扭转,其后更是屯兵鄜州洛交县,收复了京师长安。
综合前文所引材料:
长安周边所降郡县最北即到鄜州,未见更北而至延州的记述,更不用说其北的芦子关了;
并且朔方节度使当时实力颇为强大,是击退叛军、收复失地、兴复唐室之主力军,其下属领地自是不会轻易被叛军攻占。
关于延州及更北之芦子关,见于杜诗《彭衙行》和《塞芦子》两诗。
浦起龙注《彭衙行》云:
“其曰‘欲出芦子’者,公往白水时,初意直欲挈家竟达灵武行在,未尝决计寓白水也。
适于此遇孙宰,兼得舅氏崔十九翁,因暂止焉。
卢元昌不察,遂认‘同家洼’与‘芦子关’相近。
不知关在延州北,公生平未尝到延州。
”浦说‘公生平未尝到延州’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前半段话则大谬。
玩味杜诗,所谓“欲出芦子关”者,时杜甫自白水奔赴鄜州,必在六月,此时肃宗尚未在灵武登基,何谈北上芦子关,“竟达灵武行在”?
是对杜甫北上芦子关说法的绝佳反证。
而当史思明围攻太原时,“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
”可谓是《塞芦子》一诗的最好注解,此是杜甫身在长安,心念国难的关切之作,如何是北上芦关所写?
《杜甫年谱》所引《陕西通志》之材料,分别见于其书卷十山川部:
牡丹山在县西南四十里许,《名山记》牡丹山在肤施,名曰花园头,产牡丹极多,樵者以之为薪《潜确类书》相传杜甫避乱时游此《贾志》
小河在县南七里,源出牡丹山,东南流四十里入杏子河,一名牡丹川,又名杜甫川,以子美常居此,故名《县册》
卷七十三古迹部:
杜甫川在延安府城南七里,西南折入四十里,牡丹遍山谷,樵者采之为薪,欧阳永叔《花谱》所谓延安牡丹与荆棘无异者也。
甫避乱寓此,范仲淹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延安府志》
其后分别注明出处为《贾志》、《县册》和《延安府志》。
《年谱》所引之《陕西通志》为清雍正十三年(1748)间刘于义监修,沈清崖编纂,收入《四库全书》之常见通行本,其所提之《贾志》当为清康熙六年(1667)贾汉复修,李楷纂三十二卷本《陕西通志》;
查雍正之前之《延安府志》,惟有明弘治十七年(1504)李宗仁修八卷本《延安府志》与清康熙十九年陈天植修,刘尔榉纂十卷本《延安府志》,但李宗仁八卷本《延安府志》“山川”、“古迹”部无一字言及有关杜甫之说,其中所引延安知府李延寿《游牡丹山二首》,前有小序云:
府治南四十里许,有山曰花源头。
山畔有崔府君庙。
……庙之前后盛产牡丹,前此寮寀邀余同赏,……其日云收雨霁,风和景明,耕夫秉耒于野,蚕妇摘叶于圃,与未雨前之气象顿殊;
而山前牡丹盛开,娜娜盈盈,芳馨袭人,古人所谓四难者并之矣。
遂以所携酒肴对花欢饮,余因成近体二诗,持遣一时之兴耳,言之工拙,不暇计云。
李为弘治八年(1495)由御史擢延安知府,应该说熟悉延安掌故,尤其当他游览当地有名的牡丹川(杜甫川)时,正是天降甘露之时,雅兴高致,与民同乐,却用了大段文字叙写游牡丹山的原因及盛景,并无一字言及有关大诗人杜甫事迹,这就不由令人生疑。
考察宋代的总志,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仅言杜甫成都草堂,而无一字于延安之杜甫川;
查范仲淹《范文正集》,并无书“杜甫川”之相关记载;
宋人沈括曾在延州做官,其作《梦溪笔谈》及《长兴集》中均无记载,只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讨论了《塞芦子》之“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中“五城”的位置,而未一字言及“杜甫川”。
《大元大一统志》提及延安路之“风俗形势”有:
“土俗有牡丹,延安红、丹州红皆彼产之杰然者,自丹延以西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或取以为薪,欧阳修《花品》叙云。
”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六延安府“土产”条云:
“牡丹,本府出。
宋欧阳修《花谱》:
延安红、丹州红皆彼产之杰然者,自丹延以西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刈以为薪。
”均言及牡丹而无与杜甫相关之内容。
明嘉靖元年(1522)何景明撰陕西第一部通志——《雍大记》中也并无杜甫的只字片语。
关于杜甫曾寓延安之说当肇始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四十卷本《陕西通志》,其卷四山川部云:
牡丹川在肤施县内,牡丹特盛。
欧公《花谱》所谓延州牡丹与荆棘无异者,指此。
杜甫避乱时尝游于此,故亦名杜甫川。
综合上述方志所引之杜甫川有关材料,明显可以看出牡丹川、牡丹山和南河水在历代纂修方志者手中的变异:
