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时期的货币政策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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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分别增长11.1%和12.8%，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优化多种政策组合，进一步缓解融资贵。

适应全球无风险利率走低的趋势，综合运用公开市场逆回购、降低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引导市场报价（LPR）利率下行，同时压低货币市场利率，促进包括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低成本资金，预计全年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如，2020年6月份，成都辖内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8%，为近五年来最低水平，较去年同期下降68个基点，其中小、微型企业贷款利率同比分别下降77、78个基点。

指导金融机构协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2020年1-6月，成都市非金融机构债券发行加权平均利率3.7%，同比下降56.5个基点，累计让利7.5亿元。

疏通货币传导渠道，进一步提升服务力。

一是健全传导机制。

通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大企业及核心企业及供应链、产业链和政银企对接，以及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和建立银行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和信贷尽职免责机制，加大货币政策传导力度，推动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加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增加，打通金融支持微观经济主体的毛细血管，货币政策传导的直达性和精准性增强。

如，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助力疫情防控，协同政府部门建立成都中小微企业“蓉易贷”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了10亿元风险资金池，实行资金池、担保、银行4:

4:

2，或资金池、银行7:

3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全国首批民营企业疫情防控债、全国金控类平台首批疫情防控债和全国首批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落地成都。

二是搭建传导平台。

通过建立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平台、区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形式，推动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金融科技工作责任。

如，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人总行的支持下，在人行成都分行和营业管理部及成都市金融工作局的推动下，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平台。

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成都知易融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成都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开展知识产权融资服务进行先行先试，非常好，下一步要按照规划，把全省金融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中介机构接入到该平台上，探索建设国家级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

又如，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于2019年底建立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天府信用通”平台，实现了银企信息对接，免费向银行、企业开放,建立省市县三级督导、信贷申请响应时间2天和贷与不贷响应时间不超过5天的机制。

截至2020年10月10日，该平台上入驻政府机构189家、金融机构119家1018个银行网点，上线16531个产品，归集涵盖政府部门（工商、税务、发改委、科技、农业农村等）掌握的工商、税务、不动产、农村产权交易等53类企业信息14.58亿条，上线企业主体8.2万户，占全省企业主体的5.12%，企业基础数据2.24万笔，实现线上线下融资金额2034.66亿元，融资成本5%，较去年同期下降54.7个基点。

三是强化窗口指导。

按季召开形势分析会，加强银企对接，实施金融知识大普及、信贷产品大营销、金融服务大优惠、支持政策大联动的金融服务“甘露行动”，让金融服务走进个体工商户，“贷”动小生意，繁荣大市场，不断提升稳企保就业的质效。

坚持科技赋能金融，进一步支持金融新业态发展。

疫情加快了金融科技，加快了数字经济和无接触金融发展，人民银行也适应中央的变化，发布了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评估规则，引导金融机构规范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大银行和新金融业态纷纷采用新技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10”（三分钟申请、一分钟审核，零人工干预）和“三无”（无抵、质押，无申请材料，无线下开户）等手段，加速无接触金融发展步伐，围绕核心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不断改善创新主体和普惠小微企业生态环境。

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经济货币化程度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和房地产泡沫同时并存。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自2008年12月以来，在4万亿元刺激政策下，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25个月保持17%以上的增长水平，2009年7月最高达到29.74%，狭义货币M1从2009年3月开始高歌猛进，一直持续到2010年12月，最高出现在2010年1月，达到38.96%，与此同时2009年人民币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较2008年增长95.3%。

2020年预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0万亿元。

近年来央行资产负债表保持在36万亿元左右，但货币乘数从2018年二季度的5.6上升至2020年二季度的7左右。

与美国过度消费不同，我国核心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和大量产业处于中低端、投资过多，以及产能过剩。

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高，2003年至2019年，M2与GDP的比例分别由1.90上升为2.01，其中，2016年最大值为2.08，该比例远高于美国的0.48至0.72。

