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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于中国朝廷的正式接触，始于元朝。
明清时期
明清之际，是天主教真正在中国立足并发展的开始。
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而继续的。
1498年，葡萄牙人来到印度，就此开始了其在亚洲的殖民活动。
在葡人先后占领了加利古北面的卧亚城及马六甲后，他们便在卧亚城设政治及教务人员，建立了一座圣堂，不久就成为印度与中国及日本的总主教区。
1517年，葡人抵至广州，并于1557年获许在澳门半岛居住。
自此，他们便以澳门作为跳板，积极争取向内地传教。
“澳门对中国传教事业贡献极大：
避教难的传教士可以找到安息，准备进入中国的，可作为暂时栖身之所，同时有初学院、修道院，可以安心攻读，准备来日传教事业。
”1582年，范礼安、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入华。
他们先抵澳门，随后经广东肇庆，韶州，江西南昌，江苏南京，天津而后，于1601年1月24日辗转至北京（此前在南京时曾往返于北京一次，但因是时正直日本侵犯朝鲜，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上了财政困难，遂无功而返。
）其间，利玛窦于1596年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全权负责在中国教区的传教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据史料记载，利玛窦等人刚抵广东时，是着僧装剃发居寺的，到1594年7月，才经提议获准不再剃头，蓄发，卸下僧服。
利玛窦在北京地区的活动
自利玛窦一行人于1601年抵京后，因其进呈早已备好的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遂获准在北京长居。
只是当时的统治阶层根本没意识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
这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利玛窦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大致可归为两类：
一，传学；
二，传教。
西学东来。
可以说，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数学专用词汇，如：
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多边形、圆、几何、星期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的。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與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是十次刻印。
并传到了日本，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仍出于此图。
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传播天主教。
经历了唐元两代之后，明朝利玛窦之前，中国中原地区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基督徒。
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
他成功觐见明朝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
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
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
他允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
在他看来，这些只属于尊敬祖先的仪式：
只要不参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这一点和日后的传教士形成鲜明对比，也造成巨大冲突。
特别是对清朝年间的数次禁教有过直接的影响。
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或拉丁文的Denus）；
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
利玛窦本人更穿着中国士人服饰。
利玛窦的这一套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5月11日傍晚，利玛窦“永远安眠于上主的怀抱，年57岁；
遗命龙华民神父为其继任者”。
时皇帝赐予其葬地一处，原是一所庙宇，四周有围墙，后成为在京葡萄牙教士的墓地。
这是除了外国使节外，对一位普通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从未有过的最高礼遇。
在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终于在中国立足。
到他去世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了四处教堂，分别在北京、南京、南昌、韶州，欧洲神父13人，中国修士7人，领洗的中国教徒达到了2000人。
利玛窦临死之前曾对庞迪我、熊三拔以及中国修士游文辉、钟鸣仁说：
“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
”
利玛窦等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博得了包括达官、名士在内的士大夫阶层的好感，他
们为天主教在华传播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有的还为天主教思想所吸引，最终受洗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天主教徒，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他们对于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这批中国士大夫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他们翻译引介西方科学著作，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
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
其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为天主教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提供了种种便利。
正是在他们的引介和推动下，天主教很快在各地建立了一些中心和根据地。
由此可见，中国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明末兴起，除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一条比较能够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心理所接受的传教策略之外，也与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拥有一批天主教徒、他们愿意为中国天主教事业奉献有密切的联系。
17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教徒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江南地区，1627年教徒人数达13000，10年后增至40000。
江西、浙江、江南、山东、陕西、山西和直隶诸省均有分布。
到1661年，中国15个省除云南和贵州之外，都有了天主教活动的踪迹。
利玛窦之后至20世纪初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利玛窦逝世之后，耶稣教会中被派遣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利的指定继任者龙华民，历经明清两朝的德国人汤若望，与汤同时期的后辈比利时人南怀仁，及较南稍晚的法国人白晋等。
