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制度与科学执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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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制度与科学执政
科学制度与科学执政
（文本根据教师授课录音整理）
刘长江教授
第一章科学执政的重要性
前言
科学执政包括科学思想、科学制度和科学方法。
在这当中，制度是起保障作用的，因为没有一个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思想也不能持久。
什么叫制度？
制度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体系和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章程。
制度的另外一种解释是：
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和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制度的解释。
这里把人的能力道德准则也视为制度的一部分，这就和我们一般的理解有差别了，因为我们一般把制度理解为规章、体系。
这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制度的作用就是约束人。
这对我们理解科学执政是由很重要的作用的。
科学有对理性的强调，所以非理性的行为都是不科学的。
理性就要精于计算，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到，还要趋利避害。
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立。
当经济学家谈论他们的学科是一种选择理论，谈论选择内容受机会和偏好决定时，他们不过把制度限制着人的选择倾向加以省略了。
——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制度提供影响人类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立。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人们的协作和竞争都不能进行。
制度还把人的选择倾向加以省略了，就是说人在工作当中会作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在作决策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但如果他们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那就比较麻烦了。
科学执政就必须做到科学，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些东西来限制他的选择，当他的选择不科学的时候，就不能再进行选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制度。
为什么制度还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呢？
这是因为人们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说，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的。
这些制度是早期遗留下来的，起源的时期或者比较远些，但不管怎么样，它们总是从过去逐渐改进、逐渐遗留下来的。
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绝不会完全一致。
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已经形成思想习惯了，除非感到不改不行了，大家都是不愿意改的。
如果把这个也当作制度，那就说明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规范体系。
它分为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特殊规章制度三个层次。
根本制度是表明国家性质的有关国体与政体的制度，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具体制度指保证根本制度能够按照一定的规范正常运转而建立的社会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机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及其存在形式，具体制度由根本制度决定的并为其服务并反作用于根本制度，如干部制度、人事制度。
一般情况下，具体制度由根本制度决定并为根本制度服务，同时还反作用于根本制度。
干部制度如果设计得不合理的话就会损害根本制度，具体制度设计得合理的话就会使根本制度得到巩固。
具体制度不一定会符合根本制度的要求，有时候也会出现差异；
特殊规章制度指政治、经济领域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组织、具体工作部门规定的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
因此，要建立科学的制度，就要理解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科学制度是科学执政的保障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建立科学的制度为科学执政服务呢，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即便我们所有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全心全意坚持为民执政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具有科学执政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因为他们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中国人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
我国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过去的传统还会有影响吗办？
只要留心，你就会发现，有些影响就是再过五十年它还会存在。
比如中国人办事特别注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一种思想习惯，这个作用还是蛮大的，一般的人遇到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关系、找朋友、找亲戚、找老战友老同学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若干年遗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
比如说“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要提出来，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但一致没有根本地解决。
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提出了科学执政的要求，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具有科学执政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因为他们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者远一些或者近一些。
第二，正因为人的思想观念是在一定制度下形成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和我们的这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当客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各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和特殊的规章制度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这就带来了各个制度之间的衔接的差距。
这也是当前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使所有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形成科学执政的自觉性，将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提出要告别GDP崇拜，但是经济建设以GDP为唯一目标还是大量存在，这就主要是在具体制度上有问题，比如干部的考核标准。
除非对干部考核和干部制度作一个大的改进，才能使我们的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这就说明了制度对人的思想观念的作用。
第三，制度具有稳定性，它可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即保证政策和决策不因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于科学执政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城市规划和建设，如果有一个科学的制度保障，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城市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城市规划不断变化和城市建设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但有的地方却是拆了建，建了拆，这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制度作为保障。
