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租界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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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日本在汉口建立租界;

租界位于德租界下首，南抵今六合路北、北至黄浦路、西至京汉铁路、东至江边，占地380余亩。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纷纷扩展租界并超界筑路。

英租界在展界条件形成之后，向西展界327亩;

与英租界同期展界的还有法租界，曾将原租界扩展到京汉铁路以西。

另外，日租界也扩展300余亩。

此时，五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租界占地已超过3000多亩。

五国租界设立后，相继还有七国在汉设立领事署。

汉口五国租界区的特点是沿江设置，位置集中，面对长江，背靠京汉铁路，水陆交通便利。

虽然五国租界的内部建设大多各自为政，但由于租界相互毗连，不得不考虑内外的交通联系。

由于英租界开放较早，已形成城市地段的基本格局，导致其后四国租界区在总体上也统一布局:

即沿江边开辟码头，设仓库与货场，便于水上运输与集散;

辟沿江主干道并布置大型公共建筑;

沿租界区的西侧（今中山大道）辟为商业街，内部的生活与办公区布置使馆、银行、洋行、教堂、医院、学校、饭店等公建及公馆、别墅、公寓等住宅。

这样的布局，避免了喧闹的商业街与大量人、货流集散的码头区的影响，保证了租界区内部的安静，反映了近代城市功能分区的特点。

此外，英、法、俄租界南北向顺江辟了五条纵道，德、日租界南北向辟了三条纵道，各国在东西向也辟了若干横路，共同形成了五国租界区的城市道路网络。

在建筑空间处理上，租界区基本沿袭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

道路多采取尽端式布局，主要街道端部都有高大建筑作底景，着重显示建筑体量的高大与豪华。

五国租界区的各国建筑大体反映了本国的文化背景和建筑艺术传统，但大量的建筑仍属于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形式。

概述

英租界

俄租界

法租界

德租界

日租界

赎回土地

汉口租界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至沿江大道之间。

从江汉路起，依次为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和日租界。

滨江一线总长1088丈，总面积为2804亩4分5厘零80弓。

这一带至今还矗立着各国风格的旧式楼房。

是英国最先在汉口强设租界的。

从清威丰六年（公元1856年）起，英法两国对我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在1858年与之签订"

天津条约"

，增辟汉口等十个通商口岸。

当年底，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就闯入武汉，1861年派人来汉与清湖广总督官文立约，划定租界范围。

原为"

汉口镇市以下衙尾地方，自汉口江边花楼巷（今江汉路附近）往东人丈起，至甘露寺江迪卡东角（今合作路）止，量得共长250丈，进深一带110丈（至今郡阳街）……共合地基458亩零80弓"

，以每年缴纳地丁漕米银92两6钱7分3厘1毫的象征性代价，"

永租与英国官宪"

。

1898年又订"

展界条约"

，将令郡阳街至中山大道;

南东路至合作路之间的337亩5厘土地囊括进去。

1901年，'

英国人米勒勾结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地皮大王"

刘祥鹅二生），又将令郡阳街至中山大道、江汉路至南京路之间的大片土地窃掠而去，并从江汉路到合作路筑起一道把今天的中山大道包括在内的4米高墙，还在今江汉路沿江大道、黄披街、花楼街口分别建立铁栅，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成一余方方正正的国中之国。

英国领事馆设在今合作路临江的住宅区内。

为防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我国居民在南京路至黄陂路紧逼英租界一线，建立了一条220米长的街道，名日保华街。

1927年初，江汉关前发生了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居民的"

一·

三"

惨案，愤怒的武汉军民起而还击，一举收回了英租界。

设立第三特别区。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俄、法两国以迫使日本归还我辽东半岛有"

功"

，.向清政府要求在汉口共同择定一个地区，建立它们的租界。

俄、法两国商定:

俄占这一地区的三分之二，法占这一地区的三分之一。

分别与清政府订约。

它们共同择定的地区是:

从今合作路（与英租界相接，当时叫界限路）至一无路，共长288丈，也是从江边到今中山大道。

俄占三分之二，为192丈，从今合作路至车站路东段（原为法租界的威尔逊路）。

但今洞庭街以内，俄租界只到黄破路稍下一线。

所以整个俄租界的乎面图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L。

面积为414亩6分5厘，年缴地丁漕米银83两4分2厘。

俄国领事馆设在今湖北省电影公司院内（其下为美国领事馆）。

俄国人也在今中山大道外侧修筑一道围墙，上与英租界围墙相接，下至今黄陂坡路与黄兴路之间。

1923年，中苏协议告成时，苏联政府将俄租界归还我国。

我国设立第二特别区。

原约载明:

"

法、俄租界现议在长江西岸汉口镇英租界以下沿江至通济门（原汉口城堡的城门，在今一元路口）为止，计长288丈，以三分之二由英租界下设为俄界，由俄界而下设为法界。

此指大路（相当于今洞庭街）之外至江岸而言，是为前界，计长96丈。

由大路至江岸，南首计深37丈，北首计深17丈。

其大路之内，西南自俄界起，东北抵城垣官地为止，计笆长117丈。

由大路至城垣官地为止，南首深106丈，北首深43丈5尺。

均已勘定，监立界石。

计法国租界共合187亩。

每年仅缴地下漕米银37两8钱1分1厘。

英国展界后，"

筑有新路直接车栈"

（指大智门火车站），法国也要扩大地盘并争夺铁路交通之便，于是也在1902年订约展界，越过今中山大道，在其西北至距京汉铁路60丈的地段内设立新界，使法租界的总面积达到373亩。

今中山大道伟楚里以下，长清里、德兴里、海寿街、如寿里和车站路、黄兴路的一段，郡包括在法租界内。

民国六、七年间，法国人又乘中国军阀混战之机非法侵占黄兴路西段的全部及黄兴路口（磨盘）以北的友益街全部，伸向大智门火车站。

法国领事馆设在今洞庭街同共里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接管了法租界。

战后，我从日军手中收回了法租界。

德国在俄、法商国的前一年，以迫使日本归还我辽东半岛为借口，而在汉口设立租界。

它要求在英租界以下，但不与英租界毗连。

具体范围在今一元路以下（今武汉市人民政府大院内为其领事馆所在地），至六合路与陈怀民路之间一线，东南抵长江边，西北至中山大道，占地600亩。

年缴地下漕银121两3钱2分。

当时沿德租界西北一线，堤黄陂、孝感等地商贩、工匠集聚之地，逐渐繁荣起来，常受德国殖民主义者骚扰。

清政府在百姓的要求下设警自卫，同时由陈景堂出资，沿德租界西北侧建造房屋，形成街道，命名为华景街（"

华"

字表示这里是中国人管理的地方，"

景"

字是业主名字中间的一个字）。

此后又有韩永清出资筹建一条街，仿此命名，这就是今天公安路与三阳路之间的华清街。

辛亥革命以后，在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这里曾发生大火，德国领事想趁火打劫，要求越界筑墙，扩展租界，遭到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我国于1917年与德绝交，并拒绝荷兰公使为其代管，当即收回德租界，成立第一特别区，设特区管理局。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日本强在汉口设立租界。

原定范围是上接德租界（今六合路与陈怀民路之间一线），下至燮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东起江边，西至平和街（今中山大道），占地面积约为247亩半。

条约上虽规定了每亩地下银和漕米数，但无丈量地亩总数，更无数银总数，不过是画饼。

八年后，日将租界向北扩展150丈，到今刘家棋路与麻阳街（邻近黄浦路）之间一线，新增面积375.25亩，合计总数达622.75亩。

日本领事馆设在今张自忠路与山海关路之间的滨江饭店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宣布收回日租界，由汉口市政府直接管理。

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即设在原日本大石洋行内。

除了上述五国租界，还有一个比利时人在日租界附近私购土地问题。

1897年，清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了修筑《芦（沟桥）汉铁路借款合同》。

比利时人乘修路购地之机，私自在分金炉一带（今分金街附近）购买民地，从日租界以北至刘家庙（今江岸车站附近）沿江，约有600亩，并在沿江修筑堤岸。

次年，比利时以为修路人员修建住房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设立比租界的要求。

经过十年交涉，才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湖北官钱局筹款81.8万多两白银把全部土地赎回.