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紧随利玛窦的脚步，遵循利玛窦规矩在中国立足的，其中后三位还长期受任于朝廷。
龙华民比较特殊的地方则在于他还是预感日后出现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人。
“当他仅为一普通传教士之时，对其会长利玛窦的传教观念和方式方法，已有凿枘之感，但出于对长上的尊敬，不便批评。
及其自任会长职后，认为事关良心问题，遂进一步作了研究；
而在理论上的实践方法上，得出的结论，与其前任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
其他神父们经研究后，则见仁见智，意见分歧；
但因在神业上和爱德上必须团结一致，又因有听命誓愿，都不愿有所流露，故传教事业不受任何影响。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传教士与朝廷基本维系着一种良好的关系，这也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保持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治者需要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为其服务，传教士需要在朝廷中保持这样的密切联系，以便提高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正因如此，17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传教活动在各地顺利开展。
1651至1664年间，全国天主教徒达到十万人，遍布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江南各省。
南怀仁在历狱期间曾遭关押和审讯，后取代杨光先主持钦天监工作，为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平反昭雪而上疏康熙，积极搭救羁押在广州的传教士，为历狱之后全面迅速地恢复中国天主教教务起到很大作用。
南怀仁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指出杨光先的历算错误，全面恢复了西洋历法。
他废除所谓“紫气”之说，因而使中国的历法更趋科学。
在主持钦天监工作时，他一方面上疏朝廷改善官员，特别是汉藉官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另一方
面，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传教士陆续引入钦天监任职。
先后推荐恩理格（1624—1684年）、闵明我（1639—1712年）、徐日升（1645—1708年）、安多（1644—1709年）等协助修历。
钦天监长期设监正两人，一名满人，一名西人，先后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多达数十人。
清廷聘请外国传教士供职钦天监的惯例一直保持到道光十七年（1817年）。
1688年元月，南怀仁不慎从马上摔落致死，康熙赐南怀仁谥号“勤敏”，赐库银750两为南怀仁筑坟立碑，并派官员到墓前致祭，再赐墓碑，碑文称赞他服务朝廷有功：
“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
”这里的“复储武库之需”是指南怀仁督造了132红夷炮，于1674年康熙镇压“三藩之乱”发挥了作用。
在收复雅克萨的战役中，南怀仁设计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更是令俄军闻风丧胆。
南怀仁去世后，其他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朝廷中发挥作用。
1689年，中俄就北方勘定边界进行谈判时，耶稣会神父张诚和徐日升神父担任中方代表团的拉丁文翻译。
俄方多次私下表示要两位神父为俄方出力，甚至希望在条约的拉丁文本中塞进“中国不在雅克萨建造任何房屋”等字样，但是遭到拒绝。
1689年9月7日，中俄两国正式签订了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就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其间传教士也起到了一定的调解作用。
对此康熙十分满意，他对传教士们说“和约得以缔结，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尔等为此事出力颇多”①。
此后，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等被招至内廷，为康熙皇帝讲解量法、测算、天文、格致等西方学术并一连持续了好多年。
由此，可见对于天主教，清初的做法是允许传教士自由信教，至于是否可在中国老百姓中间传教，一直没有明确规定。
传教士到内地传教，多以“居住”、“守坟”、“虔修”等名义去的。
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连下两道谕旨，礼部即奉旨依议：
“……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
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
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
”这道被当时传教士欢呼为“期待已久的基督教宽容敕令”①，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天主教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领洗成为天主教徒了。
这不能不说中国天主教发展历史上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除耶稣会外，天主教其他个修会也纷纷进入中国传教。
1626年、1629年，多明我会士分别在台湾基隆和淡水建堂，1630年同会的高奇进入福建顶头传教，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也随之来到福建。
方济各会士利安当1650年又北上到山东济南传教，在那里建有一所教堂，有1500名中国教徒受洗。
这些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常遭耶稣会士教友的冷遇和暗中阻挠，却也渐渐站稳了脚跟。
1665年，多明我会已经拥有11所住院，20所教堂，近万名教徒，分布在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
17、18世纪之间，中国天主教出现了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701年，全国有229座教堂，外国传教士103人，中国教徒也增加到30万。
本地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
罗文藻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藉神父和主教。
除耶稣会之外，其他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
罗马教廷实施了宗座代牧制度，加强了对在华传教活动的领导。
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一批耶稣会士继续坚持并发扬了利玛窦“学术传教”传统。
这些在科学上具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在为朝廷贡献才智的同时，也为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促成了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旨意，传教士第一次正式获得公开传教自由。
中国礼仪之争与百年禁教
然而天主教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
从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看，中国朝野对于天主教仍存有戒备和疑虑心理。
