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行业研究报告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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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阶段，2005年的猪链球菌病，导致需求明显降低，加剧了猪价下跌。

②2006-2009年猪周期，生猪价格上涨20个月，涨幅+158%，下跌14个月，跌幅-49%，最高单周平均猪价达到17.4元/千克。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05-06年猪价位于低位，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出栏减少，随着07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爆发，造成供求关系反转，猪价开始回升。

此后，全球经济危机、“瘦肉精”，以及“甲型H1N1流感”等事件的爆发，猪肉需求下降，猪价下跌。

③2009-2014年猪周期，生猪价格上涨27个月，涨幅+111%，下跌32个月，跌幅-47%，最高单周平均猪价达到19.9元/千克。

本轮周期受到的外生性干扰较少，是相对经典的猪周期，价格主要受供需矛盾推动。

④2014-2018年猪周期，生猪价格上涨24个月，涨幅+97%，下跌25个月，跌幅-50%，最高单周平均猪价达到21.2元/千克。

201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环保禁养规定，并着力提升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程度，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市场，产能快速出清，价格一路走高。

⑤2018年至今的大级别猪周期，生猪价格上涨32个月，涨幅+262%，2021年1月至今跌幅逾-70%，最高单周平均猪价达到40.9元/千克。

非洲猪瘟出清对猪价上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叠加新冠疫情影响，猪价高位震荡13个月

2、猪周期形成的本质原因：

供需错配

生猪养殖周期较长，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变化到商品猪供给变化历时约10-12个月，产能变化滞后于价格，能繁母猪存栏是生猪供给的先行指标。

能繁母猪配种后约4个月生产仔猪，再过约6个月商品猪出栏。

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变化大致对应10-12个月后生猪供给变化。

虽然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出栏量占比仍以散户为主。

散户养殖更倾向于直接根据猪价决定当期是否养殖，且较难做长期资金规划，故猪价上升，当期增加产能，未来供给增加，猪价下降，当期产能下降，未来供给不足的长期规律仍存在。

二、能繁母猪存栏决定未来生猪供给，生猪供给决定猪价拐点

1、2002-2006：

非典影响下，生猪供需矛盾突出

从外部因素看本轮猪周期，2003年非典期间，养猪场屠宰停工，交通限制造成生猪供需矛盾。

2003年5月爆发的非典疫情所致，疫情期间宰杀母猪、补栏停滞，地区间生猪运输受阻，造成生猪供求矛盾突出，导致猪价反弹明显，再加上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疫情，引发猪肉需求大增，导致猪价持续攀升，2004年8月达到最高水平。

随后产能恢复，猪价下行，并由于2005年初部分地区（如四川、广东等）出现了猪链球菌病，导致猪肉需求明显降低，供需矛盾突出。

从存栏看本轮上行周期，1997-2000年间生猪价格维持下跌趋势，长期的猪价走弱使得养殖主体的能繁母猪补栏意愿较弱，非典疫情后需求复苏驱动猪价上涨。

2002年底广东发生非典疫情，关停生猪市场、限制生猪流动等政策打断了猪价上涨节奏，直至2003年6月中旬国内疫情基本结束，消费复苏，生猪需求回升。

需求恢复快速但供给恢复需要时间，2002年和2003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分别同比-0.4%和-0.9%，供需错配使得猪价上升持续至2004年9月，本轮上涨周期历时27个月。

从存栏看本轮下行周期，猪价上涨激励母猪补栏扩产，供给增加导致猪价下降。

由于猪价在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开始大幅上涨，激励了养殖热情，母猪和仔猪补栏开始增加，2004年和2005年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分别同比+1.8%和+2.8%。

2004和2005年全年生猪出栏量分别同比+3%和+5%。

生猪供给增加，猪价下降，到2006年7月触底，下降周期持续22个月。

2、2006-2009：

蓝耳病降低存栏加速猪价上行

从外部因素看，上行期爆发的高致病性的猪蓝耳病从供给源头上加速了本轮猪价上涨，下行期猪流感、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抑制消费需求，加速了猪价回落。

2006年下半年以来的猪蓝耳病疫情，除生猪直接死亡造成的损失外，还导致种猪生产性能严重下降，这从源头上加剧了生猪的短缺和恢复生产的困难，猪价在2008年3月达到高点，较2006年7月低点上涨了158%。

此后随着供应恢复，猪价逐渐回落，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疫情冲击到终端消费，导致价格加速下行，至2009年5月达到本轮周期的低点。

从存栏看本轮上行期，由于此前的行业亏损和猪蓝耳病合力导致存栏下降，供给不足驱动猪价上涨。

由于2005-2006年生猪价格大幅下降，养殖端盈利下降，母猪补栏减少，养殖产能下降，叠加2006夏季-2007年爆发的猪蓝耳病，2006年底全国生猪存栏同比降低了3.4%，2006年8月生猪价格触底。

