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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的洗礼

四后记

附：

听秦老师近代史小感

（总字数:

67２0）

一前记:

我从三月下旬开始阅读这本厚厚的《毛泽东传１8９３——1949》,之所以选择这本传记,是因为在我看来纵观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必须提及并且需要深入了解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的一生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变化最为关键的时期,而他个人也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但同时,我也深知这一次的品读传记,并不是要从一个崇拜者的角度来膜拜这位“神”,而是将他从神坛请下，以阅读一个纯粹的历史人物的角度来了解他的生平事迹，见识到最最真实的毛泽东，在感受他的平凡与伟大同时,更重要的是以他为基准点了解那段历史，这其中我选择了五四运动前后的青年毛泽东为主要讨论对象，努力在头脑中还原那段特殊历史的原貌,并且希望给自己以激励，给其他人以借鉴。

二思想的萌芽：

从“石三伢子”到“师范生”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传记一开始总是喜欢从传说异事说起,本书第一节“出乡关”从引来凤凰起舞的韶乐讲起，介绍了毛泽东的祖先——明朝开国军人毛太华，作为他的二十几代传人,到了他这一辈,由于父亲的善于经营,家境已比一般庄稼人稍好一些，属于走上坡路的农民。

由于家中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母亲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在一座观音庙中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并取了“石三伢子”这个乳名。

可以说毛泽东的童年与一般的农民子弟并无两样,严厉的父亲，慈祥善良的母亲，包办的婚姻,可以说在当时与他境遇相同的人不在少数。

全套的农活，各式的家务培养了他山区孩子特有的吃苦耐劳,勤快朴素的品格。

如果说非要找出些许区别于其他孩子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他的叛逆,敢于反抗的的个性，这种性格最早体现在十三岁那年，毛泽东与父亲发生强烈争执后,声称要投塘自尽,多亏母亲的从中调解,风波才得以平息；

另一件事就是十四岁那年的抗婚，对比自己大四岁的罗氏，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不认可的。

书中说：

“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写进毛氏家谱”,真不知道这一次石三伢子又运用了什么样的法子,似乎封建束缚并没有太多干涉到毛泽东的生活,也许这也就造就了他“不惧强权”,“对自己不认同的事坚决反抗”的个性。

我想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少有的,因为在我看来，那个时候农村孩子大多数都会屈从于自己的长辈，重复祖祖辈辈的活计,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场景在大多数书本中以及影视剧中都有体现,即使少有的反抗者也得不到好的结果,诸如《梁祝》中的梁山伯或者《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所以说,“石三伢子”这位农村少年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

但是单单拥有这样的反抗精神是不够的，就像不怕老虎的牛犊终究逃不掉被捕杀的命运，他需要知识来武装自己。

所以对他而言，第一次人生转折应该是十七岁那年的外出求学。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那首著名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对于十七岁的毛泽东而言,“成名”指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求学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甚至令我们这些大学生汗颜。

在当时,距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讲授新学，也就是所谓的洋学,在这里，毛泽东所能接触到的不仅仅有《四书五经》，孔孟这一类的传统典籍,更有许多自然学科,这对毛泽东的思想启蒙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在这里他还能接收到更多来自社会变动的消息,以及活跃在改革舞台上的新思想，这对于一个三观还未明确的十七岁少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一个县立小学堂就可以开讲新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中国已经在维新运动的变法冲击下渐渐地从封建的阴影下伸出试探的触角。

改革变法，改良社会的种子已在一批批有志青年的心中撒下，这种思维上细微的变化虽然看似微小,但却足以引发后来中国一系列重大变革,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中国已然被绑定在时代这个不断前进的巨大车轮上,跟随时代的脚步展开新的一页,所以说,新中国的建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顺应时代的历史必然呢？

如果毛泽东只是在少年时接受了一些新学的教育,思维得以开阔。

想必还不至于使他走上人民民主的革命道路上。

对于贫苦百姓现状的时刻关心,对于国家时局动态与兴衰变故的关注,以及那份青年人对自身价值的追寻与探索似乎才一点点促成了他身上这份心忧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表哥借给他的那本《新民丛报》合订本上第六节处，我们能够看到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好早的政治论断: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

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

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

”显然，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起国家这一课题,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大学生中能有几人有如此之志向，之气魄。