从天主教内部来看，在教务发展的同时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危机。
当时在修会内部、修会与修会之间，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逐渐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
对于这场将决定中国天主教命运的争论，罗马教廷的立场起先摇摆不定，继而又断然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孔和祭祖等礼俗，最终导致清王朝的百年禁教。
礼仪之争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中国人的祭祖、祭孔活动，其性质究竟是宗教还是习俗。
二是造物主应该用何种译名为好。
争论从耶稣会内部展开，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派否认祭祖、祭孔含有宗教成分，中国天主教徒也可以参加，当时通用的造物主译名“上帝”、“天”、“天主”等，可继续使用；
以龙华民为首的一派则认为，此类仪式正是为基督教所反对的偶像崇拜，应当坚决拒绝。
对于造物主的译名，则主张一律使用拉丁文音译，作陡
斯（Deus）。
1628年，中外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不把
祭祖祭孔当成偶像崇拜，认为祭祖与十诫的“当孝敬父母”是一回事。
然而罗马教廷于1645年9月12日宣布禁止用“上帝”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
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芒十一世批准圣职部决议，严禁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并派多罗主教（1667—1710年）为特使，到中国来执行教令。
这样，在礼仪之争问题上罗马教会同中国政府发生交涉并最终导致冲突。
康熙十分关注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并将其看成内部事务，认为必须加以管束，便在1706年12月31日下了一道旨意：
在中国传教的西洋教士必向内务府申请印票，写明不回欧洲，凡是拒绝领票者一律驱逐出境。
到1715年，陆续有48名传教士领取了印票，其中耶稣会士29人，方济各会士9人①。
对于这些传教士，康熙对他们多有安抚：
“尔等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入教②。
”多罗在南京得知康熙旨意后就发布牧函，公布教宗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
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又于1715年3月15日公布《自登基之日》（Exilladie）通谕，对于多罗的牧函表示支持，要求所有在华传教士和神职人员在巡视员、宗座代牧或者主教面前宣誓坚决遵守。
康熙获得教宗克雷芒十一世的禁约后，大为震怒，决定在中国全面禁止天主教。
他在禁约上亲加朱批：
“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人之大理。
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此后，罗马教廷一直坚持严禁中国礼仪的立场。
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1740—1758年在位）发布一篇通谕《从上主圣意》，饬令在华传教士，严行禁止中国礼仪，违反者立即调
回欧洲接受处罚。
直到1942年罗马教廷方才解除执行了近250年的禁令，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回到了原先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上。
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延续时间漫长、涉及范围广，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
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孔的仪式，直接导致康熙晚年禁止天主教传播，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各朝历行禁教，时间长达百余年。
尽管罗马教廷以后不断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传教，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天主教传教活动基本上是处在非法的地下状态。
自1721年康熙全面禁止天主教到1858年咸丰在洋枪洋炮下准许自由传教为止共138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可以用百年禁教概括。
说到底，礼仪之争关系的是文化遗移植的问题，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关系的是一种宗教的处境化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
就社会因素来说，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都有一套制度去保护其自身的文化，抵制异质文化。
另一方面，文化移植和融合之所以可能而且已成为事实，不仅是因为文化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中国社会而言，宗法制度好似保护以祭祖、祭孔为象征的传统文化的机制，只要这个机制存在，对于异质文化的抵制也就存在。
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外界交往，需要来自外界的刺激，这种需要会在适当的时候为异质文化打开门户，即便开始时只是一条门缝。
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是一个过程，利玛窦只是开了一个头，礼仪之争说明这种融合不是简单轻易的，中国天主教后来的道路也说明，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
19世纪早期基督新教的传入
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始的近代基督教（即基督新教）传教运动与前三次有着明显不同，基督新教传教士成为这次传教活动的主体。
这次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自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以来所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相遇，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与仍处于封建制度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相遇，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冲击与融合的过程。
作为这种冲击与融合的结果，不仅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扎根结果，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教育、医药、实业、出版等方面，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基督教开始叩响了中国的大门。
但在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且对天主教“礼仪之争”后下达的禁教令还没有解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因此，传教士无法以合法的身份进入中国。
这一时期，传教士只能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广州及南洋等地徘徊，为进入中国作积极的准备。
