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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少诗人看来，地域性的重振将是当下诗歌必然经历的阶段。
反观世界性。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世界性是一种剔除了民族性、地域性所余下的“普遍性”，但去除自我，盲目比附，常让这样的“普遍性”显得空洞无物。
在诗人树才眼中，世界性不过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地域性”。
“世界性指什么？
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地球性，一个生命的人类性。
”他认为，为自己而写，为民族而写，为世界而写，其实是一回事。
把“他们”看作“我们”
在当代文艺“走出去”的大背景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也经过了无数次的表述。
曾经，固守地域性被认为是对世界性的抵抗；
后来，我们又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然而在诗人杨黎看来，这两种说法事实上都蕴含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假设：
即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分割开并相互对立的。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与这个世界的普遍性对立起来，那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无疑是狭隘的、极端的。
”对于这种对立的倾向，诗人吉狄马加表达了他的不赞成。
杨黎也说，强调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对抗，是一种世界破坏主义，其目的是反对现代性。
可见，诗人对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理解，并不流于表面，而更多看到了概念背后的创作实际。
在克罗地亚诗人达米尔·
索丹看来，正是因为诗歌源于个性，所以它始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对普遍性的亲和力。
吉狄马加则表示，只有当诗人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内心独一无二的感受，并通过翻译为读者所接受，他的诗歌才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
在此方面，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诗人都无一例外地，将“个性”与“共性”这对貌似对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
这源于背后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即诗歌永远是“自我”表达，而“自我”正是全人类沟通的“通用货币”。
毫无疑问，“民族性”的本质就是自我书写，这也是诗歌的本质。
所谓“世界性”，不过是从“小我”扩大为“大我”——无论如何，依然是“我”。
相对于全盘否定的“无我”和空谈概念的“超我”，诗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内心经验，进而触动整个世界。
“我是诗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人。
我为自己而写，也为人类而写。
”在谈及“小我”与“大我”关系之时，树才以一种诗意化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感受。
这段简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点是——中国诗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我们”，才能真正与世界融为一体，发出具有“世界性”的声音。
人是最终的标尺
为“我”书写也好，为“我们”书写也好，诗歌创作都不是口号和理念，而是人本身。
对此，本届诗歌周的组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有他独到的理解。
“相比于概念，我更关心的是人。
”阿来认为，民族性不是刻意为之，只要忠实地写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会有民族性，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润中。
小说是这样，诗歌也同样如此。
在丹麦诗人尼尔斯·
弗兰克看来，诗歌的目的在于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与对话，其基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情感。
他以一首被翻译过的中国明清时期的无名诗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抛弃一个孩子，如何忍心！
噢！
扬子江的水啊！
请慢点，再慢点！
不要冲击那些岩石”
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无力保护女婴，而不得不弃之入河的悲恸。
“显然，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仅亚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
”尼尔斯说，“诗歌是人类感情的共同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各地的诗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成为诗歌的最终标尺，也是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终标尺。
