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精编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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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精编版

农民消费综合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检验

【原文出处】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101

【原刊页号】23～33

【分类号】F2

【分类名】农业经济研究

【复印期号】201007

【英文标题】ConstructionandEmpiricalTestoftheSyntheticalModelforRuralResidents'Consumption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民收入性质影响消费率的理论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07BJY125.。

【作者】徐会奇/李辉/王健宇

【作者简介】徐会奇，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李辉，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王健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102

【内容提要】目前的农民消费模型大都是基于某一特定视角展开，很好地说明了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效果，然而，将各类影响因素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献并不多。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各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综合影响，揭示农民消费行为的本质特征，本文试图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包含过度敏感性、消费短视、消费惯性和主观性等特征的综合模型，并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该理论模型对我国多因素影响下的农民消费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

【摘要题】收入与消费

【关键词】农民消费/消费惯性/短视消费/不确定性/有限理性

【正文】

    一、消费决策理论的研究动态及评述

    消费理论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心。

在西方消费理论研究框架中，确定性消费理论以M·弗里德曼（FriedmanM.，1957）的持久性收入假说（PIH）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And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CH）最具代表性，该理论认为消费者能够熨平一生中的消费波动，将个人财富均匀地分配在生命中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即个人消费不以当期收入为基准，而是由消费者一生的劳动收入和初始财富决定。

LC-PIH（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因为没有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对消费的影响，故对现实消费行为没有很强的解释力。

于是，企图修正和拓展LC-PIH假说的不确定性消费理论逐渐得到发展。

其中，霍尔（Hall，1978）首次将不确定性和理性预期引入LC-PIH假说，并在二次效用函数之下推导出家庭消费遵循随机游走模型，为后续大量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并且，在Hall之后发展起来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过度敏感性理论（Flavin，1981）以及坎贝尔、曼昆（Campbell，Mankiw，1991）的λ理论均将不确定性因素视为研究消费决策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

不确定性消费理论在分析消费决策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消费者跨期最优消费决策时，大都以指数函数的折现形式来表示消费者偏好一致性的理论假设，然而，大量的心理研究和经验观察都表明，消费者的偏好是经常改变的，如艾因斯莱（Ainslie，1992）研究认为：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由于短视行为的存在，更看重近期内的效用，即长期内贴现因子会低于短期内的贴现因子，从而导致消费偏好随时间不断改变，进而导致消费决策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消费偏好改变下发展起来的消费惯性理论和消费短视理论显然将不确定性消费理论的研究框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表1所示，国内大量学者已从多个视角对居民消费进行了有益探索，并且随着研究视角侧重点的不同，学者们所考虑影响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也各有异同。

比如，消费惯性研究视角下的学者（如雷钦礼、贺京同、杭斌）将前期消费因素作为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而利用其他研究视角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学者（如孙凤、胡坚、宋冬林）却对前期消费因素未做考虑。

由此一来，仅用影响居民消费的部分因素去解释整体居民消费行为难免会产生以下两种结果：

其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

如，孙凤（2001）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证实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万广华（2003）利用农户观察数据验证了农民进行消费决策时面临显著的流动性约束，然而，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2003）则认为居民完全可以利用储蓄去平滑当前的消费而不是依靠借贷，即居民消费并不存在即期的流动性约束。

这种研究结果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研究方法的异同所致，但是学者们考虑主要影响因素的异同似乎更有说服力。

其二，同一消费特性在影响居民消费决策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例如，就消费惯性这一消费特性而言，雷钦礼（2003）、贺京同等（2007）和杭斌（2009）对消费惯性系数，即前期消费因素对当前消费决策影响程度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0.9825（农村）、0.2～0.3（城镇）和0.4265（农村）。

同是研究农村消费的情况下，雷钦礼的研究结果竟比杭斌的估计结果高出一倍还多。

前期消费因素在短短的几年内真的能变化如此之大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

其他相关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稀释”消费惯性的作用，进而导致最终不同的消费决策行为产生。

如表1所示，杭斌（2009）建立农民消费函数时考虑的制度变迁因素是雷钦礼（2003）所为未做重点考虑的影响因素，故雷钦礼所得消费惯性系数明显高于杭斌的估计值。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的消费模型都是基于某一特定视角展开，很好地说明了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效果。

然而，农民消费行为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现有的研究中，考虑的因素相对单一、缺乏整体性，从而不能全面、深入地解释我国农民消费的本质。

为此，本文试图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建立一个农民消费的综合模型，对农民消费的特性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为了更为深入地分析多种因素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综合影响，本文提出了农民消费决策的综合模型。

理论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消费者短视行为模型，然后再用消费惯性理论对原有模型加以修正和拓展，最后试图利用展望理论完成对农民消费决策行为进行最为真实的刻画。