虽然当时的青年人因时局的动荡普遍存在这样的危机感促使他们去思考,但思考如此之深的人实属少数。

可见国民的精神追求与素质状态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与他们所在的地区与国家现状更是息息相关，我相信同时代的美国少年很少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国家运转良好，他们没有这个必要。

一九一一年春天，优异的成绩使毛泽东有幸跟随老师一同前往长沙求学并顺利地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作为湖南的省会,作为

革命党人最为活跃的地方，长沙具有当时最为激烈、先进的思想，无疑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的眼界又一次得以开阔。

当他得知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便在学校公开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并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做大总统，康、梁二人分别做内阁总理、外交部长的想法，为了表明决心,他甚至带头剪掉了辫子。

但显然这一切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超出了他的年龄范筹,所以他的想法还略显幼稚，那时的他还只是空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对于什么是革命，革谁的命，还不太明确。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以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在当兵的半年期间，他仍坚持阅读报纸文章，关注国家时局动态,然而这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民主革命却以袁世凯通过南北和谈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而告终。

见到清王朝宣布退位，人们就普遍认为革命已经胜利，此时的毛泽东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最终，他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然而这里刻板的校规以及有限的课程不能令他满足,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退学并转而自学,这又是怎样一种魄力！

可见当时的毛泽东是真切地渴望知识，渴望开阔自己的见识，在这半年的自修期间,他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赫胥黎的《天演论》，可以说相当集中地集中地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启蒙教育，为自己日后的种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好景不长,父亲无法理解他漫无目的的读书自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他不得不终止这段自修计划。

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已有半年光景,在此期间,毛泽东亲历了民主革命的浪潮,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于国家时局动向的关心，不仅仅在年龄上已经成人,在思想上也渐渐成熟,使他俨然区别于一般的农民子弟,但知识的单纯积累还无法为他指明人生的方向,正如此时的中国，虽然历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民国,设立了总统,制订了宪法,但统治者在思想思维上还无法跟进,仍固化在封建集权统治的模式下，否则也就不会上演袁世凯回复帝制,张勋复辟的闹剧，人民所期待的民族独立，民主以及社会的进步一时间还无法来到。

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源自于思想上的滞后,新的观念还无法深入人心,我们只是进行了一场表面上的革命,而对于深层次的改革，我们还一无所知。

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中国之所以受到鸦片战争的一系列侵略战阵的摧残，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一方面与资本主义为了维持本国发展,对外扩张以积累财富有关，另一方面更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没能跟上时代的大潮有着必然的联系。

思想上的落后造成了我们经济、军事、政治、的处处落后,所以我又再一次想到这一切是否仍旧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个终将上演的中国式灾难,毕竟谁能否认我们自己对这一切没有一点责任呢?

而此时，对于毛泽东而言,真正的思想启蒙也才刚刚开始,对于人生的选择处于徘徊状态的他决定重返学校,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它的规模,师资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

而一师范无疑对毛泽东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首先学校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先进，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等,五年的师范生期间,毛泽东自称：

“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可见在于诸位名师的交流讨论中，无论是做人的品格,还是学术研究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自己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同时他也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并且日后共同活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舞台上的“战友”,如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等,他们在求学期间就时常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这类问题，并在日后成立了著名的新民学会，毛泽东还养成了自我剖析的习惯,并立志做一个奇男子,可见此时毛泽东的思想已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但与我们一样，面对时局的动荡，面对个人未来的发展，他也会感到迷茫，但他始终坚持着不断探索追求，他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读书，不断的思考,不断地请教。

这种对真理追求不懈的求知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尤其是在一九一六年后,他将自己的重心从传统文化转到哲学与伦理学上，在他看来“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显然这是思考过后的结果，并且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实践，他开始试图依靠自己的思考来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并努力参与到社会改良旧中国的队伍中去，可以想象这样的过程是极艰难的,比如以学友会总务的身份主持工人夜校活动以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前后就费了许多周折,再如创立新民学会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但从书中我没有感觉到毛泽东一点点的懈怠，无论面对什么总是积极向前,这种精神状态就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具有“正能量”。

而此时的中国也如一头刚刚觉醒的困兽，正处于空前激烈的变动之中,挣扎着寻求每一丝希望，试图在不断的尝试中摆脱这样一种困窘的境地。

毛泽东正是在这五年半的师范生时间里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性，明确了改变国民思想的必然性,思想上已得真正的启蒙，由最初的受教者逐渐转为有所思考的新时代进步青年，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此时距离他日后的革命工作仍就有一段距离。