人作为标尺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也在于阅读和接受。
作为“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尚仲敏说，即使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也不能写出来只给自己一个人看，他需要读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
“那些没有读者的诗，注定是‘坏诗’。
所以，好诗人和好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
让人看懂。
这对于所有即将从故乡出发、向着“诗和远方”前行的诗人而言，也许是一个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道理。
王黎光：
好作品要有灵性、灵气、灵魂
郭超《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3日09版）
【我眼中的名人】
“巍巍起丰碑，耿耿是忠魂。
”随着电视剧《彭德怀元帅》的播出，气势磅礴的主题曲《大英雄》也在千万观众中传唱开来。
而为这首歌谱曲的，就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王黎光。
二十多年间，从王黎光的妙笔下流淌出无数家喻户晓的动人旋律。
《宰相刘罗锅》《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天下无贼》《京华烟云》《老大的幸福》等，几十部影视作品的作曲与配乐，都出自他手。
有人认为，主旋律作品不好写、写不好。
王黎光对此不以为然。
“很多人，包括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歌曲不好听，是因为作品是主旋律。
把自己的音乐不受观众喜欢的原因归咎于主旋律，认为似乎主旋律音乐就应该不好听，这是很大的误区。
”王黎光摇头，“什么是主旋律，主旋律等于主流，主流等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受群众喜爱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作品。
要创作好主旋律艺术作品，他认为，应具备灵性、灵气、灵魂三个条件。
就歌曲创作来说，灵性是采集民族民间音乐中最闪光的元素并把它巧妙地结合到作品中来；
灵气是作曲家在与民族民间音乐元素碰撞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化才华释放；
灵魂是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
灵性、灵气、灵魂缺一不可，深入生活是获得艺术成就的唯一途径。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真正解决好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鲁迅先生的追悼会上，郁达夫曾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王黎光正是秉持着对民族英雄的敬畏之心，谱出一曲让人荡气回肠的《大英雄》。
“彭德怀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英雄群体中的一员。
我自己多次去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采风，在这些地方，都会感受到彭德怀元帅的影子。
他在不断地追寻探索中，选择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人生道路，让我非常感动。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王黎光认为，只有先触动自己的内心，才能创作出感动他人的作品。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希望把我的感受、感悟融化到作品当中，分享给听者。
今天的人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
彭德怀等革命先辈坚定的信仰，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突出的人格魅力不断牵引着我，让我敬畏，正是这种敬畏激发了我创作的动力。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认为王黎光有些“刻板”。
他追求理性、作息规律、衣着得体、发型保守而且几十年不变。
“你怎么不像搞艺术的？
”“你不像做音乐的。
”这种话王黎光听了很多，不过这也正中他的下怀。
他认为，艺术家的个性应该在作品中，而不是在生活中。
艺术家应该在艺术的世界里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生活中处处彰显怪异。
1986年，王黎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班。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几十年间，他在新闻与音乐两个似乎不太搭调的领域间游刃有余，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去年，他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履新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在中国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为中华民族音乐鼓与呼。
今年春晚最火的节目之一——《华阴老腔一声吼》，就是经他和众多艺术家推荐登上春晚舞台的。