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有一块约2.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罗可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

这便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5国租界。

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

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个近代“文化遗存”，在批判中扬弃，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口租界是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汉口租界始建于1861年3月，这年的3月21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和中国湖北布政使唐训方签定《汉口租界条款》，划定英租界，随后，德国于1895年，俄、法国于1896年，日本于1898年分别设立租界，5国租界总面积共约3300亩，合2.2平方公里。

　　　租界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政府却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管辖。

租界所在国的（总）领事、纳税人会议、工部局（居留民团）、巡捕房、领事法庭（院）分别掌握着界内的立法、行政、警察、司法等权力，国家机器的要素已基本具备，这5个“国中之国”成为镶嵌在武汉地区的5个“毒瘤”。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除《辛丑条约》有八国联军可在北京、天津及山海关一线屯驻军队的规定外，其他所有多边或双边条约，都没有允准外国人向租界派驻军队。

但汉口租界区的江边，却经常有外国军舰往来游弋或长期停泊，有的甚至在租界内外设有兵营，长期屯驻。

与此同时，租界内还曾存在义勇队、义勇团等准军事组织，“以便在中国政局不稳”或中外冲突中保护外侨的利益。

　对湖北、武汉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些革命性事件，西方列强以汉口租界为桥头堡千方百计加以压制，甚至发生了多次流血冲突。

1861年英租界刚刚设立，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就曾赴黄州劝说太平军将领陈玉成不要进攻汉口，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也赴湖北兴国州劝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不要进攻武汉，在英国人的威胁、欺骗下，太平军围攻武汉的计划被迫放弃。

1900年唐才常等在武汉设立指挥机关，计划发动自立军起义。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英国领事法磊斯的协助下，派兵进入英租界，逮捕了唐才常等人。

1925年发生的六一一惨案，英国水兵和各国义勇队打死、打伤中国民众五十多人，中国政府为此和英方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方面终以失败告终。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制造“一·

三惨案”，打伤中国民众多人。

当年4月3日，日本水兵打死、打伤中国民众数十人，制造了四三惨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日方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1931年才正式了结。

1927年12月，武汉卫戍司令部在征得日方同意后，将在日租界进行革命活动的詹大悲、李汉俊逮捕，随即杀害。

中国共产党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的区域，也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1923年二七惨案后，武汉地区党组织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在法租界建立秘密联络站，调查工人死难情况，拟订善后救济工作。

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汉口特二区（旧俄租界）四民街61、62号。

七一五事变后，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撤出四民街中央机关，搬到汉口花楼街一家纸行隐蔽。

中央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及中央秘书邓小平等，则迁至前英租界湖南街德林公寓秘密居住。

7月25日，周恩来离开德林公寓，乘船东下赴南昌；

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则集中留汉筹备举行党的紧急会议。

直到8月6日晚，瞿秋白还在德林公寓的卧室里冒着酷暑炎热，连夜翻译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的会址就是此时选定的。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特二区三教街41号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一五事变后，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由汉口尚德里搬迁至特二区（前俄租界）洛加碑路12号。

9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同时成立长江局。

由于长江局的成员基本上都为湖北省委的负责人，为了工作的方便，两个机关都设于此。

毛泽东、罗章龙、王一飞、李维汉、郑超麟等人曾在此居住三五天，一些外地来汉的中央委员也曾在此短暂停留。

在洛加碑路12号，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策划领导了“八二”总同盟罢工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8年3月，中共中央调湖南省委常委夏明翰到武汉参加改组后的湖北省委常委会。