2014年至2019年，社会融资规模复合增长率高于GDP复合增长率近2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的比例由1.92上升到2.54，产出1元GDP资金需求从1.92元上升到2.54元，表明金融体系资金使用效率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迷失的货币纷纷进入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造成了北上广深等地房地产价格急剧膨胀，无论从房地产租售比、销售比看，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问题突出，防范灰犀牛风险压力很大。

微观主体面临不利因素较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中国在疫情影响下经济保持正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外需，但最终消费恢复增长缓慢，前8个月消费同比下降8.6%，与前几年较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餐饮、娱乐、影视等微观经济主体仍处于停工、半停工等非正常经营状况，加之有的经营主体相对保守，致使有效需求不足。

一是部分主体信贷不符合监管、授信政策等，抑制其资金需求。

二是全国企业新开银行账户呈现较大幅度下跌。

三是部分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订单面临延迟交付的违约风险。

四是金融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趋势未变。

如，成都2020年1-6月辖内大型企业新增贷款占企业新增贷款比重的46.2%，高于去年同期11.5个百分点。

五是对两项直达工具执行效果有待提升。

六是中型企业“两不靠”，融资可得性较差。

部分小微企业不愿贷款，银行贷不出情况较为突出。

据调查，以成都为例，2020年二季度小微企业有市场、有纳税的有效信贷需求非常少，无融资意愿的企业占比高达70%，主要金融机构普惠领域提前还款户数和金额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6.1%和52.6%。

据2020年8月抽样调查，国有银行成都某两支行开立对公账户数分别为14296户、7090户，无信贷需求占比分别达95.67%、95.61%，另外股份制银行两支行开立对公账户数分别为5534户、4975户，无信贷需求占比分别达61%、47%，少数法人银行累计延期金额不大，延期率不高，有的6%、7.34%、12.11%不等。

地方法人银行信贷增长乏力，风险延后等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地方法人银行贷款增长乏力。

如，截至2020年8月末，西部某市法人银行新增贷款仅380.59亿元，同比少增230.41亿元。

二是小微企业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例不高，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不高（15%左右），低于大型企业水平。

三是有的银行在政策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展期、无本续贷、借新还旧、3个工作日内还旧借新、调整还款计划等政策执行层面出现差异。

四是银保监会明确普惠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可高于各项不良贷款率3个百分点以内的容忍度，但部分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延期还本付息心存疑虑，怕秋后算账。

同时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借新还旧并没有解决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企业违约风险凸显，预计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之后，疫情导致贷款重组进展缓慢、催收和执行力度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度延后，不良贷款率将进一步增加。

中小银行风险日益凸显，叠加风险值得重视。

当下大银行也纷纷放下身段，降低门槛，由原来不愿意做小微企业贷款到积极主动做小微企业贷款，加之大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应用、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强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等优势，能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等；

而中小银行规模小、资金成本高，科技运用能力差，获客能力差，竞争能力差，市场份额进一步受到挤压，积累问题将进一步暴露。

部分区县国库库款“亮红灯”，政府性债务又面临集中到期压力，债务归还的高峰期将出现，其中私募债、非标产品等刚性兑付金额大，资金压力非常大，存在信用风险。

个别信托机构风险较强，传染性需警惕。

融资平台多，业务量不足问题凸显。

各地在纷纷搭建融资平台，平台太多导致浪费太大的问题日益突出。

如，截至目前，成都设立科创通、盈创动力、创富天府云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这些平台各自为政，各方参与率不高，业务量不足。

截至2019年末，成都辖内交子金融“5+2”和区块链知识产权融资等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累计融资规模不足1270亿元，与中征动产融资服务平台应收账款融资规模超过10万亿元和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央行贸金区块链平台业务规模120多亿美元相比，差距很大。

继续支持经济行稳致远

疫情控制程度决定经济恢复增长的程度，面对百年一遇的大疫情、经济大衰退，中国经济也面临百年大变局未有之大机遇、大发展，增强货币政策的全局性、前瞻性对于经济社会行稳致远非常重要。