从存栏看本轮下行期，养殖户母猪补栏积极性大幅提高，产能快速恢复，猪价走低。

2007年较高的生猪和仔猪价格刺激产能增加，产能步入上升通道，2007和2008年底生猪存栏分别增长了5%、5.3%，2008和2009年生猪出栏量分别增加了8%、5.7%，高供给影响下猪价走低。

此外，2009年猪流感疫情导致需求减弱，猪价加速见底。

3、2009-2014：

养殖利润驱动存栏变动内生周期

从外部因素看，第三轮轮猪周期的生猪供给受到的外生干扰整体较小，属于由内生供需因素驱动的经典猪周期。

下行周期期间，为了稳定猪肉价格，2013年5月，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开启冻猪肉收储工作，提振了市场信心，短期价格有所恢复。

但随着反腐和打击“三公消费”，这些因素均未能从根本上影响生猪供给，2014年猪肉价格维持下行趋势。

总体上，这轮猪周期以内生因素为主，属于经典的猪周期波动。

从存栏看本轮上行周期，2009年以来养殖亏损导致能繁母猪存栏去化，供给下降驱动价格上涨。

2009年以来生猪价格较低，养殖利润较差，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降。

由2019年初到2010年8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由4987万头下降至4580万头，降幅达8%。

2010年8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量触底，8个月后生猪存栏触底，随即猪价在2011年9月后达到峰值。

2010年7月开始，自繁自养养殖利润由负转正，逐渐上升，2011年6月达到最高值690元/头，能繁母猪存栏与养殖利润同向变动。

从存栏看本轮下行周期，养殖利润转正促进能繁母猪存栏增加，能繁母猪存栏开始回落10个月后猪价触底。

2010年7月开始自繁自养养殖利润由负转正，2010年8月开始能繁母猪存栏触底回升，至2012年10月到达峰值，期间能繁母猪存栏由4580万头增加到5078万头，增幅达11%。

能繁母猪存栏达到峰值后，大约半年的时间保5000万头以上的水平，猪价随即在10个月后触底。

本轮猪价下行周期持续时间较长，共持续31个月，主要原因是能繁母猪存栏增加持续时间较长，且能繁母猪存栏水平较高，产能去化周期较长。

4、2014-2018：

产能大幅出清，环保政策影响下母猪存栏处于低位

从外部因素看，第四轮猪上行周期受到环保政策所推动，大量散户退出市场，供给持续下降，下行周期在非洲猪瘟影响下完成筑底。

从2014年起，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开始实施严格的环保禁养规定，并着力提升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程度，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市场，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开始进入持续性的下降通道中。

猪价在14年5月见底以后，一路上行至16年的6月，其中2015年上半年爆发的猪丹毒疫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随着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大企业养殖效率提升，出栏生猪体重大幅增加，猪肉供给持续增加，后续猪价随后一路走低。

从存栏看本轮上行周期，经历了养殖亏损使得能繁母猪存栏大幅下降，环保政策清退小规模养殖户。

2011-2014年，全球饲料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生猪养殖成本较高。

2013年7月开始，由于上半年的持续亏损，能繁母猪存栏从5000万头以上的水平开始下降；

2014和2015年上半年养殖再次亏损，能繁母猪存栏加速下降。

2013年7月至2015年6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下由5013万头下降至3899万头，降幅达29%。

本轮猪价上涨周期持续24个月，持续时间长于前两个上升周期，主要原因是2012-2015年饲料原料成本较高，每年上半年生猪养殖均出现亏损情况，母猪存栏恢复较慢。

从存栏看本轮下行周期，饲料原材料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养殖成本降低，但能繁母猪存栏依然不断下降，养殖效率提高使得猪肉供给总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亏损主要发生在2018年上半年。

尽管环保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促进规模化集约化，改善我国以散户养殖为主的存栏结构，在初期也确实抑制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补栏，并起到了提振价格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场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出栏生猪的体重大幅增加，在存栏未变甚至下行的状态下，总猪肉产出却反而增加；

另一方面是母猪效率提升，尽管能繁母猪存栏下降，但生猪存栏下降不明显，甚至部分时段上涨，总的生猪屠宰量未受明显影响，养殖能力明显提升。

5、2018至今：

非瘟下的大级别猪周期

从外部因素看，第五轮持续至今的大级别猪周期受到非洲猪瘟、环保限产政策、规模化养殖、新冠疫情、粮食价格暴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非洲猪瘟造成存栏减少供应紧张成为周期拐点的决定性因素。

非洲猪瘟爆发后，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应急实施方案，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向下。

从2018年的6月开始到2019年11月，生猪价格升至40.98元/kg的历史新高；

2019年12月-2021年1月，猪价在30元/kg的高位震荡13个月。

2021年春节后，随着生猪供给的快速增加，猪价开启了持续下跌的趋势。

从存栏看本轮上行周期，期初低水平能繁母猪存栏为大级别猪周期埋下伏笔，突发非洲猪瘟让母猪产能雪上加霜，国内新冠疫情可控后需求恢复激化供需矛盾。

由于上轮猪周期养殖亏损时间较长以及环保政策限制，上轮猪周期猪价下行阶段并未出现能繁母猪存栏的扩张。

2018年4月猪价触底时，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只有3400万头左右，处于较低水平。

