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晓光《北京精神回顾与反思》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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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屹立千年的伟大都市，必然有其独到的文化精髓与命脉，正是它使城市产生凝聚力与向心力，使代代生民绵绵瓜瓞、孜孜矻矻、不离不弃地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北京，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一在虚拟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实体经济仍然构成都市生活最深厚最坚实的基础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城市与文化及文明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在文化学思考中见仁见智。
基于已有研究，我们对“文化”一词的意义作如下理解：
“文化是特定的人类社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形成的足以体现该社群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
它为该社群的成员所共享，并以某种方式反复。
它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符号层面、行为习俗层面均有体现。
相应地展现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审美文化、符号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等方面，我们把这些叫做文化的六个方面”。
如此看来，一座城市的文化就可以视做在该地域生活的一代代人类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形成的足以体现其自身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
这个综合体代代传承，应不同时代和生活的需要而损益创新，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命脉。
所以，一座伟大城市的文化确如著名学者钱穆所说，体现出“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过时间的绵延性”。
简言之，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就是其主体人的人文精神，它构成了城市的生命，是城市的活力与生机所在。
美国学者菲利普·
巴格比在谈到城市、文化、文明三者关系的时候指出：
“文明就是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定义为一种聚居点，其中许多（更确切地说，多数）居民不从事食物的生产。
一种文明则是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城市的文化”。
钱穆在谈到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时也说：
“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
”③概括两位学者之见，城市的文明与文化实不可分，可以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文明则是城市的躯体，灵魂与躯体须臾不可分离。
进一步来说，文明是文化的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而文化则是文明的不可测量难以表述的精神虚体方面。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精神虚体与物质实体的统一与结合。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都市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应当确认如下基本点：
首先，都市依赖于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与之相适应的都市文明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同样，尽管文化体系相对轻灵、超越，但如果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体系的变革就失去了最深厚的根基而难乎为继。
其次，文化建设与变革文化体系的需要，实际上反映着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内在要求。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总是要求拥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新的文化表达。
第三，在虚拟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实体经济仍然构成都市生活最深厚最坚实的基础，实体经济的性质、状况、水平如何，在根本上决定着都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形态。
不顾实体经济的性质、实际状况与特点，一味片面强调“虚体”建设，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
第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必然联系还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作用方面。
虚拟经济如果过分自我膨胀，必然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一个城市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创意经济在内的虚体经济，要同时考虑到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个城市如果把发展虚体经济作为主要目标，必然要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付出机会成本。
这意味着该城市在交换必需的实体经济产品的时候，要按更高的价格支付。
现代城市的管理者知道，要使自己的城市更加具有魅力，就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方面齐头并进地发展。
一个城市如果把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的中心，就要调整实体经济结构，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和搬迁。
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城市不需要实体经济，除离不开实体经济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之外，一个有魅力和活力的都市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对它的需要，应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
二域外文化精神参与构建北京精神
外部环境与条件是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可以将其简略地概括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如果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产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城市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城市的文化精神就应该反思自身的问题。
目前，如何与自然生态达成和谐、友好的关系，是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重大课题。
人文生态的内涵比较复杂，如果把一座城市看成一个相当对独立的个体，那么，外部的人文生态大体上是指域外文化精神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与域外文化精神的关系。