三、思想的洗礼:

五四大潮下的又一次冲击

年满二十岁的毛泽东结束了他五年半的师范生岁月,离开了学校的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在组织新民学会成员赴发留学的活动时,他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京大学,它不仅见到了以前的恩师——杨昌济，更是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的著名人物胡适、李大钊等,并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就是在这时，他才第一次接触到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为他后来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埋下伏笔。

一向主张出洋留学的他却没能踏出国门,而是留在北大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但他从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

他借职务的便利不仅能阅读到最新的报纸书刊,更能接触到一群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的人物,和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随之变得优秀,这对毛泽东思维的开阔以及思想的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将他从湖南带向了全国。

随后，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再一次掀起了全国进步思想的热潮，毛泽东也协助湖南学联发动学生罢课运动以响应北京的同学。

在这场运动过后,毛泽东全力投身与《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常常一个人工作几天几夜，他试图通过传播新的思维来引导人民，改造社会,由此可见他的这份为决心与付出,但是勤苦的付出去没能换回应有的回报，《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因宣传过激主义而被湖南省当时实际掌权人张敬尧查禁,不久湖南学联也被迫解散。

这几件事的发生无疑给毛泽东好好上了一课，他也有一开始的着重致力于精神方面的探索宇宙的大本大原转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受到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启发，他开始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了通过一种新的途径联合人民来得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也为日后毛泽东时刻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思想埋下伏笔。

而当时摆在他面的选择有：

无政府主义、推崇激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提倡温和改革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与思考，但要知道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而一开始毛泽东选择走无政府主义路线，并尝试着进行“新村”的建设,可以说他说的设想是美好的，但美梦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再一次受到张敬尧的阻挠而被迫停止。

倍受打击的毛泽东将新的目标确立为“驱张运动”,这也是他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并且这场运动以张敬尧溜出湖南而结束。

从一个运动的协助者到一个运动的发起者,这期间身份的转变证明着毛泽东思想深度与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而后他又先后发起创办了“湖南改造促成会”、“文化书社”等为谋求湖南发展的团体,并在此期间产生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念头，试图一省一省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现在来看有些想法是幼稚的，但这才真实地反映当时动荡年代下人们的不懈努力与积极探索。

而在他“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思想界的巨人的相继晤谈给了他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启发,并且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但之前热心投入精力的湖南自治方案却再一次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第一次显得心力交瘁，他又再一次陷入思考。

几个月后，在于向警予的信中他这样说道:

“几个月来,已经看透”并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离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之法”。

并从新民学会开始打算“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的那样:

“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没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是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就这样，在经历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浪潮之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洗礼，在无数残酷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为之奋斗的目标，那就是坚定不移的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为改造中国而不懈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

四、后记:

我之所以选择青年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

一、毛泽东成长过程的思想变化本身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一个农村娃能够参与到改造中国的队伍中？

他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启蒙与引导?

二、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五四运动前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同样值得我们去追问思考，新中国的成立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如何？

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确实有许多感慨与感悟,并且常常自问若换做自己又会如何?

相比之下,我确实有很多值得提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毛泽东,我了解到伟人和普通人一样也会遇到挫折,甚至更大的困难，但往往他们选择冷静地思考解决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最后，我想说以上文章中的一些论断均为单纯的个人想法，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还望老师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听秦立海老师近代史小感

　不知不觉，已经听秦老师讲课十周了，虽然没有做ppt，没有回答过问题，但我确实很喜欢听秦老师课堂上讲到的一些训导我们的话，每每听来无不顿感精神振奋,学习劲头大涨。

我得承认自己之前确实没有很好的听课,但直到４月23日那次课上,当老师讲到党的纯洁性与腐败问题时，说道:

“治国必先治党，……重蹈覆辙不是危言耸听”时，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不知怎么忽然自问起上大学的意义,担忧中国的前程。

作为即将转正的预备党员，当听到加入国民党等组织要比加入共产党难许多时,我的心情很沉重，来到大学我了解到社会中有许多黑暗面,我曾对前途感到迷茫。

老师也曾说“做学问要学先做人，要德才兼备”那时我的心情受到鼓舞。

每一次听到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导，内心都会有小小的震动，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大学老师之所以素质更高，与他们所处的层次,与他们所关注的事物都是相关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一门加强学生自身素质修养的课程，在我听了老师的课后，我想说秦老师已经做到了,您的正能量已经传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