“吸纳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华阴老腔一声喊》源于生活，既接地气又创新出彩，雅俗共赏。
这首歌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中华民族的音乐元素是那么精美，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而且它是时尚的。
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华阴老腔的魅力，传统音乐元素没有随着岁月而失去光泽，它在现代音乐的包装下还能熠熠生辉。
”王黎光说。
（郭超）
鱼兮，归来
陈新民《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3日10版）
【留住乡愁】
很多年前，泉水叮咚的小水渠给人们留下美好回忆。
由于水质澄清，村里人世代洗涤、灌溉全靠它；
由于鱼虾成群，人们前来捕鱼捞虾。
那时的人可谓聪明，只需布一个流水斜面，安一个“倒水笼”，鱼儿有逆水戏游的习惯，傻得可以，溯水而上直接就冲到笼子里。
第二天提起一看，啊哈！
满满一笼子活蹦乱跳的鱼，有泥鳅、鲫鱼、白条鱼……有时还会蹒跚着一只小鳖。
如果逆上入溪，收获更丰。
那是一条季节河，稍旱便断成一处处小水洼。
洼里游着成群的溪鱼，其中金色的鲑鱼、青白相间的石斑鱼皆为“鱼中娇娃”，水质须十分清净方能生存。
孩子们捉鱼，只需赤脚去搅动溪水，拍手驱赶，鱼儿就会惊慌失措地钻到溪石底下，露出后半截身子。
此时翻动溪石，过不多久就能捉到一大串鱼，烧来吃美味极了。
人是万物的主宰，小小的嘴巴不过一两寸宽，然而若不计后果，一路吃下去，也会山穷水尽。
沧海桑田、时代变迁，人类无止无休的索取和随心所欲的消耗，使得溪流的遭遇不忍卒视。
先是药鱼。
有一种药叫鱼藤精，上游倒一点，沿渠的鱼就会翻白，无论三四寸长还一寸多长的……那时的人们懵懂，大小都捞了吃，也不管吃了是否对身体有毒害。
再是电鱼。
人背个电瓶沿渠一路电下去，黄鳝、水蛇都直了身子，又是一顿饕餮——谁管明天？
！
再后来就是污染。
上游有搞小化工的，有炼“三废”银的，废水流下来，气味刺鼻，莫说鱼虾，就是人在坑里洗脚，皮肤也会又痛又痒，几天不愈。
终于，这条与人们世代相处的水渠没了生气，鱼虾消失了，严重的时候连螺丝、水草都不见了，只有一些白色悬浮物挂在水面的垃圾上袅袅地漂着……
走在水渠旁的乡间小道上，看着曾经澄清无比的小沟渠变成这般污浊的模样，人们感到一丝莫名的孤独——没了那些丰富多彩的生灵作为依托，人类岂不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没错，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人类猛然醒悟了。
于是，药鱼、电鱼的行径基本绝迹；
小化工、炼“三废”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随着政府的坚决取缔和严厉监管得到全面改善。
此外，当地政府还把“治水”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发动人们擦亮一面面“乡村之镜”——池塘，引清流入村居，还鼓励人工放养鱼苗……经过数年动真格的整治，“廊榭风荷”“游鱼戏水”的生动画面再现百姓生活。
如今，我又徜徉在乡间小道，凝望着脚边这条似曾相识的小水渠。
流水清亮，一群小鱼追逐亲吻着随水漂动的水草……眼前的景象并非梦幻——鱼兮，归来！
好书的奥秘
中国军网2016年7月23日星期六第07版：
迷彩书屋■王守伦
读书，是人们获得经验的重要途径之一，也可帮助人们充实完善自我，提高能力素质，实在大有益处。
然而，书海浩瀚，即使穷其一生也无法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籍。
所以我们必须有选择地去读。
别林斯基说过：
“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
我们必须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
”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我们更应精心选择，读好书，汲取其中营养，为我所用。
读醒脑之书，立鸿鹄之志。
所谓“醒脑”，即拨开迷雾，肃清混沌，树立信仰，明确方向。
百学须先立志，而读书最能添抱负、长志向。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说的就是一个人有远大的抱负志向，就会迎来广阔的舞台空间。
对于我们军人来说，坚定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就是最有时代意义的抱负志向，就是要通过读书补神醒脑，在众声喧嚣中厘清认识，坚定岗位建功的军旅抱负，自觉在读书中成长、在求知中成才。
“学既积于心，犹木之敷荣；
根本既坚好，蓊郁其干茎。
”读好书立好志，自然而然就打下了施展抱负的基础。
读修身之书，育优良品德。
所谓修身，犹如日常栽花，需要时常修剪枝叶，施肥浇水；
如若照料不当，必开不出好花，甚至枯死。
种花尚然，何况为人。
中国有这么几本书几乎是人人必读，《论语》《孟子》皆在其中。
此类书籍，读起来如同与圣贤交谈，在眼前竖起一面晶莹透亮的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日积月累，既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又知天下事而懂荣辱、辨丑恶。
读兵者之书，砺打赢本领。
“晨练宝剑，夜读兵书。
”古人用8个字高度精练了军人应有的生活方式。
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
兵书者，存亡之道，不可不读。
一本《孙子兵法》历经千年风霜仍熠熠生辉。
不可否认，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日益提升，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
从前人经验和教训中找准吃透这些基本规律，就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看透迷雾，牢牢把握主动权。