17日，叛徒宋若林向黄佑南密告夏的行踪后，夏在汉口法租界和华界交界处的东方旅馆住处被捕。

在狱中，夏写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壮烈诗篇。

20日，夏被杀害于汉口余记里空坪。

同日，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住处被捕。

在国民党当局和法国租界当局为引渡向警予交涉的过程中，国民党当局称“此数月中所破获的共党机关，在法界者十有七八”。

4月9日，武汉警备司令胡宗铎为驳复法国新任驻汉总领事吕尔庚的质问发出的照会中，提到法租界永贵里十一号系共产党和共青团武汉三镇及各县的交通机关，并为汉口市二区常委住址，每月出入党团员不下三四十人；

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住法租界荣兴里；

巡捕房宋秘书、翻译刘品章、工头刘庆昌、库房管理人汪鄂为共产党员。

向警予最终仍被引渡，并被杀害。

　　　1937年12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迁至汉口日租界中街（1938年8月13日后改称一·

二八街）89号原日本大石洋行，同时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也秘密在此办公。

长江局和八办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取、筹集了大量经费和物资，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聚集并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人才，积极开展了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积极开展了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暂驻武汉，新四军筹备处设在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328号，原房已毁）。

12月25日，叶、项在筹备处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当日，大和街26号挂起“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木牌。

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大主力之一的新四军诞生于武汉。

上述租界实行独立的市政、警务等管理，完全脱离和排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建设“国中之国”，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享有种种特权，恣意践踏中国法律，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欺侮中国人民的行为，以及租界内烟赌、娼泛滥，黑势力猖獗，为名副其实的“藏污纳垢”之地，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势力借此进行的革命活动，都成为我们向全市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很好教材，同时对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武汉、建设武汉的政治热情也大有裨益。

二、汉口租界是武汉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近代文明的窗口

　　1861年后，在深居内陆的武汉有了一个和中国传统自然经济模式迥然不同的怪胎“租界”，它基本按照西方城市模式建造，发挥了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

从欧式建筑，到下水道、人行道，从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公厕、公园，到近代化的市政管理和文化举措，再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过去从书刊上看到的“西洋景”都活生生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湖北洋务派人物，已将租界作为城市建设的仿效对象。

到了民国，此种现象更为典型，地皮大王刘歆生等人建造的“模范区”，更是参照租界建筑风格和道路等设施，建成一批西式街道和中西合壁的里弄。

汉口市政当局也处处仿照租界，建设了民生路、中山公园等设施，使武汉逐步向近（现）代化城市迈进。

　　租界建立以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武汉。

为便于传教和为租界内外日益增多的洋行、公司、银行培养精通英、法、俄、德、意等语并具有一定西学知识的华人，先后在汉口，特别是租界区创办了各种层次的学校。

这些学校既宣传了西方殖民者的观点，也传播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些懂外语、有近代观念和知识的人才。

这些学校在课程的设置、新兴文体活动的开展、班级和走读、寄宿的管理方面，较之中国传统官学、书院的教育模式更先进、更科学，对中国传统的办学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外国传教士在汉开办的西医院，给武汉带来了西方的医学知识，带出了一批中国医护人员。

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和冒险家为宣传教义、传播信息、沟通商情、研究社会状况等，在汉创办了近代化的报刊，开了汉口近代报刊的先河。

此外，租界区还出现了汉口最早的近代化印刷、出版、发行机构。

近代化的文学、艺术、电影、新闻摄影等也都在租界首开先河。

汉口的近代体育运动，如田径、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等，最早都是由教会学校开始，然后再传到其他学校和社会上的