2018年三季度猪价季节性反弹，但第四季度及2019年爆发了非洲猪瘟疫情，种猪、仔猪、商品猪死亡率大幅增加，母猪产能进一步下降，部分猪场使用生产效率较低的三元母猪留种，但产仔效率较低。

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由3554万头下降至1913万头，降幅达46%，其中产仔效率较低的三元母猪占比由10%增加到20%以上。

2019年底至2020年初能繁母猪存栏缓慢增加，由1913万头增加到2164万头，涨幅达13%，但三元母猪占比由20%提高到40%以上，母猪产能仍然不足，对应8-10个月后（2020年下半年）的生猪供给相对紧张，叠加2020年下半年疫情控制后消费复苏，供需矛盾激化，猪价和养殖利润创历史新高。

从存栏看本轮下行周期，前期超高利润推动能繁母猪产能快速恢复，全球饲料原料高价推高养殖成本加深亏损，母猪产能去化刚刚开始。

受到国家恢复生猪产能的政策鼓励以及超高养殖利润的驱动，2020年3月开始能繁母猪产能快速恢复，对应2021年开始生猪出栏量增加，2019年10月至2021年6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由1913万头增加至4563万头，涨幅达+139%。

第二季度生猪出栏量以及恢复至2018年同期水平。

同时，2021年头均出栏重量比2018年增加7%以上，第二季度猪肉供给水平超过2018年同期。

目前能繁母猪存栏去化较慢，生猪出栏量最早于2022年4月开始下降，考虑到二元能繁母猪生产效率提高，猪价预计于明年下半年转好。

三、猪周期存栏规律及预测

1、能繁母猪存栏拐点对应未来8-12个月生猪供给拐点，养殖利损决定当期母猪存栏增减

能繁母猪存栏拐点往往对应未来8-12个月生猪出栏量的拐点，由于猪价波动更多来自于供给侧驱动，能繁母猪存栏拐点同时也是未来8-12个月猪价的拐点。

期初能繁母猪存栏水平越低，猪价上行周期持续时间越长；

期初能繁母猪存栏水平越高，猪价下行周期持续时间越长。

除政策扰动因素外，能繁母猪存栏变化基本遵循市场规律。

生猪养殖盈利，则能繁母猪存栏逐渐增加，生猪养殖亏损，则能繁母猪存栏减少，生猪养殖利润主要参照自繁自养养殖利润。

当期自繁自养盈利/亏损决定当时的能繁母猪存栏增加/减少。

生猪供给是猪价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过去五轮上涨猪周期，均由于前一年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导致一年后生猪供给减少驱动；

过去4轮和本轮下行猪周期，除2016-2018年能繁母猪存栏下降（环保政策），主要均由于前一年能繁母猪存栏增加导致一年后生猪供给增加驱动。

生猪价格低点由养殖成本决定，最近两轮猪周期猪价底部均为10元/公斤左右。

猪价波动幅度逐轮加深，下行周期猪价底部震荡，预计2022年下半年猪价转好。

2002年至今共经历5轮猪周期，下行期持续时间略长于上行期，生猪价格波动幅度于近几轮显著加强，尤其是下跌的幅度逐轮周期加深。

在周期底部时，养殖主体的补栏与退出行为均存在惯性，即使进入了亏损区间时，大量养殖主体会存在熬过底部迎来价格回暖的心态，存在压栏抗价行为，屠宰场和养殖户之间存在短期博弈，往往无法快速完成产能清退，这使得周期总存在一段磨底时期。

2021年8月、9月的能繁母猪存栏分别为4500万头、4459万头，环比分别下降了-0.9%、-0.92%，仍高于农业农村部建议的4100万头的存栏，从母猪存栏量预计周期底部将持续到2022年年中附近。

2、下行周期存在底部震荡，预计2022H2逐步进入上行周期

从周期W型底部分析，预计2002年6-8月之间猪价二次触底，预警猪价在11-12元左右。

每轮周期上行前猪价均在底部呈现W型，猪价二次触底，第一次触底与第二次触底之间间隔约8-11个月，价格涨幅在10%-15%之间。

2021年10月观测到生猪价格低至10.78元/kg，本周期猪价第二次触底预计在2022年6-8月之间，预警猪价在11-12元左右。

长期配置价值凸显，看好具有成本和扩张优势的公司。

从基本面来看，猪价再次回落筑底概率较大，伴随着能繁母猪产能去化，并带来未来行业拐点的到来，尽管如此，对于部分生猪养殖公司已具有长期配置价值，成本端能看到有显著下降空间、出栏量拥有快速扩张潜力的公司依然能够穿越下行期取得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