如果有个科学的制度作为保障，经济建设就能有延续性，这个延续性是通过制度，而不是通过领导人的想法。
有些领导因为想在在任期间作出一点成就，这些事情是要依照自己的思路来做，这样就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城市建设当中，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有的城市比较乱，因为那里不断地进行规划，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
城市规划确立之后，就要保持它的连续性。
第四，制度具有全局性的特点，科学的制度能够保证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从全局出发协调一致的工作，兼顾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大大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从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到县市政府党委，都有一个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制度来解决，因为制度具有全局性的特点。
不科学的制度，就容易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造成相互扯皮，局部和全局之间就难以统筹协调，最后导致工作不断失调，摩擦不断，冲突不断，大大增加执政成本，降低执政效率。
第二节科学的制度要保证执政党准确把握公民的需要
执政党要执政，怎么执政呢？
要执政的话，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那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什么呢？
第一是生存的需要，衣食住是基本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社会就会动荡。
在我们执政党来讲，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科学的制度呢？
就是它随时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的衣食住解决得怎么样。
第二是发展的需要。
解决了衣食住，还要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教育问题。
科学的制度应该做到执政党能准确把握老百姓对教育的要求，而且还通过相应的制度使这个要求得到满足。
第三是享受的需要。
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就会产生一些奢侈性的需要，这个也需要把握并加以引导。
科学的制度要保证执政党准确把握公民的需要，而且要把握各个层面的需要，不然就不能说这个制度是科学的。
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我们的制度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老百姓“住”的问题，我们有关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次“十七大”提出“住有所居”。
科学的制度要把握群众的需要，并根据需要来制定方针政策。
这个科学的制度能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利益要求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且表达出来之后能够影响执政党，使民情能准确地被政府和执政党所把握，这样的制度就是符合科学制度的第一个要求。
第三节科学制度要有利于解决发展问题
一个制度是否科学，还要看它是否能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
英国工业化之后，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标准，越来越向用发展来衡量的方向转变。
为什么苏联在30-50年代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那时大家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发展，包括社会问题方面做得好。
但一旦在发展上出了问题，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所以一个制度到底是有利于推动发展还是不利于推动发展，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四节科学执政的制度要保证政令畅通、运转协调
对于我们一个大国来讲，这个问题特别突出。
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光县这一级行政单位就有2000多个，就会出现过去说的“山高皇帝远”现象，从北京到新疆，就是坐飞机也要好几个小时。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从中央、省、市到县、乡，一共有五级，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比较多了。
第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经过的环节越多，失真度越高，即便不是“山高皇帝远”，从中央到乡镇，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了，这样一来就带来了问题。
在制度上怎么做到政令畅通，所谓政令畅通，就是中央的精神能不被变形地被贯彻到它应该贯彻到的地方。
这个问题在古代是煞费苦心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开始走的是放权让利的道路，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有了这些权力之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是慢慢地，地方利益就开始膨胀，出现了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结果中央的政令就可能不畅通了，这就是过去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央的政策是从全国的角度制定的，不可能针对某一个点来制定，否则这样中央政策就没法制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遇到了如何保证政令畅通的问题。
所以每一次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拖的时间都会比较长，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有个政令畅通的问题。
第二，还要保障运转协调。
政令畅通一般都能做到运转协调，比如中央一个政策出台，江苏执行而浙江不执行，这样就不能运转协调了。
我们讲科学制度，就要做到政令畅通、运转协调。
这样才能保证组织效率，执政讲究的就是执政效率。
第二章科学制度与科学执政的关系
第一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
什么叫科学制度？
依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叫科学制度。
我们的科学制度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是依靠人民进行执政的制度，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构成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为什么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科学的制度呢？
从前一章的角度来看，第一，它能保证执政党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好是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设计的。
我们的人民代表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不等同西方的议会制，它体现了依靠人民执政的本质，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两者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们坚持的民主理想叫做人民民主，而西方的民主来源于代议制民主理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有自己的代表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就能把每个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反映出来，反映出来之后就有可能形成政策或制度。
这就符合前面所讲的第一个要求，保证执政党把握人民群众的需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其他有关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因此它是根本制度。
