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学四大问题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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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将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取消农业税后，不宜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

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负担较重，应给他们一个长期休养生息的机会。

“以税惠农”应该成为今后国家财政支持农民的一项重要政策。

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过去，我国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农业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

在取消农业税后，应加快改革支农资金管理，整合现有的各种支农资金，统筹使用，优先集中用于解决农村最薄弱、农民最急需的问题。

应建立政府补助、农民自主决策的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

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严格控制标准、严格规范，防止为办公益事业再度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重新加重农民负担。

更多地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鼓励农民积极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等。

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在各国都是公共财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

以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整体财力状况而论，应该有能力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

应把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就业培训体系，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

中央已经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

应健全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城带乡：

城市向农民敞开大门

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与同等工业化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

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

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

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

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

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

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也将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

而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以城带乡，须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机会。

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应统筹考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培训，将其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增加投入。

以城带乡，须使农民在城市有长期稳定的生存手段，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7．6％，占建筑行业就业人员的80％。

他们中许多人尽管已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多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收入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

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调整城市建设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

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

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城乡互动：

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关注。

即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2010年农村人口仍会有7亿左右，2020年还会有5亿左右。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供给尤其是口粮不能过度依靠国际市场，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

应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完善政府调控政策，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这仍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

应全面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

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实施一体化经营；

积极应对农产品进口对国内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县域经济。

2003年，我国农村4．9亿劳动力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

应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

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活跃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应着力破除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促进工业集聚发展；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增强县域经济的内在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今后农村改革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配套改革。

二是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完全脱离农业，土地向一部分农户集中，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但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具有长期性。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近年来，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应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和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

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

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

三是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四是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分析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要点，论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刘易斯在他的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

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

刘易斯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经

济划分为两个部门：

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

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

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

前者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

后者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

部门的不断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

廉价劳动力。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用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

是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

拉尼斯（Gustav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

（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

（2）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

两人对这两点作了补充，从而发展了刘易斯模式。

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提出。

该模式用刘易斯模式把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为基础，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他们把农业劳动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的流出，这部分劳动力是多余的；

第二个阶段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的流出。

这两个阶段的劳动是农业中伪装失业者的劳动。

第三个阶段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流出，因此这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已经变成了竞争市场的产品。

一般来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1）在产业转移的方式上，以兼业转移为主。

这些转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转入非农产业的农民中有67．4％没有转出承包的土地，只有13．6％的转移农民转出了一部分承包地。

兼业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寡与从事劳务收入的高低而不同。

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较多，从事劳务收人又较高的，在外工作时间就长，反之则短。

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存在一定的间隔性，今年外出，而明年可能不外出。

（2）在空间或地域的转移方式上，以就地转移为主，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的非农就业60％的人就业地点在本村或邻村，如把集镇也算作就地转移，则就地转移比重高达80％左右，进入县城及县城以上的只占20％左右。

乡镇企业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凡是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就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带动也比较大。

1978年，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四省区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全国乡镇企业人员比重分布为0．05％、0．02％、0．01％和0．88％，到1997年，这一组数字分别增加到0．65％、0．35％、0．09％和1．73％。

西北民族省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在全国的比重增加的趋势表明，其所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

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不景气，其吸纳的就业人员下降，异地农业、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则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方式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

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

就全国范围而言，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或亲属有组织进行转移的占27．8％，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分析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和落后原因，论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传统农业

1、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

农民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长期不变

传统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处于长期均衡状态

2、缺乏适宜的替代技术

农民对新技术缺乏了解，技术信息传播十分缓慢

传统技术风险小，新技术一般有较大的风险。

传统农民由于剩余少，无力承担风险，因而不敢采用新技术

贷款困难

道路选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

这是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现实出发点。

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

综观世界各国农业的发展，有不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曾因一度忽视农业而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敝，致使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

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高度，才能为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创造适宜的社会氛围。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期滞后，根本原因在于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派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尚未打破，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农村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支持明显不足的局面尚未改变。

　　任何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形成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又具有本国特点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是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国家的普遍做法。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这方面也已迈出重要步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只要坚持这个方向，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前进，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就一定能够日趋完善。

　　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标志。

我国不少农产品的生产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看，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

如我国谷物、肉类、禽蛋、水果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2005年每千公顷化肥的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倍、3.6倍和6倍，不仅生产成本高，而且还污染了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我国农业现状中的突出矛盾，对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一是在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农村市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

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切实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

但农业农村的发展，仅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

近年来大豆等行业受到进口产品严重冲击、猪肉等产品的价格大幅波动、肉禽果菜和水产品等出口遭遇技术壁垒限制等现象说明，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没有健全的农村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的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将很难提高。

对此，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

健全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对农产品进出口的调控，维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的基本稳定。

要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加大对农户的经济和技术服务，帮助农户增强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效益稳步提高。

　　二是在注重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已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农业效益和消费者健康的关键因素。

国内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也表明，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业和食品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要“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必须严格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依法保护农产品注册商标、地理标志和知名品牌，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液态奶等标识制度，加强农产品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保证上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三是在注重提高农业农村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农惠农举措，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促进粮食生产回升发挥了明显作用。

但2006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仍比1998年减少了1.25亿亩。

现代农业是高效农业，不提高农业的效益，农业就没有出路。

而保持粮食的供求平衡，是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必要条件。

因此，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健全完善的支持和保护粮食生产的政策体系，千方百计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四是在注重增加对农业设施装备投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新型农民的培养。

发展现代农业固然必须提高农业的设施和装备水平，但归根到底，还必须依靠现代农民。

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

因此，在加强农业设施装备的同时，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近年来，农业兼业化和农民老龄化的趋势已现端倪，不抓紧培养高素质的新一代农民，农业就将面临后继乏人的危险。

因此，必须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

　　五是在注重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形式。

农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形式，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

综观世界各国，凡农业已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实行家庭经营。

宪法规定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在此基础上，各地要根据城镇化和农民转移的实际状况，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与此同时，还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农户发展生产和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解释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和限制政策的涵义，分析其对农业的影响

支持

是指政府为了扶植某一行业的生产而规定的该行业产品的最低价格。

后果是供给大于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增加库存或扩大外需。

限制

限制价格（Ceilingprice），是政府为限制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对这些产品所规定的最高价格，限制价格一般低于均衡价格，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制定的最高限价。

支持影响

从长期来看，支持价格政策确实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1稳定了农业生产，缓解了经济危机对农业的冲击

2通过对不同农产品的不同支持价格，可以调整经济危机对农业的冲击，使之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

3扩大了农业投资，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负作用：

主要是会使财政支持增加，使政府背上沉重包袱。

限制影响

有利于社会平等的实现，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但这种政策会引起严重的不利后果。

1价格水平低不利于刺激生产，从而使产品长期存在短缺现象

2价格水平低不利于抑制需求，从而会在资源缺乏的同时又造成严重的浪费

3限制价格之下所实行的配给制会引起社会风尚败坏，会产生黑市交易，会出现“走后门”现象

4此外,生产者也可能粗制滥造,降低产品质量,形成变相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