基督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R.Morrison，1782—1834年）。
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
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徒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
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
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
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
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
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美国第一个来华的是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
他于1830年来到中国，在中国从事的传教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他继承了马礼逊翻译《圣经》的事业，与美国的另外两位牧师克陛存、文惠廉翻译的《新约全书》于1857年出版，《旧约全书》于1862年出版。
其次，裨治文与马礼逊等人联合发起了“广州基督徒联合会”，并开办了《中国丛报》，这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贡献。
再次，裨治文参与组织了“马礼逊教育协会”，为秘书。
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教中国少年读中文和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中”。
最后，受马礼逊在澳门开办诊所的影响，裨治文一再呼吁差传会派医生传教士来华。
1834年，美国的医生传教士伯驾来到中国，一年后在广州开设了眼科医局，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
1838年，在裨治文的伯驾等人的推动下，“中华医药传教会”成立。
在他们所起草的该会宣言中，这样表达了该会的宗旨：
“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
”从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所做的最为突出的工作：
翻译及出版《圣经》；
文化出版事业；
教育事业；
医疗事业。
而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中鸦片战争以前都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早期传教士的传教特点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既受到来自清朝政府的种种限制，又不被中国的民众所了解，因而困难重重，成效甚微。
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不惜采用了不少非宗教手段，来帮助传教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1）．在打开中国大门这一共同目标下，传教士、商人、
外交官携手从事侵略活动。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一面为基督教会服务，一面为殖民主义侵略效力，身兼数职，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
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不仅多次混杂在中国水手中北上刺探情报，
鸦片战争一打响，他就全身投入这场罪恶战争。
他起先担任英侵略军司令官郭富的翻译和向导。
1842年春，当英军攻占宁波和舟山以后，他接受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
当英军入侵上海不久，他也随之而至，代表英军颁发安民告示，向上海知县勒索总数达30万银两的赎城费。
同年6月，侵略军进攻镇江，因当地军民奋力抵抗，久攻不取，郭士立就亲自参加围城。
中英议和时期，郭士立和马儒翰一同参与起草并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第二年他又担任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签订时的译员。
19世纪30年代来中国的裨治文、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也发表了许多言论，鼓吹使用武力和煽动侵略战争。
1834年底中英交恶时，在广州的全体英国商人向英王上书，狂妄要求英国政府派遣军队来中国逞威，要挟清政府开放宁波和厦门。
那时裨治文连续在《中国丛报》上撰文，支持英侨呈书英王。
他说：
“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它（指中国），那就强迫它走上一条使各国的权利和它的义务相一致的道路上来，”①将中国大门对侵略者敞开说成是中国的义务和外国的权利！
裨治文又说：
“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能同它以礼相待。
”过了一年，中英对峙更紧，《中国丛报》登载一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迫切的重大要求》，文中明确主张以武力强迫中国签约。
裨治文在为该文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国是个土地辽阔而又
孱弱的国家，只需一个团的英国兵就可以打败中国几个省的军队。
所以应该用大炮作为谈判的后盾。
鸦片战争爆发后，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上编撰了大事记，专门介绍战争交火情况和政治交涉过程。
文中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
①与裨治文同时来华的雅裨理，此时也叫嚷发动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②另一个在1854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L.Nevins），在1856年第
二次鸦片战争时，也明确表态说，“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用来开辟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第一个来华当传教医生的伯驾也尽心竭力为美国政府效劳，鸦片战争交火的两年，正是伯驾返美度假时期。
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性活动。
1841年1月，他向美国国务院特别汇报了中国局势，郑重建议美国政府利用中英矛盾。
他认为当前是美国插足其间从中攫利的好时机，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可能要超出对任何其他国家”。
伯驾的这份书面材料，引起国务卿的高度重视，立即派他去英国、法国，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对华意图。
伯驾在1842年12月第二次来华抵达广州，那时《南京条约》已经签订，广州等五个口岸的门户已经洞开。
美国政府获悉《中英南京条约》的内容后，很快组成以顾盛为首的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签订条约。
顾盛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后，当即任命裨治文与伯驾两人为使团的中文秘书。
伯驾在《中美望厦条约》签定之后，索性放弃了传教工作，从事外交、政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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