域外文化精神范围广大、内涵丰富多彩，既包括本国其他区域的不同文化精神，也包括国外的异质异体文化形态。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化精神的孕育、生长，离不开与域外文化精神的对话、交流、融合。
这一过程并非总是顺利、愉快，矛盾、误读、冲突在所难免。
当城市文化精神与域外文化精神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发展水平与程度的落差，二者间的对话就不会平等，龃龉与误读就会发生。
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当属发生于1794~1795年间的中西文化精神间的龃龉与误读。
当时，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和伊萨克·
蒂律率领的荷兰使团先后造访乾隆治下的满清王朝。
天朝上国文化上的倨傲，让马戛尔尼们倍感屈辱。
两个使团的访问都没有完全成功。
从《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我们看不出马戛尔尼提出了哪些过分的要求，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英国所要求的无非是要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派人常驻北京，关照英国与清国间的买卖。
如果要说其中有什么狼子野心，那也是在这之后，让人家看透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
彼时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和制度革命大体完成，继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正在把这个国家锻造为“世界工厂”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号称盛世的满清王朝尚处在近代的前夜，古老的华夏族连同它的最高统治者，自我陶醉在“天朝”的美梦之中，实则患上了佩雷菲特所说的“集体孤独症”。
显然，发生于18世纪末叶的北京与伦敦、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不成功的文化精神的对话，是基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水平的两个城市、两个国家间的文化精神的对撞与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具有历史必然性。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外部的人文生态日渐严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取得了对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将中国的城市文化精神强行拖入近代空间。
直到今天，我们在思考“北京精神”之类城市发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不感受到这一历史前因的影响。
在域外文化精神中，本国其他地方的文化因素、文化精神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加微观、具体；
更加持久、直接。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发展不平衡和自然因素、历史文化禀赋的不同，在不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它们构成了华夏文化精神的多样性、丰富性，如东北文化、西北文化、江南文化、华南文化、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等等。
这些域外的文化因素、文化精神，实际上参与构建了北京文化、北京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文化形态、文化精神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影响更为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在成为城市建设者的同时，事实上构成了城市的新主体。
他们所携带的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与城市固有文化间的矛盾、冲突、融合，为城市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生机。
当然，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乡村文化习俗中的不良因素与习惯总会不断拉低城市文化精神的水平，削弱城市文明建设的努力。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看，并非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其文化精神就越高级、越和谐、越动人，与素朴的乡村相比，城市文化精神的某些方面，可能是丑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备农民文化素质低下。
他们在城市的低端行业从事最脏最累的劳动，他们衣冠不整身上散发着异味。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城市的边缘流浪，在交通路口冒着生命危险投送小广告，找不到工作的人甚至晚上在立交桥下露宿，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大部分来自乡村……这样的景象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并不少见，它们同样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存在。
中国近代以来艰难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以传统乡村的瓦解为前提的。
这种瓦解所带来的效应、后果、影响，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的提出，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土地流转等等，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三农”问题究其实质是现代化问题、城市化问题。
所以，在探讨城市文化精神、文化建设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
一座伟大的城市，不仅能够包容来自异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还能够以其内在机制和力量，引领文化精神不断提升。
因此，我们说城市文化精神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发动机；
城市是一座大熔炉、一所大学校。
城市应当引导人的城镇化，这种引导不是简单地取消户籍限制、抹平城乡差别，而是用城市的先进文化精神和文明规范引导人的文化化。
文化的主体是人，正是人创造了文化这一“有意味的形式”。
因此，改变一种文化的形式，更新它的结构与功能，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都是对人的主体的变革，是对人的本身的建设。
三从文化六个方面；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形态审视北京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来，北京市的巨大进步显而易见。
与马戛尔尼见到的“京师”相比较，北京已经脱胎换骨。
今天，论GDP，北京市已经跻身万亿元俱乐部，其经济总量甚至超过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可谓富可敌“国”。
论市域大小、常住人口规模，北京市在全国名列前茅。
论文化企事业的汇聚程度，北京在全国独占鳌头。
它所拥有的大学、科研院所、新闻广电出版单位、演艺机构，无论是在级别、质量、知名度，还是在数量、规模上，在全国都名列第一。
论国际化，北京在全国拥有最多的外国驻华机构。
北京结成的41个国际友好城市中，不乏伦敦、东京、巴黎那样的西方著名国际都市。
数万名留学生在北京的高校学习，其中的许多人打算在华工作。
居留北京的外国人数量可观，北京的望京新城被形象地称为“韩国城”，数万韩国人在那里宾至如归，长期居住。
通过各种渠道，北京市与他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每日都在进行。
北京的交通堪称发达，它拥有世界上里程最长的地铁，高铁、动车组辐射全国。
它的航空港规模巨大，航线遍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城市。