宋时无一字言及,至元时只在山川条言其及特异处——盛产牡丹,到了明代中期始引入了杜甫的传说,出现了杜甫川,至清代更是在古迹部出现了杜甫游牡丹山的记述,也与南河发生了关系。
方志大半由当地文人参与编写,主观上都愿使桑梓增采,颇多溢美,故随着时代的变迁,内容愈加丰富,并且会平添许多传奇的色彩。
如元明《一统志》鄜州仅有杜甫故宅的记述,到了雍正间修的《陕西通志》中,更有:
“又州西北三十里羌村有杜甫窟,壁上诗甚多。
……又骆驼谷,杜甫游梅柯岭,往来止宿于此”,增添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马理、吕柟等是一代大儒,尚且如此,出自当地文人所作的《县册》就更不待言了。
《杜甫年谱》所引之《陕西通志》材料,毫无疑问并非第一手资料,而是转抄多处,最终而致三人成虎。
所谓范仲淹大书“杜甫川”三字或来自弘治年间李宗仁纂《延安府志》,其“山川”部曰:
“嘉岭山,在城东南一百八十步南河滨,宋文正公范仲淹守延时书‘嘉岭山’三大字刻崖石。
”世异时移,范公所书之字也就逐渐地转变为了“杜甫川”。
雍正年间刘于义、沈清崖编纂《陕西通志》卷九十四有张廷玉《杜甫川说》,云:
夫三川、鄜州、羌村,皆延属,皆有诗。
北去延有几,胡以杜甫名川而无诗?
未至,胡以“杜甫”也?
既至,胡以杜甫川不杜甫诗也?
……由此而观,今郡北芦关岭即芦子关。
彼地险阻可守,子美且稔知之,延州犹经历未到邪?
延州其所必至,而川“杜甫”诗不“杜甫”,非延于甫有情,甫于延无情?
有情莫如兹,川诗其佚之也。
《三百篇》如《由庚》、《南陔》等什,所佚多矣。
呜乎!
此一川流,悠悠漠漠,似有德君子所必观焉,而川西去未三十里,地名花原头,其山高五里,从广二十里,千余年来,土人种牡丹几遍,至采为薪,故名“花原”,得谱牡丹,为“延州红”。
使子美至此川而过花原,当必有诗,乃不得与万里草堂百花妍猥,与海棠寂寞也。
有遗憾哉!
张廷玉也发现了“杜甫川”之“(杜甫)未至,胡以‘杜甫’名也?
既至,胡以杜甫川不杜甫诗也”的现象,觉得杜甫过“花原头”也必有诗,但却没从当时之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从方志编者的角度出发,作一全面细致的分析与考察,仅用“川诗其佚之也”来解释,显然牵强。
四、结论
杜甫当于潼关城破后(6月9日)携家小从白水远赴鄜州羌村,大概于是月二十日左右到达三川。
考虑当时政治、军事态势和杜甫身体、家庭情况及实际的自然环境,估计在同家洼待了两三天,然后到达鄜州三川。
杜甫北行的路线是从白水、彭衙、坊州、三川,并未路经京兆府之华原县。
从杜甫凤翔到鄜州省亲的路线来看,同家洼在白水至坊州之间,而不会在鄜州附近。
杜甫在鄜州避乱期间按时间先后分别作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得舍弟消息二首》、《避地》等几首诗。
由于鄜州接着发生了混乱,杜甫把家从三川迁到了鄜州以北之羌村。
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后,即离鄜州北上,时间当在八月前。
但出行不久即被抓,关于被抓地点,从鄜州至延州交通情况推断,当不会北过野猪岭。
杜甫被俘到长安之时间当为八月十五日之前,故而《月夜》很可能作于八月十五夜之长安。
关于杜甫曾至延州及更北之芦子关,考虑当时朔方节度使之军力及此说之形成时间,可断为臆说,此为明人修《陕西通志》时据传说附会而始,后人又不断加以敷衍、增色而成。
论《庄子》实践论的艺术人类学
——由罗根泽的一个错误谈《庄子》中的“技术活”
邱晓
《庄子》常用关于“技术活”的寓言来说明“道”的不可言说。
这种不可言说在《庄子》来说是“道”,在哲学人类学来说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度”,它是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的统一;
它既有规范性、程式化的一面,又有偶然性、创造性的一面;
它的本质是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而非客观物质的神秘性;
对于如何把握它,《庄子》提供了“真积力久”和“用志不分”两条途径。
《庄子》对其“技术活”的论述,对中国古代的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影响深远;
研究《庄子》的“技术活”有助于我们建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艺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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