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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走向黄河，是一种惊世的悲壮。
豪饮北风，伫立在高岸。
倾听大漠荒原，倾听古战场铁马金戈的长啸，倾听五千年祸福相生从不静息的声威。
苍凉夕阳抚摩傲岸峡谷，抚摩黄河子民青铜质地的肤色。
黄河百折不回，黄河不废万古流。
空中的寒星，是谁的眼睛？
水面浮动神秘的灯影，地平线撤退到时间与意识的外围，万种声音在裸原的深处悄无声息。
黄河钩沉，流星划过。
河水击响节拍，一种不可违背的预约。
温柔与雄浑弯曲成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谁主持了秋天的全部收获？
谁把千秋的史话传诸无穷的后世？
黄皮肤的古老民族，站在迸溅喧嚣的激流上，站在粗粝蛮野的船歌里，站在烈烈烽火锻造的旋律中。
能割舍一切，不能割舍黄河的品格。
那是生命的赞歌，生命的光辉。
三门峡！
禹王马蹄长青苔，中流砥柱依旧在。
禹门口！
鲤鱼跳过成龙。
劈开万仞山，黄河如同破竹。
气吞山河，浊浪排空，问鼎中原。
壶口！
黄河直立。
舞者从云端跳落大地，跳落硕大的牛皮鼓。
黄土地划出长长的弧线，坚岩劈出狰狞的裂痕。
步步踩着鼓点，陡然急切，忽又沉雄；
或寒泉注淌，或雨打梧桐，越舞越酣然。
苍黄的牛皮鼓起了白烟，黄河唤起威风，鼓声直击心头。
鱼龙跳峡，兵甲交锋，狂涛扑岸，霹雳腾空。
旅人肃然发痴，屏了呼吸，凝了眼神。
穿叶蝶倏尔消失，紫槐花纷纷洒落，灿烂白日绕过千年古树，峭石上投下苍鹰的黑影。
沉默弥漫大地。
一代代黄河人，把血脉喷涌成黄河的血脉，把骨肉凝结成黄河的骨肉。
不由分说的狂飙，翻卷出无尽的悲歌。
就只为多年以后，儿女们能够如此美丽地在大地行走：
纺织棉花，种植水稻，收割麦子，拉网打鱼，早晨读唐诗，黄昏背宋词，宣纸上泼墨，瓷器上绘画，在江南的雨巷徘徊，在塞北的草原纵马，用醇酒招待客人，用香茶浸泡温情，和美好的男子或女子相爱。
有一天老死，就埋在河岸随便哪一座山峦。
一片片向海上漫泛的土地，那么年轻，来不及生成礁石。
一种平静是如此明净，醉归的舟子凝神谛听天籁。
隐隐约约黎明的钟声，悠远地传来，轻轻拂落淡淡的疏星。
而越海而来的朝霞，如潮涌。
东营三角洲！
最湿润最年轻的风，抚摩坚硬的手掌，抚摩风干的梦想，抚摩深夜的凝思，抚摩朝日的喷薄。
黄土地留下的热血与汗水，岁月无法冲刷，也无法更改。
铁凝：
山中少年今何在——关于贫富和欲望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
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
钱。
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是：
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我，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
贫富和欲望。
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
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
“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
”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
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1000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
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
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
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
小说大意是这样的：
二十年多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小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
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
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
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
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
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
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
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
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
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干粮篮子出了村。
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
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
当满屋灯光哗的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
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
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
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
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
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
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
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
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
那一带太行山风景峻美，交通不便。
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
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
煮碗挂面吃吧。
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
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
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象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写进小说里的那一张。
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
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
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
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户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
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
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
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
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
“哼，小道呀，知道。
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
”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
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
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
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东——山杏的爹。
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
比方他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
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
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
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
要是没有火车呢？
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
交通、通讯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
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
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那么，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
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
没有它们的入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
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
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
谁有权力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
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
其实当我在这儿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
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
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
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
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
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
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力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
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
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我认为那是诗。
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
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
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
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
如同16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
“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利润”这字眼嵌入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联。
