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的传播学价值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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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出现的起始年代，现在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在1850年的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在最近发现的一枚太平天国钱币上，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字样。

　　“女书”记录着与妇女有关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女红艺术等日常事务，可广泛用于女子出嫁、结拜姐妹、祭祀和悼念等。

其作品多为诗歌形式，主要为七言诗，少数为五言诗，一般书写在精致的宣纸、扇面、布帕上。

每逢节日，当地妇女们聚在一起，共同吟诵“女书”作品。

此外，它还用来通信、记事、结拜姐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

　　“女书”的创造、使用、传播都是普通女性。

它的传承方式是“老传少，母传女”，代代相传，具有相当浓厚的女性意识、独特的语言和文体特征，若干年来，以女性方能意会言传的方式流传当地，不能不说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女书”的信息传播特点

　　1、独创的文字传播符号。

　　所谓“女书”，是一种泛称。

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由妇女创造、使用和传播的特殊的文字传播符号，这种文字叫“女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才叫女书。

“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由点、圈、撇、捺、折5种笔画组成，但与汉字不同，没有标点符号和横竖笔画，其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笔画纤细流畅，当地妇女把它叫做“长脚文”。

女书的传播载体，一般是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之上。

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分纸、书、扇、巾四大类。

　　研究“女书”的学者们指出，世界上的文字符号，一般分为表义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

汉字属于表义文字体系，而“女书”则属于表音文字体系中的音节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1500多个单音文字。

作为音节文字的“女书”，尽管在选字原理上并无奇异之处，但是这种仅属于女性专利的文字传播符号，却是世界文字史和传播史上的独特现象。

　　2、严格的传播群体。

　　“女书”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是当地姊妹妯娌之间的秘密信息传播方式。

严禁男子学习，而一般男子也不认识，只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

出现这种特殊传播群体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男权思想的禁锢，使一般女性不能读书认字，当地的女性被迫发明了女书，将自己的心事、情感、感受写出来、唱出来，互通，心迹，诉说衷肠，使其在现实社会中被压抑扭曲的心灵得到一丝缓解和释放。

　　邵培仁先生指出：

“语言是桥，也是墙。

”当地妇女之间发明、使用和传播的这种文字语言，隔绝了男性的世界，沟通了姊妹的心灵，使“女书”已由单纯的文字变化为妇女与命运抗争的载体，成了她们精神寄托的工具。

通过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当地妇女在男权思想主宰的世界里创立了她们自己隐秘的语言空间。

　　3、丰富的传播信息

　　虽然“女书”是妇女之间的秘密信息交流，但由于它的文字的“排他性”和载体的多样化，因此其传播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研究者们目前搜集整理出的“女书”作品看，内容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祭祀悼念等，还用来记录历史大事，如《太平天国过永明》、《解放歌》等。

《肖氏女》、《三姑记》等汉语民间故事也被她们翻译成女书唱本。

一种叫“三朝书”的布制小册子是由娘家作为陪嫁的贺礼送给新娘，手册里的内容是以诗歌体裁形式表达离别的悲伤和对女儿出嫁的牵挂，其中有不少人情世故的内容。

　　专家在研究中还发现，“女书”是结拜姊妹之间的文化媒介，是结拜姊妹的感情孕育生长出了女书文化。

在结拜姊妹中，感情最深的一类，她们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被称为行客，意思是经常互相走访的客人。

行客中有些感情最深的发展成为同性恋关系。

行客的作品称“行客歌”，是“女书”中最感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4、独特的传承方式

　　“女书”的传承方式也很特别和严格，是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据“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杨焕谊介绍，她大概在10岁时第一次学会了歌唱和书写“女书”。

距现在较近的一些年代，也有一些有钱的家庭聘私人教师教育女孩，一些女教师也就通过这种正规渠道传授“女书”。

　　在当地，由于“女书”记录着妇女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因此有“人死书焚”，或“陪葬送终”的习惯。

再加上传承手段比较原始，它在不同的村庄里也有细小的差异，因此能留下的作品也极少，对后人的学习、研究难度很大。

　　三、“女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借鉴价值

　　1、独特的性别传播现象

　　“女书”是我国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作为全世界已经发现的唯一女性专用传播文字，学术界多从语言学、文字学、文体学、文化学、民俗学、妇女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但很少从传播学的角度开展学术性的研究和讨论。

　　我们知道，传播学研究领域一直进行着性别传播（GenderCommunication）的分类研究，但中外学术界甚者包括“女权主义”传播学者，一般都集中在研究因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构成的性别传播差异上，即在现存的社会公共语言传播平台上的性别异同研究，以及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

男女传播特点比较分析研究等。

比如以朱莉娅?