现代战争是全系统、全方位的对抗，各级有各级的职责，各级有各级的作用，关键时刻，一个士兵的作为甚至可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走向。
因此，钻研战争经验、把握战争规律，应是全体军人的“共同课目”。
读胆气之书，练铮铮铁骨。
“理明识定、胆气自壮”。
军人自当有军人的样子，离不开胆气、虎气，而读书也能练胆气、添虎气。
古往今来，引人感召的民族脊梁多是读书明志的楷模。
面对死亡、文天祥视死如归，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潇洒坦荡；
面对强敌，岳飞敢战言战，立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亮剑沙场；
面对困境，毛泽东信心满怀，笑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般万丈豪情，大概也只有在书中才能深刻感悟。
语言的力量
——《先秦军事外交语言艺术》评介■韩 刚
“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也必须汲取。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徐同林著《先秦军事外交语言艺术》（国防大学出版社），从先秦军事外交语言艺术研究入手，展示了那个时代辩士们唇枪舌剑，一言九鼎的风采。
他们“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丧”，甚或“四海齐锋，一口所敌”，舌战的威力出神入化，几乎无所不能，令人切身感到：
“舌比剑锋利”。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军事外交语言改写了多少王朝的兴衰，促成了多少战局的逆转，造就了多少历史的转折。
该书从朝代的更迭、战局的逆转、人物的风采、方法的创用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先秦军事外交语言艺术的成就功效、成功轨迹、方法规律。
全书共4篇13章26万字。
有专家认为：
“该课题具有较高的创新性，一定的科学性，以及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在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开放性大背景下，结合军事特色和外交语言的特点，借鉴了相关的思想理念和有效的方法途径，对先秦军事外交语言艺术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广大军事爱好者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外交即博弈——不同信仰的博弈与较量。
它是以文化的软实力配合军事的硬实力，在交流交往交涉之中达成妥协与平衡。
所以，政治在军事外交斗争中不可或缺，而且是军事外交的灵魂与主脑。
因而，在经济基础、军事实力与政治威信三者孰轻孰重的讨论中，孔子将“民信之”的政治置于首位，而把“足兵之”军事置于末位。
你看，商汤灭夏之战，一篇《汤誓》区区142字，却促使刷新了一个已经500年的庞大王朝——夏朝的历史。
这就是一篇顺应民意，推翻暴政的政治宣言。
再看周文王无言断狱，仁义兴邦，也是仁政德治的巨大感召力与向心力的例证。
再看齐桓公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也就是因为他高高擎起“尊王攘夷”的大旗。
有限的战争加之频繁的会盟，将他推上了春秋“五霸，桓公为盛”的崇高地位。
战争降临，敌强我弱，如何面对？
若能争取中立，甚至化敌为友，那么，战场的被动将被扭转，战争的结局将会改写。
晋文公主导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这样的经典战例。
对此仲尼感慨不已，曰：
“《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
慎辞也！
”（《左传·
襄公》）而这种“德攻”或者软实力的方方面面发挥，正是与语言艺术密切相关的。
运用语言等手段有效提高软实力的“德义攻击力”，这是历史的启示。
敌人的内部绝非铁板一块。
其君臣、将相、盟友，乃至兄弟之间都有这样那样的间隙、隙缝、矛盾、斗争，都可以用反间计等等的计谋来离间和利用。
这时的三言两语可以逆转战局，胜过千军万马。
“微哉！
微哉！
无所不用间也。
”再看晋阳之战、秦灭六国之战中军事外交语言是如何配以反间计、心理战而成为所向披靡的利剑，扭转乾坤的法宝。
正如鬼谷子所说，纵横家“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
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那么，怎样才能一言九鼎，用口才成就大业，创造战争的奇迹呢？
看看他们的人生轨迹，尤其是子贡的成才过程、苏张的奋斗历史、陈轸的忠诚机智，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他们的人生经历波澜壮阔，他们的应对如流呼风唤雨，他们的语言风格异彩纷呈，值得好好揣摩学习。
军事外交语言运用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尤其那些大家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风格各异。
考察先秦军事外交语言艺术的一些特例，审视一些不为人知的奇方妙法，可以廓开思路，激发创新，创造新的奇迹。
例如，“向戌弭兵”。
宋国的大夫向戌在春秋中期发起了晋楚等14国参加的弭兵会盟，影响极其深远。
其成功的秘诀不在于口若悬河，舌摇山岳的说话，而在于耳听八方，集思广益的聆听。
这在中国军事外交语言的运用中别开生面，令人侧耳。
人心所向，天意难违。
“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
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
”（魏禧《兵谋》）
再如，书信外交的奇妙与奇迹。