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
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
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
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
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以为的“面子”。
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戏班子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
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
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间太小，空间太小！
”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的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
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捍卫。
这也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
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20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5000年。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
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历了500万年。
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
当200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
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
人类恐怕还要有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
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
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
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
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
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
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
就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
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
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
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也因此，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
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考问和期待。
“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
范曾：
准将的肩章——记戴高乐将军
我拜托将军的者，前巴黎大区省长、九十三岁的沃塞尔（LucienVochel）先生将一幅我水墨画的戴高乐将军肖像赠送给菲利普·
戴高乐，因此有了以下两封往返的信件，它们将。
菲利普·
戴高乐
海军上将
议会名誉议员此致：
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
范曾大师
亲爱的大师，亲爱的院长先生：
我与太太在医院盘桓了相当时日后回到家中，太太则仍然滞留医院的病榻，我惊喜并骄傲地发现我们的朋友吕西安·
沃塞尔省长送来大幅戴高乐将军的肖像作品，她是如此光彩照人而形神兼备，更兼充满和谐、审美情趣与苍劲有力的中文书法题跋，足徵任字皆不能望其项背，使我写此信时感到，但却依然以九十高龄亲笔手书，以对您给予我的莫大荣幸和满足表达由衷的感谢。
以此，我及家人便幸运地拥有来自如此伟大的国度的大师之杰作，戴高乐将军于1964年正式承认了那个伟大国家，然其内心则在早年初获世界历史知识时便于此不疑。
我把您的照片置于画作的背面珍藏。
这是出自悠久的文化世家的伟人的肖像与杰构。
您于全世界的绘画、诗歌、文学诸领域及高等学府皆享有盛名。
再次对您的隆情美意深表谢忱，亲爱的大师，亲爱的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极深厚的友谊和极崇高的。
2011年10月10日
尊敬的菲利普·
戴高乐上将：
奉读来函，曷胜欣慰，殷殷之情，深为。
今与沃塞尔先生赴令尊之居停、坟茔、纪念馆仰瞻，由于您的关照，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热情的接待，足徵将军您和令尊大人在人目中备受的崇高地位，我们的感受是甚难一言以尽的。
八百年前中国的英雄和诗人文天祥有句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于人曰，沛乎塞苍冥。
”令尊于此当之无愧，作为一位世界的伟人，他淡泊寡欲的胸怀和奋不顾身的勇气，将永远长驻人类的历史，如常青不败之树。
朴素、单纯反衬出崇高伟岸的坟茔，使人有说不尽的怀想。
伟人生前属于世界，而死后他唯一的个灵愿慰藉令堂与令妹，这是一片而的人性的清溪，大地葳蕤的草木陪伴着他，这就是的归宿。
古往今来，有此功、此德、此品的将军，舍令尊其谁，集哲人、伟人、于一身的元戎，舍令尊其谁？
肩章亲爱的将军，在令尊坟茔前，我深深地鞠躬，这是东方文人至高的，我捡回居停飘落的一片红叶，留作此行的纪念。
此颂
秋祺
范曾
陈建功：
铁生轶事
1月2号清晨，我和妻子赶到八宝山二楼西厅告别室时，铁生已经安放在灵柩里了。
周围只有二三十人吧，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号令鞠躬。
铁生的妻子陈希米说：
大家不要哭，铁生不愿看大家哭……请大家撒一些花瓣给他。
我们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
陈希米说，我们跟铁生告别吧。
我们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
陈希米说，留下几个有力气的朋友，别的朋友就走吧。
我们没有走，看着灵柩被抬上担架车，缓缓地推向焚化炉……
后来，我们又随着铁生的遗像，把告别室里的一些鲜花和铁生的一些衣物送到户外的焚化炉去。
焚烧衣物时，陈希米突然对我说：
“王安忆织的那件毛衣没烧，还在家里放着呢！
”
我心头一酸。
我不知道是铁生跟她交代过的，还是她自己想到的。
这个日子，本来是定在1月3号的，不知为何又提前了一天。
想了想，觉得希米的确是最理解铁生的人。
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提前一天，或许是为了让铁生走得更为“悄悄”吧？
铁生永远是这样低调，平实。
他死了，这死唤醒了我们所有朋友和读者心中蛰伏已久的尊崇与爱戴，用我女儿从海外发来的邮件里的话说——“网上早已悲恸一片”，然而铁生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低调和平实，由希米替他坚持着。
他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
他希望朋友们为他高兴，高兴他的一生终于战胜了灾难与残缺，高兴他终于有一点感悟与思考留存人世，高兴他还留下了一份肝脏，救治了天津的一个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
得知铁生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几个小时以后，知道他已经离去。
本来我一家、何志云一家已经约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铁生夫妇做几乎每年例行的聚会的，为此我已经订下31日回京的机票，岂料下了飞机，赶到铁生家，只有何志云夫妇陪一脸疲惫的希米坐在屋里，另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却看着脸熟，有一种莫明的亲切。
希米说，这就是《我与地坛》里那个“长跑家”呀。
哦，就是那位“西绪弗斯”式的“长跑家”吗？
记得铁生写过他们在地坛感慨人生际遇的凄凉与悲壮——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
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
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
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
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两万米。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
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
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
“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
”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
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或许因为“长跑家”在场，或许因为置身于铁生起居的地方，我总觉得铁生仍然坐在轮椅上，躲在空气中的一隅，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像他在地坛的树林里，察看着每一位过往者一样。
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达我的难过，铁生肯定会在轮椅上笑着看我。
想着想着，我甚至为带来了一个花篮而尴尬起来——铁生和我，多次谈到死亡，他是如此的淡定和从容。
他说过的，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而我，又何必要带来这个如此常规的花篮和挽带呢？
希米很平静地告诉我铁生辞世的经过，最后，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铁生去世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来的电话，说铁生捐赠的肝脏，移植成功了。
我默然了很久，说：
“真没想到，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我以为他已经浑身难找一处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21岁截瘫，10年前得了尿毒症，双肾坏死，临终前已经是靠一周四五次透析为生，每次我见到他，都感到他的脸色日渐发黑，疑心病魔已然侵入肝脏，谁想到，这副肝脏，还救助了一位患者。
希米说，她也感到惊讶，铁生的肝脏，居然还有用。
希米还告诉我，铁生还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脑，这是他和长期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约定，他说他死了以后，她尽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为对他的病，医学界还有很多疑问。
本来我不想如此详细地介绍铁生的捐赠，因为这不符合铁生的性格，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会违反有关规定。
之所以要说出来，是因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的捐赠所获得的礼遇令她感动——既为那些全程监控着捐赠过程的红十字会人员，也为那些抱着肃穆之心执行手术的医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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