第二个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此外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
这些制度都是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也都体现了依靠人民执政的原则。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呢？
上述的几个制度，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的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因此都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我们先来看民主的本义。
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民主的乌托邦》，他认为民主就是个乌托邦。
所谓乌托邦其实并不完全是空想，实际上讲的是一种理想追求。
作者认为，要给民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西方学者也自叹弗能。
“民主”一词似乎有那么点道不可道、名不可名的味道。
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形容词套在“民主”一词上面：
“代议制民主”、“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民主”、“人民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权威性民主”、“极权民主”，还有“民主的专制”……真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里说，我们的政党制度不是竞争性的多党制，而是协商性的多党制，即协商民主。
在这么多眼花缭乱、模棱多义、甚至自相矛盾的用法面前，要理出一个统一的“民主”定义，非常不容易。
民主的本意是什么呢？
“民主”一词，在法文里为democratie，是由“demo”（意指“人民”）和“cratie”（意指“政权”、“政制”）两个部分组成。
其《辞源》意义很明确：
“由人民当政”（法文为“gouvernementparlepeuple”，英文为“governmentbythepeople”）。
这便是“民主”人人皆知的最经典的本义。
“民主”还有一种说得更白的诠释：
“由人民来治理人民。
”（gouvernementdupeupleparlepeuple），实际上，“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这一中国式对“民主”的通俗说法，深得“民主”本义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与我们党对民主的理解有很大的联系，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十五大”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十七大”又重申了这一原则。
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式的议会制度。
这里还需要解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议会制度。
西方的议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们人大出面接待，但实际上是比较有区别的。
西方议会一是议员人数比较少；二是议员是职业政治家；三是议员在议会休会期间依然能发挥议员的作用。
而我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比较多，将近3000人；其次，人大代表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第三，在人大休会期间，代表就在本单位从事本职工作，并不能在此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工作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工作上的都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下面的专门委员会成员。
所以人代会和西方的议会还是有区别的。
基于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我们在建立根本制度的问题上还总结了这么几条经验。
第一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巴黎公社的经验其中有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职业官僚。
这是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所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二是中国革命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强调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毛泽东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所以管理权不能仅仅是领导人所掌握，劳动者也要掌握管理权。
我们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将其作为根本制度，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真正科学的制度要依靠人民执政。
而议会制并不能充分反映依靠人民执政，因为议员并不能真正代表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不能反映每一个社会阶层的要求。
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中还存在着形式主义、行政化、官僚化等现象，这对于建立科学、高效的政权决策和立法体系，对于人大行使监督权已经或即将形成巨大的障碍；不仅如此，这种问题还会深深地侵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本质和代民立政的宗旨。
这就表明在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上还存在着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依靠人民执政也就很难实现，科学执政也就很难实现。
目前，我国地方各级人大中，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代表中来自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代表比例过低，即使与过去相比，来自人民群众的代表的比例也有大幅度下降。
湖南省委党校对该省四个地级市人大代表结构的调查显示，市级人大代表总数为1360人，其中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为1184人，占87.06%，来自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代表比例很少。
该调查小组对四个县人大代表结构的调查显示了近似的结果，县直机关的干部占51.3%，村干部和居委会干部占34.8%，来自农民、工人和教师的代表仅仅占13.9%。
这个调查说明在市县两级人大代表结构中存在干部多，来自普通群众代表过少的问题。
这种现象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民群众严重关切的问题，不能在人大代表中得到反映。
直到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新闻媒体开始关注了，才会引起人大的注意，比如说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
要使人大代表的结构比如工、农、普通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比例高一点，比如占个40%，当然这些代表里面也不要都是劳动模范，现在仅有的一点10%多的普通一线代表比例，还大多被劳动模范占据了，这样以来，就很难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本来是希望依靠人民执政，但由于这个制度运行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还没有真正达到依靠人民执政。
如果能真正达到依靠人民执政，我想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央早该重视了。
比如三农问题，很长时间就注意不到。
因为工农代表总共也才占那么多，其中的农民代表又有多少呢？
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结构更合理一些的话，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不会到了成严重问题的时候才引起高度关注。
面对我们的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的地改进，我们就很难做到科学执政。
第二节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第二个制度，是中国的政党制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这个制度在我国的形成，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联系，也是我国历史环境的产物。
