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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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
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
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
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
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注：
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
见旧约全书“哈巴谷书”。
——编者注]。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
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
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ré
publicainengantsjaunes〔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
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
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45]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
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
疯癫的英国人叹道：
“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
”“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
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
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46]就证明了这点。
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47]，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
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
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
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1851年12月的coupdetê
te〔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coupdemain〔勇敢打击〕。
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
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
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
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
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
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
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
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
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Rhodus，hic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48]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
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49]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
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
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
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inpartibus〔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诠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
12月2日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
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
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liberté
，é
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
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
”[50]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
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
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
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
二月时期；
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51]）；
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
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
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
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
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52]、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
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
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
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
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
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
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
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
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
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
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
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大家知道，5月15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
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
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
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
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
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
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
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
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
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
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
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
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
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
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
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
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
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
”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
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
”这一口号所战胜。
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
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
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
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
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53]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
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
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54]，和“辩论日报”[55]一样地算是受人尊敬的。
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
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
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第一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
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国主义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就能以路易·
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胜利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
“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
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leadingarticles〔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
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
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
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
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
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
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
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
“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
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
“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
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
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
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
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
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56]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
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
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
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
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
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
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
例如：
“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
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
”（法国宪法第Ⅱ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
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
”（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
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续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
”（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
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
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
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
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
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
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
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顶上罢了，或者不如说是在全部建筑物顶端的两个头脑上：
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
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
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
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
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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