只言片笺竟也可以转化敌将的心志，调转敌人的动向，甚至改写战争的结局。
一封书信能够做到这样斩敌夺城，服君退兵，可谓足矣。
语言的锋利岂容轻忽。
再考察诸如毛遂“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舌战的佳话与神奇，这是成功游说的三部曲：
知言——知人——服人。
深谙语言在战争中的神奇奥妙，洞察对方的所思所想所长所短，然后以语言利器一口制敌。
当然，先秦军事外交历史的总结分析还有待深入，如强秦之言，秦国的内政外交之语言方略等，十五国风所体现的民声与各诸侯的内政，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启示，等等，都可以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从这一意义上讲，对“军事外交语言艺术”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鲁迅赠书许寿裳
■柳 哲
在旧书拍卖市场上，笔者惊喜地发现了一本鲁迅签名赠送给好友许寿裳（季市）的民国旧书《小说旧闻钞》。
该鲁迅签名本为首次发现，研究与收藏价值颇高，弥足珍贵。
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
著名学者、传记作家。
与鲁迅为生平知己。
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
翻开签名本，只见款识“误国为文”，“呈季市兄”，落款署名“迅记”，时间、地点为“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夜，上海”。
还有“旅隼”一印，为齐白石女弟子刘淑度所作。
“旅隼”为鲁迅常用笔名，他对此枚印章更是钟爱有加，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一书设计封面时特意钤盖此印。
《鲁迅日记》提及“季市”也很多，查阅文献得知许寿裳又名“许季市”，可见这是一册鲁迅赠送给许寿裳的签名本。
拍主还附有许寿裳印刷讣告一帧，可见这一珍贵藏本最先由许寿裳后人所珍藏，抑或后为其他藏家所得。
签名本最后流入拍卖行，得以大白于天下。
该藏品的来龙去脉如何尚有待于采访藏品拥有人一探究竟。
读曹聚仁著《鲁迅评传》得知，曹聚仁先生对鲁迅先生有一句玩笑话，给鲁迅写传记“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
鲁迅先生听后呵呵一笑说：
“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
”曹先生接着说，鲁迅先生平生有五位姓许的朋友，三位男的，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两位女的：
许羡苏和许广平。
“朋友们心中，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曹聚仁与鲁迅有很长时间的友谊，深知鲁迅心中的朋友是谁。
鲁迅因为理想和性格，许多曾经的朋友均与他交恶，包括自己的弟弟周作人。
但是有一点几乎大家都了解，即他与许寿裳之间的友情可谓是超乎常人。
按照许广平先生的描述，鲁迅和许寿裳在一些谈论的时候也会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被一阵欢快的笑声所掩盖，这背后便是高山流水的互相印证，非外人所能道也。
《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为许寿裳一生最有影响的文字，他的回忆录是我们了解鲁迅最有价值的史料。
和鲁迅同代的人和鲁迅相知如此之深的，恐怕非许寿裳莫属。
许寿裳的回忆录史料之翔实，理解之深切，为人所称道。
鲁迅的音容笑貌、风姿情调无不生动体现。
倘若不是他留下这些珍贵旧闻，鲁迅早期的岁月留痕恐怕已湮没无闻。
他的回忆录叙述鲁迅生平言简意赅，毫无渲染，点面、虚实拿捏得当，鲁迅世界的重要元素无不生动表现出来，给人印象有不俗之感。
许寿裳，不愧为鲁迅的知己，相知相交实乃彼此人生的大幸。
许寿裳与鲁迅是同乡。
他和鲁迅相识于日本弘文学院，两人相交30余年，情谊甚笃。
鲁迅留日时期的史料惟许寿裳最为知情，且对其理想志趣了解最深。
鲁迅之于许寿裳不止于乡情、同窗之谊，而是有着兄弟之情。
在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许寿裳先生逝世近70年之际，鲁迅签名赠送许寿裳的签名本《小说旧闻钞》蒙尘而出可谓是一大幸事。
鲁迅签名本如果能够入藏鲁迅纪念馆、博物馆，变私藏为公藏，更是盛事一桩，对于先贤鲁迅、许寿裳先生则是最好的纪念！
《亡友鲁迅印象记》：
给你一个真实的鲁迅
如果有人因不了解鲁迅而对他存有误解，或者误听了一些谣言而信以为真，或者厌倦了某种政治宣传而排斥鲁迅，那么我要向他推荐一本书，就是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
当然那些对鲁迅抱有刻骨的成见、故意抹黑鲁迅以吸引眼球自抬身价如王朔者流、在偶像破坏中寻找畸形乐趣的人士，则不在推荐之列，可以免去不看，因为我认为温暖的春风是吹不融万古的冰川的。
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从1902年留学日本起，到1936年鲁迅逝世止，他们有三十五年的交情，“三十五年之间，有二十五年是晨夕相见的”，因此可称得上是世上最了解鲁迅的人之一。
他是光复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并不信仰什么外来的主义，也不受任何人的指使；
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官员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思想不左倾，行动不赤化，他所说的，只是他所看到、听到，所了解的鲁迅，以他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人格作为判断准则，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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