北京同心圆结构的环城高速公路已经发展到六环，规划中的七环长达940公里，预计2015年建成通车。
那时，京津冀空间一体化将会更加紧密。
另据北京市统计局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北京城镇化率已达86.2%，与高收入国家城镇化水平接近，产业结构也与高收入国家基本一致。
目前，北京城镇化水平仅比上海低3.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
我们随意举出的简单数据就能说明，北京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大型现代化都市、一座世界城市。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暴露出的问题也令人忧虑，其症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与生态文明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劳动力结构性失调、人口质量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差距巨大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虚体经济的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不成熟和非理性、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文化经济的不平衡和低劣化等等。
第三个方面是城市文化精神的问题，比如城市文化遗产的损毁与消失、城市文化原创力的萎缩与低迷、公民道德水平与素养的降低、精神文化产品的粗制滥造与低劣化等等。
这些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城市的发展与未来: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文明，引领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灵魂是什么、在哪里？
“北京精神”是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吗？
新世纪开启以来，伴随着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关于城市未来蓝图的种种设计和描绘激发了人们对都市未来的美好想象，寻找城市文明的灵魂、给城市发展以科学准确定位的努力也更加迫切。
梳理新世纪以来北京市城市发展理念的变迁，如下几个节点显得特别重要：
第一个节点是2001年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申委提出的“新北京，新奥运”；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可以说这个理念有效引领了直到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北京市的发展与建设。
第二个节点是2006年，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北京市被明确表述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
该规划对城市文化精神建设做了强调，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性原则，即“贯彻尊重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的原则。
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护古都的历史文化价值，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全面展示北京的文化内涵，形成融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为一体的城市风格和城市魅力”。
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是第三个重要节点，奥运会之后，北京市进入所谓的“后奥运时代”。
2010年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主张不断见诸各种媒体。
2011年初，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提出，要“以更高的标准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步伐。
”第四个节点是2011年“北京精神”八字述语的正式提出。
在上述诸种提法中，我们着重分析人文奥运、人文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北京精神等四组概念之间的关系。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筹办，使得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为，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
追求“人文”、“科技”、“绿色”的文明是中国都市的普泛理想，“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提法则给出了北京市“人文”、“科技”、“绿色”三方面追求所欲达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明显脱胎于2001年北京奥申委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口号。
当时强调“绿色奥运”，显然是为了回答国内外一些人士对北京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疑虑。
八年之后，北京以一届辉煌的奥运会，兑现了诺言，圆满回答了当初的质疑。
但是，后奥运时代的频发雾霾使“绿色奥运”的喜悦昙花一现，人们不得不痛切地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人的发展理念和方式问题，在于人文精神本身。
在三个北京的提法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这就是将“绿色”与“人文”对调了位置，这似乎印证了城市发展理念的一种深化以及对后奥运时代的自觉应对——“人文北京”成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中的首位追求，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
当然，这不意味着“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比较次要的提法，作为都市文明中的实体部分，“科技”与“绿色”属于“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北京市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指明它的变化与增减。
而“人文北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则属于难以量化的“精神虚体”方面，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
北京拥良好的、具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生态吗？
——这是我们在思考世界城市建设的时候，像提出自然生态问题和科技发展问题一样，必须提出的问题。
世界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证明，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好的城市的主要内涵和关键指标之一。
北京要达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水准，显然要格外关注自身的文化生态问题，并把圆满回答这一问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议题。
“北京精神”的提出，看上去似乎延续了“人文北京”的理念，但是，它显然有所偏重。
与以往的“新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等相比，“北京精神”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风格、气派、特质，是对北京人文主体性的强化，是对北京历史文化的一种抽象和升华。
北京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灿烂物质文明的伟大城市，它的精神内涵具有无限诠释的可能性，任何简单的抽象和演绎都必然显得苍白、无力。