（1）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个政党制度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任何政党制度，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历史环境不同，所产生的政党制度就会不同。
第一，经济发展导致的阶级关系的形成。
从《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欧洲，经济关系导致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最早的市民，市民从事工商业就形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形成之后在政治上又与贵族形成了矛盾，因此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阶级关系就形成了。
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者不但锻造了摧毁资本主义的武器，还锻造了掌握这个武器的人，就是现代无产者。
欧洲为什么能形成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阶级关系，比如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
多种的阶级关系形成之后，每一个阶级都要努力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要想实现本阶级利益，就要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英国，先是形成两个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分别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后来有形成了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正好是三个阶级三个党。
所以有了阶级而阶级关系没有形成，政党也就不一定能够形成。
阶级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是否掌握了生产资料，阶级关系就要看在生产资料上的关系，掌握了生产资料的阶级就叫有产者阶级，比如地主、资产阶级，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就叫无产阶级，包括农村的雇工、工业无产阶级等等。
但也有人认为，阶级能否形成，不但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关系，还取决于每一个阶级的成员是否对这个阶级的集体利益有了共同的认识，也就是一个工人不光是认识到自己的个人利益，还能认识到我们都是工人，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我们过去讲，天下工人是一家，指的是当大家认识到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的时候，就会形成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就是一群人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只有自己去维护，到这个时候，阶级就形成了。
我们看到。
欧洲就是这样，资产阶级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先于工人阶级形成，到了后来工人阶级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就有了工人阶级政党。
资产阶级政党要比工人阶级政党早产生好多年。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形成利益边界非常鲜明的阶级关系，就难以形成类似于英国、法国那样的政党制度。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与经济和社会阶级关系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政党的出现，它都必定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为什么工人阶级老早就出现了，而工人阶级政党要到1848年之后才在欧洲各国出现呢？
这是因为1848年之后才形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
当时社会主义在欧洲有很多种，比如德国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理论有很多种。
但是工人运动真正兴起，靠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兴起。
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形成工人阶级政党。
没有这个理论的1848年之前，欧洲有工人运动而没有工人政党，直到1848年之后尤其是1871年之后，工人阶级政党才有大量出现。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才能形成自己的政党。
也就是说，政党制度也是和这个相联系的。
我们观察欧美国家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些国家是多种意识形态同时并存，而且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对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不然不可能形成几个党。
如果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其他的意识形态都没有什么影响，那就很难形成多党制。
第三，各个阶级进行集体活动的政治环境。
比如说一个阶级，它要开展集体政治活动，比如罢工、游行示威，统治集团对这些阶级的集体行动抱什么态度，就很重要。
如果是坚决镇压，就容易引发武装革命；如果是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你想游行就游行，你想罢工就罢工，那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发展方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所以任何政党制度的形成都取决于这三个历史条件。
历史条件不同，导致了各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差异。
（2）中西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比较
西欧国家与中国（俄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比较：
西欧
第一，经济发展导致阶级利益的鲜明分化。
这一点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特别明显，最后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形成阶级对抗关系，二战之后，欧洲一般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
第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最近德国社民党又要起草新的党纲了，想在理论上得到发展。
第三，在政治环境上，工人阶级获得了开展公开的争取自己权利的政治活动的条件，这个环境是经过流血牺牲，有的国家流血多一点，比如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大概死了十万人。
而有的国家流血少一点，代价小一点，比如美国芝加哥工人1896年5月1日游行，结果被打死16人，后来第二国际就把这一天作为国际劳动节。
经过流血牺牲，欧美的工人阶级得以开展公开政治活动来争取自己权利，比较著名有英国宪章运动，要求选举权。
西欧多党制的形成，与这个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这与我们有根本不同。
中国
第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国内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但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
我们看《毛选》时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有关“人民”的字眼，这是马恩著作里所没有的。
这与当时的中国历史环境有关，因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所以中国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而并不是一场阶级革命，党在革命中并不仅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还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可能达成妥协。
因此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就不大可能形成欧洲那样的阶级关系，而是形成了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表现为人民与买办、地主阶级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解决。
这种阶级关系，也就决定了不大可能形成欧洲那样的政党关系，因为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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