在经济方面，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建成汉口港第一个近代化的轮船码头。

1871年，俄顺丰洋行在英租界外后属俄租界的江边兴建运送砖茶的专业码头，是为汉口港首座专用码头。

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首置浮趸码头，1901年，英、美石油公司设管道码头。

为对付长江水患，英租界第一次建起了铁筋水泥的堤防。

1903年，汉口有了第一部汽车，1912年又有了专门的出租汽车行。

1929年，汉口又有了一条从原德租界六合路经过法租界，原俄、英租界直抵桥口的公共汽车，这就是今日1路公共汽车线路的前身。

1866年，中国海关试办邮政，但由英国人掌握。

1872年，英国领事馆在租界内设立英国邮政系统，称为“客邮”。

1893年，英国人还在租界里开办地方邮政机构“汉口书信馆”。

1898年，邮政汇款形式引入汉口。

1900年，租界内始设邮箱。

1901年，德商在租界内开办电话业务。

1906年，租界内始有电灯，为英商电灯公司开办。

　　　为加强对租界的城市建设及管理，5国租界均设有专门的机构，如英租界工部局下即设有工程科、卫生科、警察科、教育科；

法租界工部局下即设有消防局、路政局、公共工程管理处、卫生局等。

这些都远较当时的中国政府为先进。

无怪乎1917年后俄、德、英租界陆续被收回，外国人仍以中国政府未有专门的市政建设管理机构为由，要求设立特（别）区管理局，专门管理市政，此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26年汉口市政府成立才逐步解决。

　　此时的汉口租界部分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纽带”的作用，有了租界这个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近代文明的窗口，再加上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促成，武汉才逐步走出中古城邑，迈入现代都市行列。

三、汉口旧租界区应成为武汉都市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汉口租界全部被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开始成为历史的陈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富强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提升。

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需要也在逐步扩大。

旅游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几年的每一个黄金周，各风景区均人满为患就是最好的佐证。

近年来，武汉旅游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均有较快的增长，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2001年比2000年分别增长12.9%和22%；

2002年比2001年分别增长11.4%和23.2%。

旅游收入占武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大，旅游业对武汉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但武汉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海外游客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发展虽然迅速，但海外市场所占比重较小。

　　租界里曾经有较多数量的外国人居住。

据《汉口租界志》记载，1901年在汉的外国人仅有990人，到1927年就增加到4500人，1945年12月，汉口市更有外侨15288人。

有些外侨，特别是一些传教士、医生在汉居住达几十年之久，甚至子孙都是在汉出生、成长，对武汉有很深的感情，有的人已把武汉做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大多回国居住，其中很多人多次来汉探亲、访友，其中来汉寻找祖辈或自己早年的旧居则成为一重要内容。

1938~1945年武汉沦陷期间，有大批的日本侵略军在汉驻扎，改革开放后有许多老兵或其后代来汉访问。

笔者近些年接待了来自法国、美国，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很多人都表示回国后会大力宣传武汉。

如果加大对老租界的宣传，作为精品旅游线路推出，再赋予其应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开拓海外旅游市场应是很有帮助的。

城市是一部具体的真实的人类文化记录簿（L.芒福德语），近代租界建筑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写照。

这些建筑既反映了工匠们的建造工艺，又真实地再现了欧洲建筑风采。

汉口租界房子的建筑艺术和历史价值独一无二，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珍惜，也可以通过使用老的建筑寻找新的商机，创造商业价值，它们其实更是一笔宝贵的旅游资源。

一个城市形象取决于人们对他的历史记忆。

改革开放前，汉口租界区基本上保持着原貌。

近些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遂之加快，城市中心地价直线上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开发商见缝插针，使原本建筑风格统一的城市空间和疏密有致的旧租界区逐渐乱了章法，导致饱含历史沧桑的租界建筑迅速消失在“现代化”的大漠之中。

作为现代化城市，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新建筑的增加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兴建新建筑时对值得保留的历史建筑给予足够的尊重。

这些留存的建筑已成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看不到数千年前的历史遗迹，还可以历史太久远为托辞的话，仅仅一百多年，甚至只有几十年历史的优秀建筑物却仍不能很好地加以保存，那就太不可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