“北京精神”的提法，同样如此。
世界各国的著名城市都有其符号化的文化象征，诸如北京的故宫、伦敦的大本钟、开罗的金字塔、莫斯科的红场、纽约的华尔街等等，这些词语均指向城市的独特文明物化成果及其文化意味，令人一闻即知。
即使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都具有文化具象性，只要一提起它，人们就能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价值和特征。
由此可见，城市文化精神的独特标示往往并非抽象的思辨与概括，而是那些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孕育生长出来的具体文明成果，它的形式总是若隐若现、或浅或深地显示着城市的文化精神及其丰富多彩的细节。
也只有那些由城市的历史积淀和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并存活或存续的物态化文明成果及其有意味的形式才最为自然地显现着城市的文化及其精神。
既然如此，如何认识“北京精神”的意义与价值呢？
这是我们在思考北京精神的文化内涵与践行路径问题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由“北京精神”提法的来源可以看到，“北京精神”是城市领导者、规划者的一种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意志，是一些文化学者对这座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与反思，是部分民众认同的对城市文化精神的一种概括。
换言之，“北京精神”是是对北京未来发展的一种规划与前瞻，是当下北京观念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是北京的意识形态表达。
与存在于北京历史与现实之中的自发自在的城市文化精神相比，“北京精神”显然是一种更加自觉的文化形态。
作为这样的文化形态，它源于历史与现实，同时又超越于历史与现实。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北京精神”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口号，因为它的运作方式明显不同于以往。
但就其实质而言，它仍然具有政治口号的特征。
任何政治口号都具有与时俱进、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策略性，由“三个北京”到“北京精神”，明显体现了这一变化。
应当承认，政治口号的生命力往往是短暂的，阶段性的目标一旦达成，政治口号就会被淡忘。
难道“北京精神”也是如此吗？
我们认为，对“北京精神”不能简单如是观之。
首先，“北京精神”虽然具有政治口号的特征，但依然是城市发展意志的表达。
这一表达与传统的政治口号相比，并不具有强烈的倡导性、指令性，甚至也不那么明确、具体。
它更抽象、更宏观、更概括，因而也就具有了超越一般政治口号的意义。
其次，“北京精神”具有较为明显的反思色彩，它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更像是对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概括与抽象，体现了文化思考的特点，这也是一般政治口号所不具备的。
第三，“北京精神”虽然由官方主导，但是它的八字述语却由网民“票选”参与酌定。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北京精神”是由官方主导，官、学、民协商的成果，这与一般政治口的提出完全不同。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北京精神”虽然具有政治口号的特征，但又超越于一般政治口号。
它的政治性弱于一般政治口号，有一种淡淡的文化味道。
我们认为，“北京精神”即使渐渐地淡出公众和媒体视野，也仍然有其文化意义。
因为一方面它是特定时期内的北京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所指涉的存在于北京历史与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之中的城市文化精神是真实的。
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我们认为，面对北京精神这种复杂的文化研究对象，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还原“北京精神”的真实性、具体性和丰富性。
应当从文化的六个方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形态来看待北京精神。
从器物、制度、观念、符号、审美、行为习俗等六个方面来看北京精神，就摆脱了简单的概念化思考带来的抽象性。
器物-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器物本身凝定和体现出的文化意味及其特殊性，是城市文化精神最实在、最基本的方面。
制度-制度实践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运转的前提和基础，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合理性、合法性、先进性和自觉性，是城市文化精神最明确、最简约的体现。
观念-精神文化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前提和支柱，精神文化生产方式及其产品所表达的内涵与特点是城市文化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符号-符号文化生产，是人类社会沟通交流、构建意义世界的基础与手段，它的先进性、体系性、丰富性及其体现出的风格、特色是城市文化精神的最富有意味的呈现。
审美-审美文化实践是人类社会最具有自由属性的本质特征，审美活动的精神愉悦性、审美方式的文明程度、审美对象的丰富性和不可复制性，是城市文化精神优雅程度最精粹的体现。
行为习俗-日常生活实践是人类社会变化万千的存在状态，行为习俗本身的文明程度与特色，最为细腻、最为朴素地体现着城市文化精神的状态与水平。
概言之，北京精神体现在上述六个方面，充分展现着它的人文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宏观、中观与微观；
历史、现实与未来，是观照北京精神的坐标。
从宏观、中观与微观角度，可以把北京精神的具体呈现置于广度不同的语境之中来分析，在掌握北京精神丰富内涵的同时，又能深入到它的细部表现。
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轴线，我们可以把北京精神了解为一种历史文化精神，它是存在于北京城市史并由之孕育生长出来的城市文化精神，因而必然有其历史沧桑与兴替传承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北京精神了解为一种现实和当下的文化精神，它就存在于北京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城市发展实践之中，是我们置身于其中并深度参与的北京当代史。
我们可以把北京精神前瞻为一种未来文化精神，它是当下现实存在的城市文化精神的自然延续，但是这种延续并非无所建树，而是以创造与创新推动的文化进步。
四践行北京精神的几点建议
基于对“北京精神”的回顾与反思，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供有关方面参考：
第一，区分实际存在于北京历史与现实之物化文明成果之中的自在形态的北京精神与作为文化自觉形态的“北京精神”，注意并避免过度的标语口号化的宣传造成的二者的疏离与割裂。
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注重短期效益，而作为城市文化灵魂的北京精神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需要脚踏实地和持之以恒的推进。
第二，人们往往重视从历史与现实总结和归纳北京精神，这当然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还应该着眼于北京精神的未来形态和创新形态。
也就是说，要站在未来的角度来看北京精神，而非简单地总结抽象过去的文化经验。
弘扬北京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第三，北京精神是北京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文明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基础，因此，系统归纳、整理、升华北京的文明成果就显得特别重要。
建议从器物、制度、观念、符号、审美、行为习俗等六个方面入手，系统整理并出版《北京文明大系》，这对北京城市文化精神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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