（一）农民消费短视模型的引入

    我国针对居民消费短视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其现实依据大都建立在余永定、李军（2000）对居民消费特点研究的基础之上。

例如，朱信凯（2002），胡坚（2005）等学者研究认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如婚丧嫁娶或是购买大型耐用消费品等消费支出，所以为了应付消费高峰，消费者都会考虑设定一个相应的短期储蓄目标。

下面主要以消费短视行为的研究模型为切入点，逐步展开对农民消费决策理论模型的探讨和构建。

    莱伯森（Laibson，1997）在研究其“金蛋模型”①时所用的效用函数为：

    （6）式表示农民会在每期都消费掉扣除短期储蓄目标外的所有资产，然后再进入下一期的规划。

也就是说（6）式保证了农民是“完全短视”的，他们储蓄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未来已知的支出高峰，并且此时的农民只进行积累性储蓄。

（二）消费惯性下的农民消费短视模型

    上述农民短视模型在考察农民消费决策行为时仅是以收入的变动为主要变量和依据，但是，农民消费决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除了收入变动的影响，还会受到以前消费习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并且从农民消费支出的构成来看，大部分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基础性消费层面，包括基本的食品、衣着、居住和交通通讯支出，外加必要的教育支出。

这些支出占据农民消费的绝大比重，并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相对稳定的消费结构会使消费习惯对本期消费有较强的影响力，即消费惯性的作用力较强。

所以，有必要将消费惯性纳入农民消费决策综合模型之中。

所谓“消费惯性”，就是指人们对以前的消费存在心理依赖，即人们的消费偏好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分性，这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表现出一定的习惯，造成了人们当期支出的效用水平不仅依赖于当期的支出水平，而且也受制于在前期已经形成的习惯。

尤森伯里（Uuesenberry，1949）认为消费决策行为是具有惯性的，即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还会受到过去消费行为的影响。

此外，缪尔鲍威尔（Muellbauer，1988）和戴南（Dynan，2000）也利用对数线性模型欧拉方程估计了收入不确定性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

具体而言，温德纳（Wendner，2003）则通过引入有效消费的概念将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做量化处理。

经典理论假定当期的效用水平由当期的消费水平决定，而习惯形成理论认为当期的效用水平取决于有效消费，即滞后消费对当期消费的调整值，也就是说当期的效用水平不仅依赖于当期消费的支出状况，还与消费者此前的消费水平有关。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符合农民的消费实际，我们将（6）式调整为：

    上述分析都是基于完全理性假设。

但现实中，农民的消费行为明显受到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非完全理性特点。

一方面，农民面临着各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农业生产本身决定了农民需要面临自然风险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可得：

1984-2003年的20年间，我国农业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均在50％左右，个别年份如2000，2001年比重高达62.85％和60.89％。

同时，我国农产品市场发展不够完善，使农民面临了一定的市场不确定性。

以1990年为基期，我国1990-200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率波动明显，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竟相差58.5％之多。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农民在进行消费决策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

另一方面，受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民不具备进行长期消费预算的能力。

其消费预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使其偏离理性人假设而表现出非完全理性特征。

甚至即使是对未来短期内的消费，他们也很难进行很好地预期。

如果在农民消费决策模型的构建中仍然沿用完全理性假设，即用（6）式表示农民具有“完全短视”的消费特性，其会在每期都消费掉扣除短期储蓄目标外的所有资产，然后再进入下一期规划的短视消费行为，这明显与现实中的农民消费行为不符。

现实中，农民往往会根据当期收入留存部分预防性储蓄以应对诸如收入波动、制度变迁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数量上剔除（6）式“完全短视”中的当期收入（但不排除当期收入对短期储蓄的影响）,

    现实中，由于农民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非理性和主观性，他们不能够“理性”地去设定短期消费目标，而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对风险概率进行主观估计，因此，本文引入“有限理性”假设，以求最终的消费模型更加贴近农民消费的现实状况。

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突出农民短视消费决策的非理性和主观性，笔者假设农民在制定决策时首先会依赖于一个参考点，例如胡坚（2005）认为消费者会根据前后三年的收入水平状况，调整其消费水平。

此外，现在农民的收入结构较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外出打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

例如，2007年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为38.6％，较1987年的24.6％增长了14％。

显然笼统以总的农民纯收入的波动来刻画对消费支出决策影响的解释力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故若是分别用不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变化来刻画其对消费支出决策的影响会更加接近客观实际。

因此，本文采用展望理论将不确定性、主观性和有限理性纳入分析框架，以充分反映农民消费的真实特点。

    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1979）提出的展望理论分别用价值函数v（x）和权重函数π（p）代替经典期望效用理论中效用函数U（x）及概率P，该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

（1）用根据相对参照点划分受益和受损区域的价值函数代替效用函数。

（2）与价值函数相乘的是非线性的权重函数π，而不是线性的概率值。

权重代表对项进行估计时其相应概率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