佩内洛普为代表的“女权主义”传播学者认为，社会权力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被嵌入到语言当中，由于语言是父权制度的产物，因而语言的性别歧视客观存在，女性的表达则往往通过或不舒适的，或谨慎的，或沉默，或非语言形式进行。

而“女书”显然不属此列。

女书虽然在大前提上同样处在“男性优势话语权”的传播背景下，但它是“另起炉灶”式的，是女性们抛开“男人”文字，拒绝男人参与的独特传播方式，这在人类传播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或许我们可以给上面女权主义传播研究成果中，有关“女性表达方式”里，再增添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女书。

　　另外，传播学界也有研究所谓人类交际中的“黑话”现象的。

应当讲，“黑话”与“女书”在传播方式上确有共同性，二者都是用群体外的人听不懂、看不懂的话语进行群体内的神秘传播，以达到隔绝组织外对象、沟通组织内对象的目的，但“黑话”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只言片语”式的语汇体系，二是“字同意不同”的表达方式，是无法与“女书”完整的语言符号体系和“意同字不同”表达方式相媲美的。

　　2、独特的地域传播个案

　　“女书”作为一个地域传播的个案，无疑形成于十分特殊复杂的文化土壤，这也是值得我们传播学研究的问题。

浙江大学传播学专家邵培仁先生指出：

“传播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的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我们认为有两对社会环境矛盾，是导致“女书”在江永县一带创造、生存和传播的主要原因。

　　第一对矛盾是所谓“母权”与“父权”争斗。

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和广西省的交界处，这一带保持着瑶族文化最完整的风貌，是传说中瑶族的发祥地。

瑶族曾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否曾有自己的文字，目前尚无定论。

这里的崇山峻岭，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着文明的脚步，瑶民们努力遵循着祖先的传统，默默地过着他们波澜不惊的生活。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谢志民在研究中发现，瑶族的历史里面充满了母权社会的气息。

在女书作品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里面大量出现一个代表母亲的符号。

瑶史中明确记载着：

直至民国初年，当时的瑶族人仍然实行母系氏族婚姻制度，而且“多喜招赘”，“丈夫地位低下”。

而另一方面，高山大川无法完全阻挡外面的世界，在历史的进程中，当地汉瑶杂居，楚风瑶俗交错，成为楚越文化拉锯之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更迭，又构成了多元文化状态的背景。

这样。

汉文化中的“父权”观念和制度逐渐渗透，对当地传统的“母权”文化形成挑战，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的强大影响，“母权”文化日渐处于劣势，从“女书”描述的世界中出现“儒与非儒”两种生活可以看出，对“母权”文化的怀旧和依恋，是“女书”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原因。

　　第二对矛盾是所谓女子“嫁前”与“嫁后”的对比。

据“女书”记载，江永的女子在未出嫁前，依照瑶族的传统，大多过着令人艳羡的时光，她们甚至很早就拥有自己的女儿节。

而江永人的婚姻大多依从汉家的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娘出嫁后便开始了封闭的婚后生活，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命运。

在“女书”作品中，描绘嫁后生活总是充满了悲哀。

为人女的快乐和为人妻的哀愁，代代濡染，甚者在江永一带，因不满包办婚姻，对异性存畏惧心理，出现同性相恋、俗称“行客”的现象。

她们常常用唱歌、写信等形式表达爱情、寄托思念。

　　江永地区这些差异巨大的社会生活矛盾，把女性置于情感的漩涡、两难的境地，就有可能产生诉说的冲动。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作品分析方面的专家叶绪民认为，“女书”就是那个特殊世界用来交流的密码，世世代代传递着女人的希望、思念和哀怨，这也就是那个逝去年代隐藏的秘密――也是“女书”能够在江永一带流传的原因。

　　3、对当今传播环境和发展趋势的借鉴

　　2004年9月20日，杨焕宜――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谢世，标志着一种独特的传播现象走向消亡。

“女书”的历史命运再一次证明了人类传播环境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重要规律。

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女书”之所以构成人类传播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因为在当时当地条件下，它符合了传播环境存在着的边界性和稳定性规律；

二是“女书”最终走向衰亡，印证了传播环境的边界性和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传播环境的开放性和变化性是绝对的规律，从传播学意义上讲，“传播的外环境为内环境提供了孕育、生长和发展的场所，当然也提供了衰败、消亡的时空。

”

　　人类传播史告诉我们，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地域与民族的分野会不断减弱，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将最大限度地拉近，他们互相依赖、互相依存，其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也不断趋同，对共同语言的需求必然成为人类传播发展的终极目标，这里面充满了文明的冲突、交流和融合的若干变数，在这个冲突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中，任何一种文明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

法国传播学者皮埃尔?

德雷福斯（PierreDreyfus）就指出，强势文化“通过计算机技术。

很有可能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统治”。

在传播技术领先优势的支撑和冲击下，封闭、落后的文明、语言以及连同它们的传播方式，很难逃脱不被淘汰的历史必然。

　　事实上，对任何一个社会子系统及其行为来说，社会大环境就是它的栖息处和归宿地。

当今世界，人类已经步入信息化社会，全球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文明的竞争和文化的渗透会更加激烈。

一种语言或者传播方式是否在人类社会前进的大环境中，找到它的立身之地，取决于它是否具备传播的文化力量和技术优势。

基于“女书”消亡的个案，我们自然会与它的对手一汉语传播体系作比较，结论是“女书”无法与汉语强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便捷性和渗透性功能相比；

以此类推，在世界范围内，在未来发展中，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中文传播与其他语言的传播相比，能量有多大?

优势在那里?

如何建设、更新和加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或许是“女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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