继续实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不断增强政策的前瞻性。

按照具有国际视野和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要求，坚持正常的、稳健的、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不变，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对政策留有余地，以应对不时之需。

坚持数量调控目标和价格调控目标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坚持把价格作为供需的稳定器，坚持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变，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有效性。

加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作用，缩短政策传导链条，防止资金进入效率低下或无效的行业、僵尸企业，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适时加强利率管理，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LPR定价传导机制，打破隐形担保、刚性兑付，抓好督促、评估、验收，引导融资成本下行，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继续抓好“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两项政策工具（重点明确政策范围界限）和再贷款、再贴现及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落实，尽可能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增强精准滴灌，确保社会融资规模与疫情下经济发展相适应。

继续实施窗口指导，不断增强金融在线化、数字化。

继续围绕“六稳”“六保”《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和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规范等，及时通报经济金融形势，加强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大力倡导开放银行理念，积极拥抱数字技术转型机遇，加大科技及人才投入力度，整合各类融资性平台，搭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技术和分布式客户生态圈的表现及多渠道获取征信、工商、税务、水电、发票、司法信息为依托的开放银行核心系统及应用场景，加速区块链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手段挖掘符合信贷条件的微观经济主体，找到有融资需求适配主体，探索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在线化、数字化、智能化，增加有效市场主体融资的可获得性、便利性、及时性，提升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竞争力。

继续实施政策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政策协同性。

一是注意与财政政策的协同。

发挥财政贴息、担保、税收减免、风险补偿资金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财政政策工具作用，抓好落实，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注意与要素市场政策的协同。

在超常规政策到期自然退出的同时，拿捏好分寸，掌握好尺度，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迟，既要考虑长期投资非一日之功，又要考虑对金融市场和经济恢复的影响，既要考虑正常的货币政策，又要避免短期工具长期化，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长期资金供应的机制，加快推动经济发展从间接融资向间接直接融资并重转变。

三是注意与创新政策的协同。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建立与科创企业生命周期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工作机制，为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提供适配的融资需求。

把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围绕芯片技术、生物技术等“卡脖子”技术和原始技术创新、底层技术创新及重视基础研究，优化科技成果研发、孵化和成果转化发展环境，发挥风险投资、投贷联动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财政资金的作用，推动创新型企业服务、融资便利化。

四是注意与消费政策的协同。

立足双循环,把握新机遇，搭建消费场景，支持扩大进口，激发最终消费潜能的基础性作用。

五是注意与区域政策的协同。

考虑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经济差异性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财政金融在支持西部发展、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升政策针对性。

继续实施分担机制，不断增强金融风险防控力。

落实国务院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由政府风险资金池、银行、担保或保险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

采取“银行贷款+保险保证+财政风险补偿”“创业投资+债券融资+上市融资”等金融服务模式，打通知识产权与金融之间的屏障，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对创新性企业，坚持“一次增信、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原则，以知识产权未来预期收益为支撑。

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密切关注、监测、分析中小银行的风险，防止出现传染性、交叉性风险。

研究制定未来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工作预案，分类处置。

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加强房地产金融风险监测，防止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防止系统性风险。

密切关注金融开放带来跨领域、跨行业风险，未雨绸缪，重点要加强短期资金的监测、监控，采取托宾税及建立长期资金供给机制和完善逆周期资金调节机制等措施，防控短期资金带来市场剧烈波动风险。

继续实施金融营商环境优化，不断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能。

按世界银行信贷便利度和从业环境等是营商环境的核心指标，围绕降低金融显性和隐性成本，以金融规制公平确保竞争公平，以金融环境核心指标为指引，发挥货币政策的先导作用，通过总量控制、结构把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流程再造，提高政策直达性，防止资金流入僵尸企业。

深化“放管服”，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民营经济歧视，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研究并实施区域整体征信信用状况若干举措，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推开，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

推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服务中心建设，支持国际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和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支持跨境融资及人民币结算，加速人民币自由兑换步伐，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水平。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民建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高级经济师李恩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